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閹好了。”馮保趕忙說道：“沒閹過出不了長崎總督府的，到了大明又檢查了一遍。”
“那就用，張昂做的沒問題，把賬款充公了，置辦成酒肉，給工地加點餐，錢不夠朕再補二百銀，書吏張昂不做處置，對了，這個張昂是什么出身？”朱翊鈞做出了裁決，既然是用的閹過的閹奴，那就沒問題。
“舉人出身，父母是杭州府本地人，父母老來得子，年事已高，父母在不遠游故未曾入京參考。”馮保很快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作為內相，他要隨時能回答出陛下的提問，才能勝任內相，司禮監批紅的時候，馮保就對這件事進行了全面的了解。
“朕知道了。”朱翊鈞留意此人，是個盡心辦事的循吏。
馮保面色奇怪的說道：“張昂所言，并非虛言，公家的錢，公家的活兒，拖拖拉拉都是錢，這已經成了一些官廠、鼎工大建，工地上的口頭禪。”
“嗯。”朱翊鈞相信這件事是真的，本地募役打不得罵不得，催不得，永定、永升毛呢官廠也曾出現過效率低下的問題，但清汰的政策一出，立刻就解決了問題，一條鞭法里的分支，募役之事剛剛開始，既要防止募役變成過去的徭役，也要防止募役效率低下。
矛盾說自橫空出世以來，一再被反復運用，或者說，大明矛盾說也是中庸之道的變形，不過讓朱翊鈞略感無奈的是，階級論的兩卷，階級和分配，始終沒有像矛盾說那樣普及開來，朝臣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往往避開階級這種敘事。
朱翊鈞擅長抓住問題的關鍵，張昂案里，閹了就能用。
王崇古在做官的學問里《論五步蛇的自我修養》中，曾經簡明扼要的總結了四句話：對群體保持同情和關注；對個體保持警惕和距離；嚴格按照制度和流程辦事；事事處處都要留痕跡。
厚重的論官僚自我修養不愿意讀，只是把這四句話讀明白，也不至于落得個慘淡下場。
要對窮民苦力保持同情和關注，要在政策上傾向這些弱勢群體，要關注他們的需求，要看見他們的死活，要有同理心，但對個體，具體問題，保持警惕和距離，在張昂貪腐這個案子里，同樣是適用的，張昂喊冤，說他其實也可以從大明大把頭手里拿錢，但選擇海商，是為了把活兒干完。
很顯然張昂遇到的情況，需要引入一些競爭，來保證效率。
“陛下，臣以為理當規定下，這倭奴的多寡也要限制，要是這工地上全都是倭奴，那也是禍根，到時候鬧起了倭患，才是笑話。”馮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倭奴，能用，但不能無節制的用，鼎工大建可是大明朝廷向下分配的關鍵手段，不設限的使用，最終的結果，還要大明自己去承受。
鼎工大建向下分配，結果全都分配給了本就不缺錢的、掌握了生產資料倭奴的海商，這時日一久，萬民內心的怨氣就會沸騰了。
朱翊鈞思索了一番說道：“你說的有道理，最多不過三成。”
倭奴使用的問題上，多了不行就容易亂，少了沒效果，三成以下就剛剛好。
申時行的奏疏中，不僅僅是只有一個倭奴問題，他談到了一個大明貨幣的問題，申時行雖然還是一個巡撫，但他已經在對大明新政進行查漏補缺了。
大明用的是錢法，用承兌匯票的記賬貨幣做為補充，大明國內并不推行鈔法，但申時行看到，大明錢法有問題，而且有很大的問題。
“朕還是小瞧了這端水大師，申巡撫還是很有水平的。”朱翊鈞敲著桌子說道：“他講，大明的錢法是復本位制，黃金對白銀是1比16，但黃金并不作為貨幣進行流通，所以黃金不是本位，但白銀是實際上的本位，而現在大明鑄造了大量的萬歷通寶，赤銅就成了為另外一個本位。”
“大明眼下是實際上的銅、銀復本位制。”
這一點和之前是完全不同的，大明在祖宗成法里有金銀之禁，就是民間不得用金銀只能用寶鈔，而寶鈔錨定的是銅錢，大明本身是銅本位制，但隨著景泰年間，稍馳金銀之禁后，大明的財稅、貨幣政策都進入了無序生長的階段。
而現在又軋印銀幣，又大量鑄錢，就造成了實際上的銅、銀復本位制度。
馮保眉頭緊蹙的說道：“陛下，這有什么問題嗎？兵仗局軋印過小面額的一錢、一分的銀幣，但大明百姓并不會使用，因為很容易丟，除了使用不便之外，就是一錢、一分的銀幣，很容易被削掉一些邊角，很容易磨損，所以兵仗局銀幣，多數都是以一兩計重。”
“這銀幣大額，銅錢小額，臣倒是覺得，沒問題，這百姓也是人，總不能不讓百姓用錢吧。”
“馮大伴，朕問你，一兩御制銀幣可以兌換多少通寶？”朱翊鈞笑著問道。
“官價700。”
“民間幾何？”
“750到800之間波動。”馮保俯首說道。
朱翊鈞又問：“那你是留銀幣還是留通寶呢？”
“銀幣。”馮保稍微思考了一下說道，銀幣似乎更加值錢一些。
朱翊鈞拿出一枚銀幣和一把銅錢說道：“是的，當朝廷強制高估一種貨幣而低估另一種貨幣時，被低估的貨幣，將流出大明或因囤積、收藏等等原因而消失不見，而被高估的貨幣，將涌入流通領域。”
“顯然人們會用通寶到寶源局兌換成銀幣儲藏，而讓更多的通寶流入市場之中，因為朝廷規定的兌換比例，高估了通寶的價值，而且咱們大明人很喜歡存錢，家有余糧心中不慌，年年有余隨時應急。”
“而現在，大明在南衙建了鑄錢局，一百二十個爐子，六千個工匠，這銅錢在快速增多，但是銀幣的數量沒有銅錢增長快，只要南衙鑄錢局開工，咱大明的銀幣就會被銅錢給掏空。”
申時行提醒皇帝，不要光顧著建爐子，銀銅比例要有浮動兌換的比例，要不然朝廷鑄銅錢，實際上賠錢了。
“臣明白了，申巡撫說要掛牌價一日一變。”馮保有些恍然大悟的說道：“而且按照申巡撫的預估，一銀兌一貫萬歷通寶，并且上下浮動，才算合理。”
朱翊鈞點頭說道：“銅錢的勝利，不是自由市場競爭的勝利，而是朝廷擁有鑄幣權，強制讓銅錢被高估，銀幣被低估的結果，而動態的調價，是朝廷維持經濟穩定的手段和工具。”
申時行上奏說的這個法子，按照民間的價格進行動態調整，避免銅銀復本位制之下，一方徹底獲勝，同時，讓銅銀錢兌換，維持在一個平穩的區間，讓百姓生活不必絞盡腦汁的計算，維持生活的穩定。
這是朝廷重要的手段，穩定的銀銅比例，意味著更加穩定的經濟。
申時行一針見血的指出，有個更簡單的辦法，把銅爐搗毀，不再生產萬歷通寶，而是改為單一的銀本位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就像泰西的費利佩就只發行銀幣，泰西的確可以這么干，但法定貨幣只有銀幣，就有一個問題要考慮了，百姓用什么？費利佩才不管什么平民的死活，大明能不考慮嗎？
在奏疏中，松江巡撫的意見是，加大銅錢的生產，大量增加銅錢的發行，讓銅錢和銀幣的兌換比例，更快的趨近于一銀等于一貫的比例。
他有更好的解法，單貴金屬本位，但這種解法有點違反了基本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主張，他要敢這么大力鼓動，就不要想著入閣了，朱翊鈞寧愿用個庸才也不會用他了。
這本奏疏里面，最多的內容不是張昂貪腐案、金銀復本位制，而是討論新興資產階級。
階級論第一卷階級指出：人只要存在，無論是否活著，就一定屬于某種階級，無論他自覺與否；而階級的本質是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階級從來不是一個虛妄的、抽象的概念，而是經濟的實體和社會實體。
在這兩個前提之下，申時行認為：那就是當一個人、一個集體，獲得足夠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后，必然會獲得相應的政治地位，并且一定會利用其政治地位獲得更多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即政治權力等于經濟權力，反之亦然。
“這端水大師現在大膽到讓朕刮目相看。”朱翊鈞說小看了申時行，不是小看了申時行的才能，而是小看了申時行的膽量，以前這些話，都是張先生說，現在申師傅變得更加大膽了起來，或者說，申時行終于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統治階級，有些問題是繞不開的，是不能避免談及的。
但同樣申時行有點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
他在奏疏里，十分大膽而且直接了當、直抒胸臆，從根本上論證了一個問題，大明皇帝因為失去了足夠的經濟地位，所以政治權力大范圍的收縮，地位并非實際上的至高無上，這就是大明國朝之前數十年乃是百年時間里，主弱臣強的根本原因。
政治權力等于經濟權力，在舉出了皇帝這個例子后，申時行認為新興資產階級獲得政治地位就成為了必然。
那么作為凌駕于一切階級之上的力量——朝廷，在這個過程中，要確保一定的公平性，要使用暴力維持大明的基本穩定，既要保證失去權柄的舊財主不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也要保證得到權柄的新財主們不會顛覆江山社稷。
這不是空想，而是現在浙江還田令推行過程中，正在發生的事兒。
不甘心失去土地的舊老財主們正在想方設法的規避朝廷還田的政令，比如通過長租、威脅恐嚇等手段，重新獲得土地，而得到了土地的窮民苦力正在努力保衛朝廷發下去的土地，朝廷在必要的時候需要武力介入保證還田的政策得到推行。
而對于窮民苦力而言，他們守住自己土地的唯一方法，很笨拙也很簡單，那就是多生孩子。
“很好，申時行把浙江還田的差事辦妥了，回朝入閣也沒人能挑出理來了。”朱翊鈞敲了敲桌子，朱批了申時行的奏疏，同意了他的幾個具體的主張，又寫了數百字，討論了他的政治學觀點。
朱翊鈞給林輔成、李贄這些意見簍子五品格物博士的官身，是希望他們把政治變成一門可以討論的科學，但林輔成和李贄其實辜負了皇帝的期許，也不是他們無能，是他們沒有掌控權力，所以無法深入討論，但他們的觀點是重要的補充。
而張居正、申時行作為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他們能夠深入討論，他們的觀點是主干和脈絡。
萬歷十四年四月份，朱翊鈞在忙碌中，收到了一個不好的消息，陜西巡撫沈一貫、綏遠總督潘季訓，上了一份奏疏，今年陜西北部、綏遠、甘肅地區的降水，出現了嚴重的旱災，各地的降水量都有下滑，降水量下滑最嚴重的地方比去年低了40，而最好的地方，降水量降低了20，預計夏秋兩稅，將會面臨極為嚴重的歉收。
“這是非常危險的，春耕種下去的麥苗，沒這點水就死給你看，麥子灌漿少這點毛毛雨，就通通是空殼，再加上干旱引起的蝗蟲苗孵化成功，蝗災一定會成為下一場大禍，可以說降水少多少，糧食就會歉收多少，今年綏遠、陜西、甘肅一定會缺糧。”朱翊鈞看著奏疏，立刻說道：“立刻召見輔臣來到通和宮。”
這是一個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在不考慮水利工程、溝渠、水壩、水井等人力的情況下，糧食減產和降水減少是指數關系，降水降低越多，減產的規模會擴大，甚至到顆粒無收的結果。
“陛下，臣以為應該派遣緹騎前往，親自查問，確定消息真假。”張居正看完了奏疏，眉頭緊蹙的說道：“有些地方年年報旱災，年年需要朝廷調撥糧草，賑濟災民，可是這賑濟了許久，結果朝廷御史途徑，發現瓢潑大雨。”
“這種災逋蠲免，很多時候，都是地方官員和鄉賢縉紳掏空府庫的戲碼，臣覺得，理當謹慎一些。”
“先生所言極是，朕會派遣緹騎前往綏遠查看，但從各地奏疏來看，不會出錯，沈一貫有點官癮，潘季訓更是忠君體國，潘季訓真的想以公謀私，不會到綏遠這種鳥不拉屎的地方去。”朱翊鈞當然知道，潘季訓可能會謊報，但潘季訓謊報不太可能。
潘季訓是主動請纓前往了綏遠這種費力不討好的地方，這地方民風彪悍，矛盾沖突激烈，基礎建設不完備，甚至土地拋荒比腹地嚴重的多，潘季訓主動請纓，不過是為了治理黃河。
乾隆四十六年，韃清朝爆發了一件震驚滿朝文武的大案，王亶望謊報災情，而且陜西地面官員鐵板一塊，一起謊報災情，報的是連年大旱特旱。
結果阿桂和總督李侍堯到陜西一看，壓根就沒有旱情，這件事最可怕的就在于王亶望把陜西弄成了鐵板一塊。
“陛下所言有理。”張居正對地方官員抱有足夠的警惕，個人情感上，他傾向是真的。
王國光翻動著奏疏，眉頭緊蹙的說道：“需要緊急調撥一些糧食進入綏遠、陜西、甘肅，防止旱災變成饑荒，河南常平倉有糧一百四十萬石，臣以為可以調派半數至長安府和甘肅府，而京師目前能動的存糧，有一千二百萬石，可調動一半，通過馳道運往綏遠，至勝州送往甘肅。”
“這樣有六百四十萬石存糧來應對，在陜西，旱災不至于擴散成為饑荒。”
朝廷有錢有糧，而且因為戶部保守經濟政策，不肯欠債，倒是朝廷每年都有結余，而不是赤字，本來這些錢糧要用到朝鮮戰場，但短期內，朝鮮用不到了，沿海地區的認捐，足夠支撐大明軍一年半到兩年時間了。
以工代賑是最好的辦法，但你得有果腹的糧食，才能以工代賑，要不然饑荒之下，遍地流民，怎么以工代賑。
這些糧食不全都調往綏遠、陜西，而是分批次，看災情的嚴重程度入隴，確保救災工作的有序展開。
朱翊鈞面色凝重的說道：“潘總督在奏疏中說，希望朝廷蠲免綏遠、陜西糧賦七分，朕以為，理當按祖制，災年蠲免九分，這一分也留在地方備用，號召各地鄉賢縉紳地主減租，把那《保定府游記》說于他們聽，災年不減租，到時候匪患四起，破門滅戶屢見不鮮。”
甘肅沒有田賦，地實在是太少了，為了讓當地百姓安安穩穩種地，大明皇帝大手一揮，永久免了甘肅的田賦，這幾年，好不容易種種子有了點起色，這大旱一來，全都毀了，朱翊鈞哭都沒地方哭去。
這的確是祖制，嘉靖十九年，嘉靖皇帝定陜西歲災，盡蠲九分，一分自用，不及起運，后為永制，不全免，是因為收稅的地方，才是實土郡縣，是統治，要是一點稅不收，以后再收就會有無窮無盡的麻煩。
潘季訓覺得朝廷蠲免七成的田賦，就能度過這次旱災的危機，也不是他在皇帝這兒吹牛，這些年陜西、綏遠，組織百姓修溝渠、挖深井，也是有一定成果的，甘肅之所以要發展育種，也是因為澆灌的費用過于昂貴。
“潘季訓最大的底氣是番薯吧。”張居正看完了奏疏，看了皇帝一眼，番薯不好吃，吃多了胃酸，可是番薯是救荒糧，潘季訓在奏疏里提到了今年因為旱情，很多常田都種上了番薯，讓百姓增加了對風險的承受能力。
皇帝不務正業的喜好農事，十四年如一日的培養農官，扶持寶歧司，連徐貞明都在綏遠，在各地營造火室育苗，給大明朝帶來了巨大的改變。
“還有水肥，勝州煤礦的水肥，都給了綏遠和陜西，朕代萬民感謝西山煤局的貢獻。”朱翊鈞看向了王崇古，再次強調肥料的重要性，對于西山煤局倒騰出了水肥，朱翊鈞再次鄭重感謝工黨黨魁。
王崇古這種老狐貍都繃不住露出了笑容，趕忙說道：“臣是奉旨辦事，還是有那么一點點用的。”
“讓他們減租，比殺了他們還難。”萬士和嘆了口氣無奈的說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災年可是兼并的好時機，這朝廷不僅不讓他們兼并，還要他們減租，怕是決計要違抗朝廷的政令了。”
王崇古平靜的說道：“人都死光了誰給他們種地，他們兼并那些田土又有何用？不肯減租，那就殺了他們。”
“啊？”萬士和猛的坐直了身子，看著王崇古說道：“陜西可是晉人的地盤。”
“我是工黨黨魁，至于晉黨黨魁，那都是過去的事兒了。”王崇古看著萬士和說道：“工黨是一定會跟這些地主們搶人口的，這是必然的矛盾，他們不肯減租，就殺了他們，朝廷不殺，走投無路的百姓聚嘯山林為盜為匪，到時候，百姓也會殺了他們。”
“要我說，與其讓百姓動手，還不如朝廷動手，還快點，也省的百姓們動手，反而鬧出民亂來不好處理。”
王崇古認為朝廷應該適當的使用暴力，而不是天天把圣明以仁德治天下掛在嘴邊，很多事都是相互的，朝廷越不展現暴力，時日一久，就有人會忘記。
他自己就是個例子，朝廷展現暴力之后，他們晉黨立刻就老實了。
“朝廷蠲免九分、號召各地縉紳減租認捐、京倉河南倉起運糧草入隴、以工代賑營造水利，朕希望大明內外，都能齊心協力，共度時艱。”朱翊鈞朱批了四項應對災荒的政策，陜西的干旱不是一年，而是一直會持續下去，如何應對朝廷理當做好應對的方案。
“陛下圣明。”張居正等輔臣齊聲說道。
“明日起，朕到祈年殿為陜西三邊祈福，修省七日，以求天庇。”朱翊鈞下了另外一個決定，修省是一種籠絡人心的手段，是一種政治姿態，表示了皇帝對此事的重視，當然朱翊鈞內心也希望老天爺能稍微給點面子，下一點雨，別讓百姓們顛沛流離。
老天爺不給面子，朱翊鈞就帶著大明百姓人力勝天。
張居正面色凝重的說道：“陛下，這歷來天災不可怕，人禍才可怕，臣以為理當調動京營入隴，不多，一個步營至勝州就可以了，有一個步營在，就有一把刀在，地方上下官吏，如芒背刺則細心辦事。”
沒有切實的武力威脅，大明這些官僚們多少都有點僵化的毛病，皇帝的直接武裝力量在綏遠，就可以避免因為僵化和不在意、不上心導致的吏治效率低下造成的人禍。
維新先治吏，這賑災亦是如此。
“就依先生所言。”朱翊鈞對張居正的補充意見非常認可，確實武力威脅必不可少。
朱翊鈞看向了萬士和問道：“大宗伯，這忠烈的撫恤可曾安排好了？若是有人再敢吃絕戶，以非刑之正，論謀逆大罪，劉晨曉、劉晨明那個叔父，吃了絕戶，還敢和賤儒一起鼓噪風力，朕悔當初沒殺了他。”
萬士和立刻說道：“劉晨曉那個叔父已經和賤儒一道去了爪哇，忠烈撫恤，臣親自去問了，并無差錯，而且現在京營，每年都會把遺孀遺孤叫到京營來，由都督府都督詢問是否有什么委屈，他們的父親走了，大明京營就是他們的依靠。”
“好，好。”朱翊鈞這才笑著說道。
大明皇帝去了祈年殿修省，廷議和操閱軍馬是一定會去的，其余時間朱翊鈞就住在祈年殿，這里不比通和宮舒適，但也比風餐露宿的流民要好上幾萬倍了。
這七天時間，朱翊鈞也沒閑著，他動筆，把寫了幾年的階級論的第三卷——斗爭寫完了。
張居正寫完第二卷，第三卷遲遲不肯動筆，朱翊鈞直接替他寫了。
“送三經廠刊印，就寫先生的名。”朱翊鈞吹干了墨跡，確定最后篇幅是自己想說的內容，交給了馮保，讓他刊印，刊行天下。
“陛下，要不問問先生？”馮保接過了最后一篇，面色凝重的說道：“陛下啊，先生真沒這么膽大包天啊。”
大明皇帝才是天下第一號反賊！
這第三卷的內容，已經確定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大明必亡。
這玩意兒，張居正都不敢直截了當的說出來，馮保可是記得第二卷分配寫出來后，張居正直接燒了，就是他得到了四個自然而然的推論，朘剝和階級是不正義的、暴力斗爭是正義的、暴力斗爭的必然和王朝輪回、生產資料再分配的必然性，這些正義和必然，最終指向了第四個推論，帝制必亡。
第三卷《斗爭》，還只是大明必亡。
朱翊鈞搖頭說道：“無礙，讓大明再次偉大，也不必一定是大明，可以是中國。”
“陛下…”馮保再俯首，沒有再勸了，而是遵循了圣旨，這事兒他馮保勸不動，讓張居正來勸才合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