“所以我們的稅額不高。”艾志新說，“這相當于市場的準入稅，到街邊擺個攤，街道收五元攤位費，只是允許你在這里擺攤，不考慮你實際能賺多少。反過來想，就算不征稅，老鴇子還不是一樣盤剝妓女？別看衙門不向妓院征稅，妓院花得應酬方方面面的錢遠遠超過了我們征收的稅款。咱們進了城，妓院這方面的花銷不敢說全面沒了，起碼也是沒了一大半。”
業素來與衙門官吏，地方惡勢力勾結，以其作為保護傘，但是這種保護必然是要付出大代價的。廣州被抓的幾個胥吏頭目，每人家中都抄出十萬兩以上家產，這其中來自“花業”的孝敬占到了相當重的比例。至于地方豪紳，雖然明面上是不沾這種所謂“臟錢”，實則下面的豪奴用主人的身份為妓院撐腰站臺，獲取好處孝敬主子的亦不在少數。
“同時也可以淘汰低端產能。”林佰光說道。
“是有這個意思在內。”不分級差的征收統一稅率，勢必會淘汰行業中的弱小者。業的低端同樣是廉價路線，要繼續保持價格廉價，老鴇除了瘋狂的壓榨妓女之外別無他法。而新得法律廢除了人身依附，采取了自由雇用體制，這就迫使老鴇領家必須支付工資：無形中提高了勞務成本。低等妓院在重稅和勞務費用上漲的雙重壓力下只能退出市場。不過艾志新不愿意多談這個問題，在一個女人面前談業的升級換代，盡管是純專業性的討論也是相當不禮貌的。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妓女眾多絕非好事，雖然一時間解決了所謂的問題，但是妓女很少生育，生育之后一般也不會很好的撫育。而所謂的性發泄，充其量只是緩解了社會矛盾，并沒有解決人最基本的生育繁衍需求，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麻醉藥。”劉翔趕緊又來了一通大道理。
慕敏繼續介紹說第二步就是廢除這一行業中的人身依附關系，不論是買賣還是所謂的“領養”，一律轉為自由雇用關系。妓女愿意從良另尋出路的，一律準予，任何人不得留難。同時廣州市政府為愿意從良的婦女提供必要的就業輔助和婚嫁介紹。
“同時我們會在妓女中發動訴苦、“翻舊案”運動，將其中有民憤大，有人命案子在身的老鴇、領家和龜爪抓一批，公審一批，這樣我們的舉措就不會有什么反抗了。”
原本廢除人身依附必引起老鴇領家的抵制，但是通過“訴苦運動”、“清理舊案”大抓大殺一批，不但可以摧毀反抗心，亦可以發一筆抄家財。
干這行的，不用說別得，“逼良為娼”四個字總是逃不了。就算是按大明律治罪也夠喝一壺的。這伙人的罪名都是現成的，只要愿意想收拾誰就可以收拾誰。
“考慮到本時空從事業的婦女大多是被迫無奈，除了少數好逸惡勞者愿意繼續從事這一行業之外，多數婦女應該還是有從良期望的。其中無家可歸的，我們將把她們分批送往海南。”
大批妓女從良，不但可以補充元老院的工商業中的女性勞動人口，亦可緩解目前瓊州等地元老院統治區男女比例失調，解決相當一部分移民的婚姻問題。堪稱一舉多得。
通過這一番殺伐整頓之后，即按照元老院現有的模式，重新構建廣州的風俗業。艾志新聽得很仔細，仔細的考慮著在廣州的風化業的征稅方法和具體的稅率。當然亦得考慮本時空的低水平管理狀態下的可執行性。當他聽到慕敏在談廣州樂戶的安置問題的時候，他發言道：
“我建議把官辦妓院接收下來。”
慕敏吃了一驚：“你是說”
“我是說可以由紫明樓出面接收這些沒收財產，搞一個紫明樓娛樂公司，”艾志新其實早有這個想法，無煙工業的高端路線怎么走，紫明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樣可以盤活我們在風俗業整肅中接收下來的房產、設備和人員。使之繼續發揮作用。”
接收下來的房產和設備固然可以挪作他用，但是大量的從業人員卻不是那么容易利用起來的，特別是官妓院的人員幾乎全是樂戶出身，他們世代不事生產，雖然樂于摘掉賤民的帽子，但是轉行的卻不見得很強，除非搞類似勞教農場一樣的強制勞動，否則要他們轉業還挺困難的，成本也大。
劉翔的臉色卻不大活絡，艾志新知道他的小九九，紫明樓是“國企”，利潤是直接上交給元老院的。規模再大，利潤再高，也和廣州市政府的財政收入沒多大關系。所以他后面還有：
“雖然是國企，但是其中妓女繳納人頭稅可以歸地方所有。具體的稅務分成可以再議。”
劉翔的臉色這才好看了一點。
艾志新這才繼續道：“因為風俗業是被列入重稅行業的，我們在編制具體的稅種稅率上肯定會有所考慮。”
“你不是說向妓女征收人頭稅是暫時的嗎？”慕敏問道。
“我表達的不嚴謹，人頭稅是暫時的，等到風俗業的新體制建立起來之后，我們就開始推行妓女的個人所得稅根據她們的收入制定具體的稅率。當然，妓女是沒有免征起點的，畢竟是寓禁于征，讓干這行的和想干這行的都得有點負擔。”
艾志新笑了笑，說：“關于風俗業的稅收，我暫時就考慮到這么多。不過我這里還有個不情之請，廣州的經濟情況有沒有更詳細一些的材料。我看了看，有太多的不確定的東西。許多數據靠推測，這可不行廣州的經濟總量搞不清，財稅工作很難搞。”
“其實普查工作我們一直在做，但是我們缺少數據處理能力，資料積累了不少，沒法及時統計出來。”劉翔說，“再搞經濟普查，采集的數據得把我們活活淹死不可。”
劉翔這幾個月的工作，主要就是在進行入戶調查。目的有三個：新戶籍制度登記、不動產和工商登記社會情況基本普查。粗略的包括了經濟普查的部分內容，但是并不太詳細。這不是劉翔愿意簡略，實在是沒有這個能力。
即使很簡略的調查，采集的數據也已經非常龐雜。這就牽扯到數據維護的問題。
劉翔自己就是搞數據處理出身，深知如果光靠手工匯總計算大量的數據就是災難。發動機行動、海南島全島人口和經濟普查這些涉及大數據處理的工作，都依賴于元老院的計算中心服務器強大的處理能力。如果換成手工處理，幾年都搞不完不說，差錯率還高得要命。美國在十九世紀搞得人口普查，處理匯總數據往往要七八年才能完成。
現在廣州要搞得這些普查，如果沒有計算機系統作為支援，只靠手工匯總廣州同樣沒有這樣的能力，一樣得送回臨高去處理起碼也得等個一兩年才能看到結果。縱然劉翔已經打了報告要求在廣州設立數據中心，到底什么時候才能落實也是個問題。
艾志新沒等會議結束就離開了，作為五道口的干將之一，他的工作可不僅僅是廣東兼廣州的財稅局長，五道口本身還有一堆事情要他完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閱讀港庫的流轉報告。并且做出相應的指示。特別是在這前線打仗，后方還要搞金融改革的關鍵時刻，他更得緊盯。
不過在艾元老離開之前專門送了一份備忘錄給劉翔，表示請他“會后有空的時候看一看”，劉翔散了會趕緊打開一開，這備忘錄的內容是對洪部長插手“合理負擔”的征收提出“憂慮”和“審慎的關切”。
這套外交辭令的意思劉翔當然是懂得。但是洪部長是軍隊的人，不歸他管。眼下軍情緊急，部隊調動頻繁，后勤部門有很大的自主權，除非自己上書元老院，上綱上線的開噴，否則不會有人在意的。結果就是他的頭疼又加劇了幾分，
來廣府一百多天了，劉翔也頭疼了一百多天。內內外外，上上下下，都無比頭疼。
人還沒來廣府呢，勛素濟的農村調研報告就“遍傳天下”了，因為報告里暴露不足的事例主要集中在瓊府治下，某些被劉翔批判為“有份”的運動家們又開始了一頓噴，搞得劉翔上船離開的時候頗有些灰溜溜的感覺。
等到了廣州，劉翔發現除了自己頭上又多了文使相等等幾個現管的頭頭外，各個不同的山頭都已經比他還早地伸了觸手過來。有的早早的就圈好地盤準備著“天下布武”。伸得最長的就是軍方洪部長為了給軍隊后勤搞好保障，直接就自己下場了。要說這合理負擔，潛伏期一直都是德隆系統在管，也就是說是五道口的地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