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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章 壓力轉移

  進入開寶年后,東京每年由外部輸入的各類糧食物資,基本穩定在七百萬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動,變化也不大。早年的時候,劉皇帝深受缺糧之苦,因此養成了儲糧的習慣。

  而在整個京畿地區,在那些分布于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倉庫,朝廷始終維持著約兩千萬石的糧食儲備。這個數量不算少,至少可滿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實上要更久。

  按照當初劉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儲存至少十年國用,也一度按著這個目標在做,只是后來發現,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來,同時,每年還從官倉中劃撥糧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資源,即便糧價再高,都能夠隨時平抑調節,也是此前一直坐視糧價上漲的底氣所在。

  從四月開始,僅在東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兩百萬石米、粟、麥等糧食物資。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在東京士民頭上飄飛了數月的糧價頓時被打壓下來,如水銀瀉地一般,半個月內,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顯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認為比較合適的糧價。對于絕大部分東京百姓而言,這仍舊是一個不低的價格,畢竟與最初相比,也漲了接近一倍,但與六十文一對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難以接受了。

  但不論如何,在朝廷主動出手平抑后,東京民情民困,終是得到了緩解。大漢的百姓,不論市井百姓,還是鄉野小民,從來都是溫馴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還能過得下去,就能得過且過,只要不把他們逼到絕境,就不會出現大問題。

  在這場糧價瘋漲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兩京士民為代表的百姓,但對全天下的農民來說,卻不啻于一場福音,至少,在過去的半年時間中,同樣的糧食能夠換取更多的錢財。在這個前提下,他們的日子也確實能夠得到改善,填補稅收的糧食減少了,用于生計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這股風潮之中,攫取了絕大部分利益的,顯然不可能是農民,而是壓在他們頭上的貴族、官僚、商賈這樣的剝削階級。

  至少,那些從事糧食貿易、運輸以及相關產業的商人,是飽食一頓,賺得盆滿缽滿。過去的二十年,大漢商貿日益發達,但商賈的地位,卻沒有本質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時不時地收割壓榨一波,也讓許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時,也不得不多添幾分小心。

  當然,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聲名在外、腰纏萬貫大商賈,一般的小商小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論大小商賈,在有些行當,極其注意自己的商譽與行為。

  尤其是糧食這種關乎國計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亂來的,畢竟,朝廷上上下下,盯著的人實在太多了,別說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機會都要進言,敲打一番。而大漢的糧商們,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稱嚴苛的懲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貪婪之心,僅在東京,過去因為哄抬民生物資被抓捕、抄家、處刑的商人就達數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寬乃至放縱的態度,幾乎是擺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難以察覺,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豈能不曉。

  雖然談不上“奉命漲價”,但東京的大小糧商們,可都趁著這個機會,大膽地漲價。否則,以東京市面上正常的糧食物資供應,即便出現了戰爭與減產這樣的客觀因素,也不可能呈現飛漲的態勢。

  一直以來,在朝廷的壓制下,低廉的糧價,讓諸多糧油商人獲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糧商,也只是靠著規模方能維持。

  微薄的利潤,也曾一度讓大量糧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漲,也是為了提升一下糧商們的積極性,方才采取的放寬。

  而過去壓制得有多狠,釋放出來的時候就有多瘋狂,過去半年糧價的變動,已然證明了這一點。朝廷的有意放縱,再加上利益鏈條上的饕餮們瘋狂食利,共同催發了這一場“糧價闖關”。

  當然,糧價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隨著的,是各種生活物資的價格上漲,油鹽醬醋,都是這般。而與糧價的上浮相比,鹽價的表現,則要更為顯著。

  到開寶二十二年四月,東京鹽價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與糧價還有后續的平抑打壓不同,鹽價上升之后,似乎就沒有落下來的意思了。

  在中唐時期,有天下財稅、鹽利其半的說法,而到如今,大漢朝廷才真正開始揮起鐮刀,無情地收割著鹽事帶來的利益。

  迫于這些情況,京畿地區,也不可避免地爆發了一場搶購物資的狂潮,這固然在物資供應上帶來了巨大壓力,但同樣的,也讓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銅錢。

  再多的喧鬧,終有平息的一日,隨著朝廷對各項生活必備物資的指導定價頒布,這樣一股漲價浪潮也終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劇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開始難熬了。

  這一場“價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財政司的主導下進行的,劉皇帝雖然一直關注的,但始終沒有發表看法,一直持默認態度,從頭到尾都沒有插手,只是任他們施為。

  出現了問題,必需要尋求解決的辦法,而在解決舊弊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時的利弊上,總是選擇趨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這是劉皇帝向來提倡的。

  如果說,過去大漢的繁榮是建立在龐大的農業體系上,朝廷通過對農民吸血,來維持開寶盛世的繁榮,那么從此以后,很長一段時間,矛頭將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賈、小士民及小手工業者,過去農民身上承擔的壓力,也將有一部分轉移到城鎮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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