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說大漢哪處情況最復雜，統治難度最大，那么毫無疑問，西北地區，尤其是關內道北部以及收復時間還不算長的河隴之地。
漢夷雜處，戎狄環伺，民族問題是其根本原因，當然，自古以來，常有西患，這不是件值得驚奇的事。
只是，對當即的大漢而言，所面臨的困難，又遠超前代。畢竟，中原政權，失去對河隴之地的控制，還從來似唐時淪于吐蕃之手那般久，即便有歸義軍昌盛一時，也不過黃粱一夢。
等大漢重返河隴，所面臨的，可以說是一個失去了民眾基礎的情況。吐蕃、回鶻、黨項、羌等胡人，已然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雖然，大漢是以一種包容的心態，接納各族百姓，各方勢力也因為帝國的強大而俯首陳臣，但在推行漢制的過程中，仍舊避免不了矛盾與沖突，降而復叛實屬尋常，流血事件更是屢見不鮮。
一些騷亂，一些困難，一些陣痛，對于偌大的帝國而言，或許算不得什么，但是在同化統治的執行上，朝廷還是很堅決的。
另一方面，由于統治重心的東移，缺少了朝廷的就近震懾，也使得中央對于西北地區的掌控能力，也不如強的前代那般強，堪稱秦漢以來大一統王朝最弱。
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自長安自開封之間有多遙遠，也代表著朝廷對西北統治的難度增加了多少。
不過，在近兩年，新舊民之間的矛盾，也益發凸顯出來了。從當初折從阮平定西北叛亂之后，以漢民稀少，十余年間，對于西北邊州，朝廷一直都在進行遷戶實邊的政策。
根據朝廷官方的記載，前后十五年的時間內，大漢一共向西北地區遷徙了三十余萬眾。不要小看這個數字，即便以西北之大，已然可觀了。
而其中有三次規模最大，關中蜀亂之后，徙亂眾置邊；滅蜀之后，又遷豪強以及叛眾；再加上，對東南大戶的滿滿強遷。
耗了這么長的時間，費了這么多的精力，自然見到了成效。至少，原本不均衡的人口分布，變得合理了些，西北地區，漢味華風也更重了些。
但是，大量的外來人口遷入，填補漢民缺口的同時，也直接考驗著官府的統治能力與手段。治安問題，風俗沖突，新舊矛盾，各種各樣影響西北和諧的問題，是層出不窮。
在許多世居西北的百姓看來，這些外來的人，是罪人，是流民，是來搶奪他們生存空間的惡狼。
而大部分遷戶，對此，本就不樂意。三十多萬人中，只有不到兩成，是從全國各地搜羅的無地農民、貧民，以及那些被朝廷在西北的遷戶授地政策所吸引而萌生闖到想法的人。
剩下的，不是流放的罪民，就是強遷的豪強、地主、平民，要么就是像川蜀、吳越這樣的叛亂余眾。
這些成分復雜，且多含怨氣的人，又被安排在西北這種多亂之地，想想就不是什么值得喜悅的事情。這大概就是，舊的問題還未徹底解決，新的問題已經產生了。
也就是，當下的大漢朝廷權威正盛，而對西北地區也足夠重視，統治也足夠強力，并且遷戶都是分散安置的，問題還不算尖銳。
但是遷戶的問題，也實實在在地擺在那里。京城內外，不乏有識之士，比如有西北為政經驗的郭侗就曾上表劉皇帝，講遷戶問題。
已經升關內按察使的前邠州知州王祐，也曾上表，提醒朝廷，說西北遷戶，多懷怨望，希望朝廷能夠加以重視。
對此，劉皇帝給了積極的反饋，除了幾番降詔西北各道州，善加處置民族以及新舊民事務之外，也暫時停止了繼續向邊州強遷人口的政策。
畢竟，劉皇帝移民實邊，是為了平衡人口，鞏固統治的，一定的民怨與反噬可以承受，但若真因為此政策，搞出什么大亂子，那可就是得不償失。
如果，再同本就叛服不定的諸胡攪扯到一起......那種情況，想想都頭疼。
當然，劉皇帝并不會因為這些不安因素，就為實邊政策感到后悔。畢竟，比起那些胡虜，被遷之民，終究是漢人，長受漢家文化熏陶，不管有多少怨氣，統治起來，總歸要更容易些。
而他們在戎狄橫行的地方，想要生存下去，除了朝廷，除了華夏這個大家庭，又能依靠誰呢？
朝廷需要做的，就是在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礎上，靠時間去消解那些怨氣，在政策上予以優待，比如稅收的優惠。
劉皇帝也相信華夏百姓的抗壓能力與適應能力，等遷戶們徹底在西北諸州扎下根來，終將成為漢家統治可以依靠的力量。
只是需要時間，并且帝國要保持強大與安定。
對于西北諸族，劉皇帝最終還是決定，采取繼續同化的政策方針。與西南受限于地理不同，在西北，不論是何族，只要生存在大漢的土壤上，朝廷的力量可以輕松直抵，這也是治理手段不同最重要的原因。
而各族之中，回鶻人已經殘了，吐蕃人分化得厲害，其余小族小部不足為道，到開寶四年為止，值得劉皇帝警惕與重視的，也唯有盤踞在靈夏的黨項人了。
雖然政治經濟手段齊施，在大漢多年不懈的收買、分化下，定難軍、黨項人已然不成氣候，但終究未傷根本，其仍有謀亂之力。
軍情司就向劉皇帝奏報過一個情況，說分化了五六年的定難軍，又有合流的跡象。原因，一是節度使李光睿屁股逐漸穩了，對銀、綏二州及黨項諸部加以籠絡。
第二嘛，問題還是出在大漢身上，討滅甘州回鶻的行動，最感震懾的，不是他人，正是定難軍與黨項人。
畢竟，這個時期的甘州回鶻，論實力，或許不如黨項人，但一定勝過定難軍，結果卻是那樣的下場。
可想而知，如果朝廷想要消滅定難軍，又能費多少力氣？
在危機面前，內部的矛盾與紛爭，還是可以暫時放下，一致對外。可以說，定南軍的分化，有朝廷的功勞，諸李合流，同樣是迫于朝廷的壓力。
而了解到定難軍的情況后，劉皇帝也意識到，想要解決定難軍與黨項人，光靠政治、經濟手段，是遠遠不夠的，軍事武力才是最有效的辦法。
并且，拖了這么久，也該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大漢輿圖上有這么一小塊異色，看著也確實礙眼。
而不管是諸族、遷戶還是定難軍問題，對當下的大漢而言，都是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