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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九章 王法?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

  張居正的漕糧箱為何會被使用,因為眼下大明的漕糧會經過陸運海運陸運的方式,這樣就減少了稱重的麻煩,過往的漕運,往往會因為稱重的原因,鬧出不少的糾紛,新糧舊糧,蒸干,車馬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都隨著度數旁通的標準化得到了改善。

  同樣這個問題還涉及到了監察追責的問題。

  這些漕糧箱每過一次手,都會貼上封條,經過了哪個衙門就過誰的手,一旦漕糧出現了問題,就追查到哪里,這也是押箱不押貨的基本監察原理,這是張居正考成法中重要的一環,如果可以推而廣之,甚至在商業上都能形成有效的追責機制,目前大明毛呢官廠已經用上了這種法子。

  封條一貼,蓋章的地方撕下一個角來,是洪武年間空印案之后形成的祖宗成法。

  大明的齊縫書押和印章、在貴重物品上再撕下一角作為堪合憑證,是大明兩百年的管理方法。

  為了確保這二十萬糧食能夠順利抵達海港,還將啟用大明最先進的船,五根桅桿21帆面,長二十丈,寬為四丈,長寬比為5比1,主桅的高度為三丈二尺的五桅過洋船進行運輸。

  這也是五桅過洋船第一次入京海航,一艘船可以裝1.2萬石漕糧,剩下的由隨行六十六艘松江鎮軍兵率領的三桅夾板船負責,同時還有二十名海防巡檢,駕駛水翼帆船居中傳信護航。

  一支浩浩蕩蕩的船隊正在松江府集結,他們不是在準備出海商貿,而是將南糧送往北衙。

  這是王國光初步設計的大明銀糧對流體系,大明將白銀帶到北方,而后讓商賈從南方運糧到北方,這也是當年京杭大運河的具體作用,北方土地貧瘠,多征戰,糧食供應總是短缺,稍有風吹草動,糧食的價格直接飛速攀升。

  當年的鹽糧對流體系,也是這樣的道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大明官場鹽丁的逐漸流失以及大明開中法的系統性、結構性遭到了破壞,最終讓鹽糧對流完全失衡,時至今日,鹽引之所以仍然擁有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因為合法。

  這鹽引是合法的鹽政,大明的商賈不總是大膽包天,最近朝廷稽稅房如火如荼的稽稅、追欠,讓合法鹽引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得到了一個快速的提升,過去一小鹽引價值1.5銀,一大鹽引價值5兩銀子,最近飆升了大約15,一小鹽引(120斤)價格增長到1.725銀,大鹽引(400斤)價值飆升到5.75銀。

  鹽引不需要在官廠兌換,鹽引只代表著販鹽生意的合法,萬歷元年到萬歷三年,朝廷一共就發行了3963270引,每年大約為一百三十二萬引,而且這個需求量還在不斷的增長,根據鹽引數量,王國光估算出了大明大致人口數量在一個億左右。

  這種估計是非常粗糙的,并不是作為四差銀征收依據,大明的正賦和勞役的唯一數據依據是黃冊和魚鱗冊。

  凌云翼這個從江西調往兩廣的總督,權豪們終于忍不住要彈劾了,兩廣的縉紳們以為來了個不貪不腐的總督,那就是青天大老爺來了,沒想到還真的是青天大老爺,他凌云翼還不如貪一點!

  朝臣們都有點繃不住,但是凌云翼真的一點商量的余地都沒有,任何拒絕朝廷命令的縉紳權豪,一律被打為謀逆,予以物理消滅的懲罰。

  凌云翼說到做到,比如在萬歷三年四月份,凌云翼上奏朝廷宣布任何人不得和羅旁山瑤民商貿往來,不得販鹽入山,違者重懲,與逆民往來、鼓噪、參與民亂,一律等同謀逆坐罪。

  萬歷三年六月得到朝廷核準后,張榜公告,在萬歷四年正月起實行,萬歷四年正月,凌云翼就轟破了兩家權豪戶的大門,將家主兩人,附逆作亂的家人等十數人,坐罪論斬,奏疏已經送到了刑部衙門。

  是真的轟破,推著大將軍炮就把人家大門給炸開了,而后一擁而上,將全家人都抓了。

  現在終極決策權,來到了文華殿內。

  一方面是凌云翼的蕩寇平定民亂,一方面是權豪戶們請求朝廷手下留情,衡量的準繩就是,這電白林氏、廣州伍氏是否要處斬。

  凌云翼的證據確鑿,從萬歷三年正月起,就開始收集對方的罪證,一直等到萬歷四年正月,對方在朝廷明旨的情況下,仍然抗旨往羅旁山瑤民處送鹽,關鍵是這兩家還參與到了鼓噪百姓加入民亂,凌云翼械送這些案犯入京,那是鐵證如山。

  權豪縉紳們叫苦連天,爭相求情,理由也還算充分,說兩廣總督殷部堂在的時候,大家也都跟匪寇做買賣,殷部堂就不管,殷部堂也是平倭蕩寇,短短四年就將倭寇剿滅一空,殷部堂要的錢糧確實要的多了點,大家都不樂意,但殷部堂從來如此苛求,朝廷若是吹求過急,是不是有失圣上仁德?

  刑部尚書王崇古終于想起了自己的本職工作,開口說道:“此案入京之后,我部對卷宗進行了核查,人證物證書證,歷歷可循,刑部認為該殺,坐罪輪斬,抗朝廷明旨為謀大逆,若不治罪,朝廷威嚴何在?”

  群臣開始討論該不該殺。

  殷正茂在兩廣因為缺少糧餉,廣攤派,把名單上的權豪縉紳一劃拉,直接核算,不給就拆門,還不給就搬床,方式和方法雖然不溫和,但兩廣縉紳權豪,的的確確提供了糧餉助軍蕩寇平倭。

  在討論中,萬士和往前探了探身子說道:“禮部經查,兩家并無三品以上官員,不在八議之列。”

  朝堂風向標萬士和的這個風向,代表著討論的風向已經徹底倒向了殺的方向轉變了。

  “大司寇和大宗伯,是不是太激進了些?”朱翊鈞的傾向很奇怪,他覺得王崇古有些激進了。

  王崇古稍微愣了下說道:“陛下,大明會典未曾修纂完成,這刑名混亂,臣這司寇也剛做沒多久,對刑名不熟悉,還請陛下朱筆御斷。”

  當大明律和大明皇帝的意見產生了分歧的時候,以大明皇帝的意見為準。

  王崇古從來不認為大明存在法律這種東西,這也是他對張居正重用循吏不認同的分歧源頭之一,守法循理的官吏,大明哪有什么律法?

  他這個思路是邏輯自洽而且非常合理的。

  從身份上講,君子,治人者也;小人,被治者也;

  大明的律法小民們壓根就不懂,也不知道律法在哪里,在遇到了事兒的時候,第一時間是托庇于權豪,請權豪為自己游說一二,而且往往很有成效,這是大明的姑息之弊的具體體現。

  而大明的律法對于肉食者而言,根本就是白紙一張,無法有效約束肉食者,因為肉食者是和治人者是高度重合而且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所以大明的律法,上不能約束肉食者,下不能約束小民,這律法可不就是白紙?說大明律,刑部尚書只覺得可笑,大明只有一個法律,那就是王法,陛下的金口玉言。

  對于循吏,王崇古的理解是能做事、能做成事的人,這才是循吏的根本面目,而不是守法循理的官吏。

  王崇古的這個理解是基于自己的踐履之實,世宗皇帝有一本《欽明大獄錄》,首輔張璁編纂,里面就寫了幾個案件,全都是皇帝欽定干涉司法的鐵證,李福達案、長沙豪民李鑒行劫殺人案、光源陳洸居鄉不法案、京師張福殺母案等等。

  尤其是李福達案,在大禮儀的黨爭之中,牽連甚廣,李福達和曾光一樣的妖人,這妖人化名張寅,因為捐糧納輸成為了太原衛指揮使,本來李福達已經被坐罪論斬,因為牽連到了武定侯郭勛,而武定侯郭勛只用一句話,就讓這個案子翻案了。

  武定侯郭勛說:陛下啊,我因為贊同為皇帝親生父母親上尊號而觸犯了大家,所以他們才要剝皮見骨置我于死地。

  嘉靖皇帝立刻下旨開始重新審定,最終李福達被無罪釋放,官復原職還是太原指揮使。

  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大寇蔡伯貫被捕,事情才真相大白,李福達就是張寅,張寅就是李福達,一場波及數年的冤案終于沉冤昭雪。

  案子的真相究竟如何真的重要嗎?不重要。

  高拱和張居正因為改革的政治立場,高度贊同當年張璁和桂萼的判定,在明穆宗實錄中,將李福達案仍然認定為誣告,將李福達和張寅二人混為一談的誣告,而非妖人案。

  所以,李福達案究竟是不是冤案,在嘉靖年間不是,在隆慶初年是冤案,在隆慶四年起到萬歷年間,又不是冤案了。

  李福達究竟是不是張寅,這個案子是否誣告,早已經和事實無關,在案件爆發之初,案件已經完全受到政治立場的影響。

  所以王崇古不認為大明有大明律這種東西,只有皇帝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那一片天。

  王法?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

  所以小皇帝說是否太過于激進,王崇古立刻調轉槍口,改變口風,以自己剛剛做司徒不了解刑名,大明會典仍未修纂完備為由,請皇帝直接宣旨,阿旨定案,大明的傳統藝能,刑部尚書的標準被動技能。

  “大司寇,朕的意思是不說殺,也不說不殺,這案子就這么查補,暫且糊涂著,人先扣著,天牢里也不缺這些個口糧。”朱翊鈞看著王崇古訴說著自己的想法。

  朱翊鈞看著群臣開口說道:“朕說說朕的想法。”

  “兩廣地面的權豪們,大的方面還是支持朝廷平倭蕩寇的,殷部堂和凌愛卿在兩廣主持平倭蕩寇,無論用了什么方式方法,權豪們都認捐了,包括了廣西官運鹽事,權豪也算得上配合,若是現在倭寇平定,就開始喊打喊殺,是不是有卸磨殺驢之嫌?”

  “朝廷若殺,權豪心有戚戚,恐更進一步跟瑤民互通有無,更進一步導致兩廣戰事糜爛。”

  朱翊鈞其實不希望權豪們完全站在朝廷的對立面,給凌云翼更多的操作空間和余地,一旦權豪再跟民亂沆瀣一氣,那朝廷就把人殺了人,讓凌云翼更好做事。

  這就是典型的政治手段罷了,他也是想讓凌云翼能夠真的做成事兒。

  兵部尚書譚綸聽聞,認真思慮之后問道:“陛下,若是權豪仍然和瑤民連氣相生,那連權豪一塊剿了,不就好了?”

  “大司馬所言有理。”朱翊鈞一愣,沉默了片刻,認同了譚綸這個說法,他的說法非常符合踐履之實,權豪既然還要違抗明旨,直接坐罪論斬,把權豪直接一塊剿了,不就結了?

  萬士和思慮再三說道:“陛下有仁心仁德,臣以為此乃大明之幸,但是公然違抗朝廷明旨,臣以為不應姑息。”

  次輔呂調陽詢問道:“元輔以為呢?”

  “臣以為陛下所言有理。”張居正的表態突出了一個模棱兩可。

  陛下主張不殺,又贊同譚綸連權豪一道剿滅的暴論,所以張居正說陛下言之有理,但是是殺還是不殺?還是說,只要陛下說的都是對的?

  尊主權是張居正變法的核心,所以他這話的意思是,只要陛下說的都是對的。

  “那就殺了吧,朕遠在北衙,而兩廣在極南,任事大臣面臨如何困境,只言片語也說不清楚,既然證據確鑿無誤,那就殺。”朱翊鈞最終下了決斷,明公們都說要殺,連最溫和的萬士和都很明確的說,不主張寬宥姑息,那就殺了就是。

  一定要注意到,兩廣縉紳彈劾凌云翼嗜殺,請求朝廷寬宥一二,而不是說凌云翼在指鹿為馬,混淆是非黑白,凌云翼絕不是辦得冤假錯案。

  兩廣縉紳也知道電白林氏和廣州伍氏該死,只是請朝廷寬宥。

  朱翊鈞做出了最后的決定,大司寇和大宗伯就不用為難了,案子順利推進到了下一步。

  其實凌云翼面臨的局面遠比朝廷想象的更加困難,若非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凌云翼一個儒學生,也不是嗜血之輩,他若是不殺人能把事兒辦了,不愿意做個老好人,你好我好大家好?正因為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凌云翼才要向朝廷請援。

  張居正認為殺不殺都行,殺可以震懾權豪,給凌云翼更多的支持,不殺可以有更多的政治余地,給凌云翼在地方,更多進退的空間。

  張居正主張殺,因為他不想看到兩廣和西北一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凌云翼殺權豪縉紳,就是不跟地方蛇鼠一窩的具體表現,他當國的時候,要保證大明不再出現任何一個藩鎮。

  廷議終于結束了,張居正再次開始講筵,很多書陛下已經可以很順暢的讀明白了,所以教授的速度極快,陛下學的真的很好。

  而朱翊鈞在講筵之后,開始詢問漕糧箱的若干問題,而后開始詢問錢法,尤其是銅錢,大明要是鑄錢賠錢,那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后水會枯竭,樹會枯萎,這必須要問清楚的。

  張居正聽完皇帝詢問,抖了抖袖子,找了一本泛黃的奏疏說道:“臣有本代呈。”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時任戶科給事中的殷正茂,上奏開銅礦鼓鑄銅錢,以舒緩朝廷財用大虧,鑄息利厚,彼時朝廷東南平倭,西北抗虜,國朝捉襟見肘。”

  “當時核準,但是戶部認為投入巨大,不如云南就地鑄錢,結果把事情搞砸了,嘉靖四十四年,罷滇銅。”

  鑄息是什么?鑄息就是鑄幣稅,一兩銀子換1000個銅錢,而1000個銅錢的所有工本銀,在0.625兩左右,這就是鑄幣稅。

  殷正茂,提倡大力開采滇銅。

  “又是殷部堂的奏疏嗎?”朱翊鈞讓張宏呈送,認真的看完了殷正茂的奏疏,十分確信的說道:“殷部堂果然有濟世之才。”

  殷正茂的意思是將滇銅出滇,在城陵磯、燕子磯、采石磯等地鑄錢,長江三大名磯,城陵磯在岳陽,燕子磯在南京,采石磯在馬鞍山,都是長江上的良港。

  在長江沿岸鑄錢,而后散播到大明內外之地,但是這樣投入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就要疏通航路,其次就是要長江良港開建,而且還要整頓沿途的私設關隘等事兒。

  戶部圖省事,說:城陵磯五方雜聚,于此開鑄恐奸詭易興;云南地僻事簡,即山鼓鑄為便宜。所以在云南就地鑄錢。

  殷正茂在七月上奏,非常不認同戶部的做法,認為戶部是貪小便宜吃大虧,不把滇銅運出來,錢在云貴淤塞,而終無以為繼。

  果然應驗,就地鑄錢導致滇銅無法出云南,造成了銅錢在云南堆積,錢在云南形成了堰塞,而白銀卻履行貨幣職責,銀貴銅賤,最終,嘉靖四十四年停止云南鑄錢。

  殷正茂說一年只需要投入39萬兩工本銀,可以得錢6.5億文,朝廷能盈利53萬兩,戶部在云南投入了2萬工本銀,鑄造3300萬文,朝廷盈利2萬兩白銀。

  “陛下,臣惶恐,當時戶部實在是無奈之舉,朝廷虧空空空如也,戰事兵禍連綿,哪里能拿得出40萬兩銀子去鑄錢,彼時嚴嵩當國,嚴嵩黨同伐異冤殺夏言,固然奸佞,但是就事論事而言,還是朝廷窮鬧出的禍患。”張居正這話又為嚴嵩開脫的嫌疑,但張居正還是認為,當初戶部鑄錢,其實還是窮的問題。

  按照殷正茂的思路,賺到的53萬兩銀子,要持續投入到長江匪患平定、長江疏浚、海港營建,如此五年之久,朝廷才能真的開始盈利。

  戶部當然知道殷正茂說的危險,錢會堰塞,一定會發生,但是朝廷沒銀子去督造。

  這個邏輯是這樣的,朝廷沒銀子,所以要鑄錢,鑄錢是為了盈利,結果需要大筆的投入,可是朝廷沒有銀子,至此陷入了惡性循環。

  朱翊鈞笑著說道:“戶部現在有703萬兩銀子。”

  “所以殷部堂當年所畫之策,就可以推行了。”張居正俯首說道。

  “先生不是不喜歡殷部堂嗎?”朱翊鈞合上了奏疏,看著上面卷的角,張居正拿著這本奏疏,顯然是多次翻閱,上面還有張居正的筆記,顯然張居正是仔細研究過的。

  張居正理直氣壯的說道:“臣只是不喜歡殷部堂在兩廣,賄政必然滋生姑息,姑息必然有藩鎮之虞,臣為大明首輔,當國理政,他現在在呂宋,那就是大明忠君體國的泗水伯。”

  朱翊鈞笑了笑,讓張宏把殷正茂的《議廣鑄錢以充國用疏》放進政學的櫥窗之內,《漕糧箱法》放到了工學的櫥窗之內。

  漕糧箱法,不完全是張居正的一人之智,而是南衙造船廠所有船工們的智慧。

  張居正又從袖子里摸出了一本奏疏說道:“陛下親事農桑,以番薯救荒,寶岐司推廣番薯,略有成效,臣請陛下過目。”

  寶岐司推廣番薯是推廣的救荒糧,張居正親自主持,大明秦嶺淮河以北廣泛種植,這東西不能用于納賦,所以種植推廣非常順利,主要是為墾荒的荒田,薯苗只需要一瓢水,一勺糞,就能活。

  兩分種,三分管,五分肥,大明的番薯產量大約是寶岐司的六成到八成左右,完全看肥力,寶岐司那不是種地,那是把薯苗當祖宗伺候。

  主要是肥料上的差別,即便是如此,番薯生民無數。

  陜西、山西、一共開設了三十萬畝的種田,這些種田并不是連貫的,而是各府縣里,都有涉及其中,地窖若干,主要種的是馬鈴薯,而不是番薯,種植面積已經達到了三萬余頃,饑饉餓殍比之往年明顯減少。

  而河南、湖廣的種田只有二十萬畝,種植面積也只有兩萬頃左右,主要產區集中在了一些丘陵地區。

  京畿、遼東的種田京畿有四十萬畝種田,而遼東只有五萬畝種田,種植面積超過了四萬五千頃,戶部已經有聲音說要對番薯征賦的打算,但是張居正依舊不肯,并且認為番薯本就是救荒所用,不宜征賦,但是戶部仍然認為萬歷十年起,就應該征賦,否則借著番薯名義不納正賦,會蔚然成風。

  而這里面,王崇古在西北宣大等地的番薯推廣工作中,仍然是一騎絕塵,再次摘得桂冠,以宣府、大同府兩府之地,種田三十萬畝,種植面積三萬頃、畝產為八成,遙遙領先。

  主要是十九萬的力役安置,人糞多讓西北番薯的產量變多,其他地方也就是六成而已。

  “朕不知讓大司寇回京是對是錯,大司寇離開了宣大后,宣大的種田不僅沒有增長,還有所降低。”朱翊鈞看著手中的奏疏,察覺到了一個現象,吳兌和王崇古漸行漸遠了。

  更加明確的說,吳兌在作死。

  王崇古說兩三年內,他還能管得住,那之后,西北鬧出什么亂子,他真的不敢保證。

  事實也是如此,王崇古離開宣大僅僅一年,他的那些政績不僅沒有得到推廣,反而是出現了下滑。

  “族黨藩鎮之虞也。”張居正則非常平靜的說道,他已經預料到了這個局面,他不會歸政的時候,還給陛下一個千瘡百孔的大明。

  而此時的王崇古家宅中,已經搬到了王崇古家中的張四維,聽聞了朝廷要處斬兩廣權豪縉紳之后,急匆匆的找到了王崇古。

  王崇古從來沒改變過自己的立場,他就是想賺錢。

  張四維面色不再金黃,但是現在的面色更加恐怖,是蠟黃色的,他振聲說道:“生殺予奪,生殺予奪啊!舅舅!我說什么來著?朝廷掌控了生殺予奪大權,我們賺的錢,全都是給朝廷儲蓄罷了。朝廷為了銀錢,冤殺權豪縉紳啊。”

  王崇古看著張四維不敢置信的說道:“你怎么這么喜歡顛倒是非曲直?凌云翼在去年正月就開始張榜,不讓縉紳豪戶跟羅旁山民亂勾結,已經一年多了,萬歷三年六月,陛下旨至兩廣,萬歷四年正月起開始推行。”

  “就這,陛下仍然打算念在他們助軍的份上,寬宥一二,我,你舅舅,同意殺,陛下不想殺,廷臣同意殺,最后才廷議要殺。”

  “你能把這個事情發展的順序捋順了去思考問題嗎?”

  “朝廷的確掌握生殺予奪大權,但若是這兩家權豪戶遵紀守法,朝廷閑的沒事干,去威罰?他們那點家產,算什么啊,現在戶部里躺著七百萬兩白銀!”

  “朝廷,才是天下最大的權豪戶!陛下才是天下最大的那個權豪戶,你明白嗎?”

  張四維依舊不服氣的說道:“還不都是聚斂之臣,苛責魚肉縉紳而來?”

  王崇古深深的吐了口濁氣,語重心長的說道:“外甥,你的立場是你自己,這沒問題,但是你有沒有思考過,人是群居的,沒有人能離開他人而活,你會庖廚嗎?你會木工嗎?你會種地嗎?你會嗎?你統統不會。”

  孟子駁斥農學天子親事農桑,主要是討論的就是分工。

  王崇古兩手一攤說道:“對立而統一,你懂嗎?”

  “你不能只索取,不付出吧,索求和付出是對立,也是統一的,索取就是付出,付出也是索取。楊朱之學貴己已經是邪道了,但是人家楊朱之學,還講究拔一毛而為天下,不為也,取一毫而損天下,亦不為也。”

  “一毛不拔,一毫不取,你只是一毛不拔,卻不肯一毫不取,你的想法,甚至還不如楊朱之學。”

  王崇古非常支持張居正取締六十四家書院,這活兒還是王崇古親自操刀干的,看看張四維的思考問題方式,這哪里是貴己,分明是以我為尊,天下都要圍著我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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