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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章 整飭西北

  鹽州州衙二堂,原本知州劉訪辦公的地方,已經被人占據。別看鹽州偏居西北,遍是窮鄉僻壤,但這州衙是當真闊氣,官府的威嚴氣派,被凸顯得淋漓盡致。

  坐在厚重而昂貴公案后的,乃是王玄真。在得到劉皇帝的首肯之后,李崇矩大膽啟用王玄真,如今此人的官職,乃是武德司榆林道都知,兼以西北巡檢使。

  武德司一都知或許算不得什么,西北巡檢使就特殊了,大漢官制幾經變化,廢舊立新的同時,也保留了一些唐末三代的職銜。

  提及巡檢使,首先聯想到的便是禁軍三衙之一的巡檢司,然王玄真這個西北巡檢使,卻與巡檢司沒有一點關系。

  與過去的巡撫使、安撫使一般,這是一個臨時差遣,受命于皇帝,擁便宜行事之權,簡單地講,就是欽差大臣,只是,巡檢使偏向于武事。

  過去的幾十年中,朝廷曾數次差遣西北巡檢使,第一個就是已故代國公折從阮,當初是為了平息活躍寧慶二州的野雞、殺牛族叛亂。

  可見王玄真這個西北巡檢使,前往西北,是帶有特殊使命的。而更引人側目的,還是王玄真的身份,但武德司酷吏與巡檢差遣結合到一起的時候,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實在讓人不寒而栗,寢食難安。

  制命下達之時,在東京朝堂,就有不少人明確提出反對,包括宰相趙普在內,據理而爭,只是,劉皇帝不聽罷了。

  而其后果然,王玄真到西北后,磨刀霍霍,毫不留情,毫無忌憚地,把屠刀揮舞向西北官場。

  鑒于這兩年,西北動蕩,屢生變故,大案不斷,甚至出現了李繼遷叛亂,劉皇帝對于西北軍政民情的不滿,已然攀升到了一個無法容忍的地步。

  前者因盧案之故,對河西官場有了一次大清洗,但仍顯不足。而西北亂象,除了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之外,從官府的角度來說,官商勾結,官紳勾結,情況深重,情節惡劣,王玄真,就是作為一個清道夫的角色被派到西北的。

  此前,因此黑汗使團案,王寅武派遣了大量武德司干吏與一支武德營遠赴西北調查,一直持續到如今,此番,王玄真北上,又帶了一批精兵強將。

  可以說,如今的西北地區,是武德司群英匯聚之地,也是活動最頻繁的地方,其任務,除了監控地方,調查違法亂紀、貪官污吏,最重要的,是追蹤肅清那些陰謀逆亂份子。

  王玄真赴西北,除了帶去人,還帶去了權,除了對州級以下官吏的直接批捕特權之外,事急之時,還可以請調地方駐軍配合,劉皇帝直接給西北地方的駐軍、團練將領去了詔命。

  可以說,劉皇帝釋放出了一頭惡虎,這在武德司成立的三十多年中,頭一次擁有如此特權,這是違背過去幾十年政治規則,打破政治默契的事情,但同時也證明,對于西北的情況,劉皇帝的忍耐已至極限,甚至不惜后遺癥,行整飭之事。

  過去的一年多里,劉皇帝一直在讓人調查西北情況,究其治安不穩的根源,最終得出的結論,除了離心離德的黨項諸胡之外,最關鍵的就是官府的墮落與懈怠。

  朝廷吏治搞的幾十年,但總是治標不治本,下面陽奉陰違的官員多得是,不是抓幾個貪官污吏就行了的,在觀望了一年的西北變局之后,劉皇帝終于痛下決心,要對西北來一次深徹的整治澄清。

  李繼遷與黨項人的問題,劉皇帝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對于西北官場,也同樣如此。而經過“王寅武之變”的王玄真,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個一展所長、咸魚翻身的機會,更是死死抓住。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王玄真的西北巡檢使團隊,可謂是戰果輝煌,太子劉旸打算支援安西的官吏之中,就有不少受到此次政潮牽連的官吏。

  這一部分人,罪不至死,甚至有的就是無妄之災,劉旸發揮其仁厚的特長,予以寬免,放逐西域,與其戴罪立功的機會,也是一種安撫的手段。事實上,劉旸這也是替劉皇帝粗暴任性的決定買單。

  幾個月下來,西北官場一大批官吏士紳倒了霉,效果是顯著的,上下肅然,過去的張牙舞爪,變得安分守己,風氣大改。

  但同樣的,造成的惡劣影響,也是巨大的,官場人人自危,怨聲載道,從官府到民間,并沒有因此而獲得安寧,反而因為武德司的“任意胡為”,變得更加渾濁。甚至于,一些官府的正常行政秩序,都受到破壞,大漢是不缺當官的人,但調整磨合也是需要時間的,劉皇帝意志太強,武德司手段過激,反而加劇了不安與混亂。

  武德司就像一根攪屎棍,攪得西北臭氣熏天,也使沉淀了幾十年的污穢翻滾而起,而形勢,也有向當年的川蜀、江浙、兩廣發展的趨勢。

  對于這些,朝廷不乏有識之士,趙普就曾找到劉皇帝,以當初蜀亂為例,向劉皇帝進諫。言當初平蜀大軍胡作非為,致生大亂,為定蜀亂,朝廷對平蜀官兵不加怪罪,以穩為主,方依靠他們平亂致安。

  如今,榆林生變,西北局勢堪憂,大局需要西北的軍政官吏協力合作,穩定地方,劉皇帝即便對西北弊病不滿,也可效仿平蜀之事,待彌定變亂之后,再行整治,實無必要操之過急。

  趙普的話很有道理,劉皇帝也明白,但就是有些難以接受,如今不比當年,劉皇帝的心態也早已發生變化。

  因此,認可趙普建議,并予以賞賜的同時,在行動上,仍舊堅持強勢,用劉皇帝的話說,朝廷澄清吏治、反貪反腐、鎮壓逆亂,還能有錯?

  若是拿下幾十上百名官吏,就引得西北沸反,那恰恰證明其必要性,正好看看西北究竟隱藏著多少家賊國賊,多少逆亂份子,也看看誰才是真正的忠臣,誰與朝廷是一條心。

  三十多年前,漢弱遼強之時,耶律阮舉大軍南下,他抱著打爛整個河北的決心,提兵相抗,那時情勢何等嚴峻,今日之西北,與當初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事實上,這還是沿襲著劉皇帝的一貫風格,關鍵時刻,好逆勢而為,壓力越大,反而會堅定他的決心。

  當然,決心只是做好最壞打算,真把西北搞個天翻地覆,劉皇帝也不是沖著這個去的。朝廷這邊,除了劉旸盯著,幫著善后之外,在西北也做了相應的準備,趙王劉昉就從涼州移駐長安,坐鎮秦隴。

  關內是整治的重災區,而關內道又是西北四道真正的核心精華,關隴不出大亂,那西北就亂不起來。別說榆林還沒亂起來,即便真亂了,也只是小疾罷了。

  更何況,以今時今日的漢,朝廷的權威正值巔峰,即便地方幺蛾子層出不窮,但當朝廷下定決心之時,敢于對抗的,終究是少數。

  另一方面,則在于的王玄真了,雖然手握重權,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并沒有過于放肆,打擊面雖然廣,但并沒有過于擾民。

  一些朝廷大臣擔憂的人心,主要指的還是官心、軍心、豪強之心、商賈之心,與屁民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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