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黑斯廷斯：一個理智囚徒被驅策的野心》第一卷：被抹去的名字 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有些名字的出現并未伴隨驚雷與號角，它們悄無聲息地出現，就像是一只落在書頁上的蒼蠅，既沒有驚擾讀者的注意，也不曾顯示出自身的重量。而亞瑟·黑斯廷斯，這個名字最初出現于官方檔案中，便是以這樣一種悄然無息，甚至有些尷尬的方式。
1810年1月15日，亞瑟·黑斯廷斯，這位未來的大英帝國內閣秘書長出生在了約克郡布拉德福德鄉村地區的某家濟貧院里。那個時候恐怕沒有任何人會預料到，這個襁褓中的男嬰今后將會一次次地出現在《泰晤士報》的頭版頭條、政府部門的秘密通報和外交部的往來密函當中。
作為一個濟貧院里出生的孩子，亞瑟·黑斯廷斯的家世絕對稱不上顯赫，也沒有任何貴族的家族傳承（如果不論其與黑斯廷斯侯爵家族那段可疑的血緣關系的話）。他的父輩既非軍功累累的海軍上將，也非妙筆生花的文壇才子。甚至連最初認識他的人，也很難說清這個年輕人到底是靠的什么走上了那條通向權力核心的道路。
他在濟貧院里成長到了六歲，如果這段歲月能夠被稱作“成長”的話。
那是一種沒有語言，也沒有未來的成長。孩子們成群地瘦弱著，被塞進粥罐一樣毫無希望、千篇一律的安排當中，吃、睡、禱告，接受粗陋的教訓，默默地等待著下一個不幸的清晨。布拉德福德的冬天特別漫長，灰色的天光如同尸衣，掛在每一扇窗戶上。
小亞瑟常常坐在爐邊，看著風吹動門縫里的灰塵。他很少說話，卻從未哭鬧，也從未和其他孩子爭斗過。他看起來就像一塊沉默的石頭，隨時隨地準備把自己掩埋進塵土當中。
但正是這種沉默，引起了一位偶然來訪者的關注。
那是1816年的一個下午，冬天的積雪尚未消融，一位頭發花白、背部佝僂的老紳士在仆人的攙扶下走進了濟貧院，作為布拉德福德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之一，他是來看望當地教區的慈善項目的。
老鄉紳的名字在附近村莊口耳相傳，但從未登上過倫敦報紙的版面。他的財產早已凋敝，仆役也所剩無幾，但依舊可以在家中種上幾株紫杉，養上幾只短毛貓，在附近的鄉村裝一裝闊。
這位老鄉紳在巡視粥房時，無意間看到了那位將來的英國內閣秘書長。別的孩子都在哭，都在鬧，都在向他伸手乞求，而小亞瑟卻一個人站在角落里，如同一只不肯靠近爐火的貓。他沒有去看老鄉紳，但他卻知道老鄉紳一直在看著他。
人們至今也搞不清楚，那位老鄉紳當時究竟動了什么念頭。是憐憫？是孤獨？還是由于晚年喪子導致的對孩子們的愛屋及烏？總之，不久之后，院方便接到了一封申請函，要求將小亞瑟交給老鄉紳充當生活學徒，即仆人兼伴讀之用，而老鄉紳給出的理由也相當具有說服力：他愿意承擔亞瑟的所有衣食起居費用，并提供適當的教育。
在那個年代，這已經是無數濟貧院兒童所能期望的最好結局之一了。
然而，對亞瑟來說，那并非幸福的開始，而只是命運第一次將他悄然推出廢墟。
他離開濟貧院那天，沒有哭，也沒有回頭，只是把那條系了補丁的圍巾扯得緊了一些。他很清楚，從此以后，他不再是可憐的濟貧院兒童，而是成為了某個人“私有財產”的一部分，這一點他很早就懂了。
鄉紳的莊園不大，老宅子的窗沿滿是污損和剮蹭的痕跡，馬棚里只剩下兩匹老馬和一輛款式落伍的馬車。宅中除了老鄉紳以外，只有幾位年老的傭人以及一位替他管理田產的管家。
雖然年紀不大，但小亞瑟很好的抓住了這次機會，他在農莊里賣力的干活，沒幾年的時間就成了附近有名的養豬能手。而這位老紳士，似乎始終把亞瑟當作某種補償來看待，他教亞瑟認字，讓亞瑟為他讀書、整理藥盒、擦拭手杖和掛鐘，有時候甚至讓亞瑟坐在壁爐前，聽他回憶自己年輕時在倫敦闖蕩的往事。
這段生活持續了近十年之久，亞瑟也在其中沉默地長成了一個少年。
只是這位大英帝國的“內相”仿佛有意想要淡化那段泥濘不堪的童年，使得人們對他的童年了解寥寥，外人只得透過他那本形跡可疑的自傳《人生五十年》來拼湊一些模糊的線索。
但正如他在《人生五十年》里所留下的那句耐人尋味的話，他的線索有許多都是靠不住的——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紀念我的一生，而是為了在你們紀念我之前，先給出一個版本。因為對于我來說，人的生命從最初就是一場告別，而不是歸屬。
“他死的時候，我守在床邊。他念著亞瑟·黑斯廷斯的名字，我就當那是我。臨終前他給了我一個簽名，一個姓氏，一個模糊的故事。我接受了這些東西，就像士兵接受了一把沒有彈藥的步槍，它可能沒用，但拿在手里，你總歸顯得像個軍人了。當然，我最后并沒有成為軍人，而是成為了一個中產階級，名義上的。”
幾個小時后，老鄉紳斷了氣。
床頭柜上，留著一封遺囑和更名文契。
葬禮辦得很簡單，幾位老傭人穿著不合身的黑衣出席，牧師誦讀禱文，亞瑟低頭不語，一切都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安靜、體面、無可置疑。
接下來，他該離開了。
他出發了，沒有親人送別，沒有故土鄉情，亞瑟·黑斯廷斯從布拉德福德登上了南下倫敦的馬車。
此時的英國，雖然尚未完成民主化的華麗轉身，卻早已進入了社會結構松動的前夜。工業的蒸汽正在重塑倫敦的城市風貌，吞吐著白色紙張的印刷機正逐步摧毀教會權威，新興的中產階級開始渴望不再依附貴族的庇護。舊秩序仍在茍延殘喘，新世界卻已浮現輪廓。
倫敦大學，這所1826年成立的大學，便是那個裂縫中最先迸發出的光。
這所大學與牛津、劍橋迥異，它不問出身、不問信仰、不強制拉丁文功底，也不設貴族子弟優先的門檻。作為一道遭到貴族蔑視的高等教育裂隙，它卻正好為那些無法以血統進入上流社會的“異類”提供了入口。
在這里，你可以見到商人的次子、印刷匠的女婿、神學院放逐者、天主教和猶太教的異信者，甚至包括亞瑟·黑斯廷斯這樣，一個不知其父為何人、不知其母葬何方的某某之子。
但是，毋庸置疑的，1826年，倫敦大學迎來了他們有史以來的最杰出校友。
亞瑟·黑斯廷斯并不是那種會在講堂上高聲發問的青年，也不屬于那些總能在茶余飯后爭論柏克與龐德究竟誰更愛國的學生團體，但是這不代表他在倫敦大學就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埃爾德·卡特，一位試圖打破身份桎梏融入新時代的貴族青年，倫敦社交舞會的常客，未來的海軍部常務秘書，皇家海軍眾多制度的起草者……
當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亞瑟·黑斯廷斯在倫敦大學里為數不多的朋友。
或者說，至少埃爾德·卡特本人是這樣以為的。
和亞瑟·黑斯廷斯不同，埃爾德·卡特出生時便擁有了姓氏、家徽與悠久的家族傳統。他的父親是個過氣的愛爾蘭議員，母親出身于諾丁漢的某個破敗貴族，家里尚能維持體面，但遠不足以躋身上院。他們原本指望埃爾德走皇家海軍那條路，或者伺機進入東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統。
但就像是許多熱血上頭的青年人一樣，埃爾德偏偏想證明自己可以靠頭腦和筆桿子在社會中占據一席之地，他拒絕了東印度公司的海利伯里學院，也沒有看牛津的貝利奧爾學院和劍橋的圣三一學院一眼。
他選擇了倫敦大學作為自己的高等教育歸宿。
或許是因為這兩個年輕人此時閱歷不深，而且內心中都懷揣著對于未來生活的美好期望，他們很快就變得私交甚篤。
那段日子，亞瑟·黑斯廷斯與埃爾德·卡特一同出現在了倫敦大學學生生活的各個角落：辯論社、哲學讀書會、政論演講集會，甚至是周末的慈善游行。
那時的他們，是被倫敦大學學生們稱為“布盧姆斯伯里雙子星”的存在：一個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貴族后裔，另一個則是始終語言犀利、熱情洋溢的莊園繼承人。教授們私下里對他們評價不一，有人說他們是“現代社會的苗頭”，也有人說他們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的一陣輕風”。
但是當時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當年那些曾經由他二人親筆書寫的政論觀點，日后會在《泰晤士報》和《經濟學人》的社論中被帝國出版公司豢養的“文學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場一一批駁。
誰能想到，當1832年倫敦街頭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當倫敦塔下的示威人群與蘇格蘭場警察對峙之際，亞瑟·黑斯廷斯親自向警隊下達了鎮壓命令。
誰又能想到，1848年，當革命情緒從維也納吹向倫敦，當憲章派試圖闖入威斯敏斯特宮外高呼《人民憲章》之際，亞瑟·黑斯廷斯卻沒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為他不想重復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間所犯下的錯誤。
一夜之間，橋梁、隘口、政府大樓……每一處戰略要沖都可以見到他手下的蘇格蘭場“打手”。
皇家炮兵部隊與近衛騎兵團被秘密調往倫敦外圍部署，只不過，考慮到軍隊的出現可能激化情緒，他們并未直接出動。
但與此同時，白廳西側那幢看起來毫無威嚴卻掌控著帝國海權命脈的石樓里，一份直抵樸茨茅斯海軍基地的調令已經發出。當天午夜，由蒸汽護衛艦“復仇者號”和蒸汽炮艇“維蘇威號”領銜的海峽艦隊分遣中隊便從樸茨茅斯秘密啟程，掛著例行訓練的旗號，全速駛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們在1829年畢業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一個更寬容、更自由的英國社會，也許后來的一切會截然不同。
或許埃爾德·卡特會像他自己最初期望的那樣，在圣詹姆士街開一家出版古典文獻的小書店，白天用鵝毛筆抄寫拜倫和雪萊的詩集，晚上邀上幾位文藝青年飲酒作樂、談天說地。
或許亞瑟·黑斯廷斯會在市中心某處租下一間低矮卻朝南的公寓，成為他心心念念的歷史學者，白天為《泰晤士報》和《晨報》寫上兩篇社論，晚上則埋頭于十六、十七世紀的故紙堆里，偶爾在貧民救濟組織里當一回義工，向他們講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會契約。
可惜，
歷史沒有或許。
1829年，他們迎來的不是盛世的英倫，而是一次毫無預兆的經濟危機。銀行接連倒閉，追討債務的通緝令充斥著報紙版面，運河與礦業股票暴跌，失業率飆升，紡織工人走上街頭，印刷工人發動罷工，農村地區則因為農業減產爆發饑饉。
倫敦大學的新晉畢業生們，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崗位，而是紛紛削減開支，寄居親友，靠著舊衣裳和傍晚市場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而亞瑟·黑斯廷斯，這個一度被教授們稱為擁有“布盧姆斯伯里最鋒利的舌頭”的年輕人，卻發現他遞交的海量求職信，從未收到過一次回信。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時看起來唾手可得的機會，其實只是櫥窗里精心布置的蜃景。中產的門檻從來不是靠學歷，而是靠姓氏、靠教會背景、靠父親的名字。
亞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達憤怒的一種方式。
埃爾德則爆發了。
他燒掉了那本用心校訂的拉丁語版《理想國》，甩掉了花呢西裝，聽天由命的去了海軍部報到。
然而，不論他們怎么想，命運從不會為了年輕人的一腔熱血讓路。
倫敦還未從上一輪經濟低潮中復蘇，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股市暴雷和債券違約中元氣大傷，而底層民眾的憤怒也正在醞釀。政府在憂慮治安狀況持續惡化之際，成立了一個名為“倫敦大都會警察廳”的新機構，史稱“蘇格蘭場”。
正是在這一年，亞瑟·黑斯廷斯走進了蘇格蘭場，穿上了那套剪裁粗糙、樣式新穎的深藍色制服，從倫敦大學的學業金獎變成了街頭巡警。
他從最底層做起，在夜色中沿著格林威治的中央大街巡邏，追趕扒手，敲打醉漢，阻止憤怒的失業工人朝教堂投擲石塊。他曾試圖按照課堂上學到的法律、哲學和所謂的歷史慣性解決問題，然而他卻發現這個城市更講究拳頭、口袋和門路。
“倫敦的街道教會了我一件事。人們所說的‘正義’，是個極其昂貴的詞匯。它需要維持秩序的預算，需要印刷清晰的法律條文，需要市民們對公共場所的敬畏感，更需要人們至少能吃飽三頓飯。杰里米·邊沁先生的功利主義哲學讓我終身受用，我畢生都在致力于使得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多數的幸福。但是，由誰來決定什么是幸福？又該由誰來定義最大多數？這個問題，我終其一生都沒能弄懂。”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