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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篇33 雍熙時代

  在蜀亂罪人被集體處刑的同時,也伴隨著對已故劍南布政使潘佑的平反,皇帝劉旸特地降詔,為之昭雪正名。

  蓋因此前川蜀賊寇猖獗之際,潘佑被劍南以及朝中某些人拿出來做替罪羊,言川蜀之亂,禍起潘佑,千般罪責,悉歸咎于潘佑一身。

  左右人已死了,也沒法自證清白,何況王小波在舉事之初,還打著為潘佑復仇的旗號,蜀中小民的反應也更加重放大了潘佑的“罪行”。

  彼時,劉旸雖然對于此事洞若觀火,對于那些涌向潘佑的攻訐也感到憤慨,但為了顧全“大局”,抑或是為了麻痹那些人,選擇了漠視。

如今也就導致潘佑不只死不得善終,死后還招致猛烈的攻訐,極其不公的對待,被打為奸賊亂臣,聲名盡毀。甚至于連累到后人,他那遠嫁他鄉的女兒,都被夫家一封休書趕出家門,流落江湖  潘佑這個直臣,孤臣,對他劉旸也未必完全認同,但心中實則是存有一份敬意的。對其遭遇,也始終心里有數,只不過因為政治上的意圖,一直沒有多作話,哪怕蜀亂平定之后,也一直按而不發。

  直至真正的亂臣賊子被正法,潘佑的正名也就開始了。劉旸讓內閣學士王旦給潘佑寫了一份神道碑文,記敘其忠貞與功勞,不只是恢復名譽,還給了極高的身后待遇,謚號文烈,配享太廟。

  同時,劉旸又下令在成都為潘佑立碑建祠,以表紀念。還命人將潘佑之女找到,賞賜五百畝田宅,并給她重新找了個良家成親,關懷備至。

  雖然潘佑從來沒有把自己劃入南臣的派系之中,但這些年日益在朝中抬頭的南方官僚尤其是東南官僚,卻始終將其視為東南利益階層的代言人之一。

  當初朝廷內部對于潘佑的攻訐諉罪,多少也夾雜著一些打壓東南官場的意圖,畢竟經濟、文化大發展轉化成的實力,也難免讓在朝廷占據主要話語權的北方權貴、官僚、士人感到威脅。

  因此,當皇帝為潘佑平反的決議傳出后,京畿之內最開心的,正是那一干南臣,至于其他權貴、官吏以及普通士民,對潘佑可沒有多少感情。

  由江南籍的官員牽頭給潘佑舉行了一場追悼會,內閣大學士、文史界的泰山北斗、東南士林活化石級領袖徐鉉貢獻自己的府邸作為追悼場所,并以七十九的高齡親自主持,致悼詞,聞訊前往致哀的官吏有很多。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皇帝劉旸圣躬親至,給潘佑上香,并發表一番動情的講話,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給潘佑做了一個蓋棺定論。

  對于潘佑身后的優渥待遇,朝廷內部不是沒有異議,相反,甚至可以說是怪話連篇。還是因為皇帝把潘佑捧得太高了,從一介“罪臣”,到流芳百世的“忠臣”,這樣天地倒轉般的變化,即便死者已矣,仍舊讓人難以接受。

  就一個問題,潘佑憑什么,為大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才,又何止他一個?

  顯然,劉旸如此做法,是蘊含著特殊政治意圖的。比起“忠臣”、“清官”等稱號,潘佑身上最顯著的標志,也最招人憤恨、厭惡的地方,只有一個:改革干將。

  無他,這個人是真抓實干,一點余地都不講,一點也不怕得罪人。太過純粹不能黨同的人,就別想從旁人嘴里聽到什么好話。

  而劉旸把潘佑這個“榜樣”樹起來,也是為了平息蜀亂之后的朝廷內部又一爭論,統歸地稅的改革還要不要繼續。

  川蜀之亂,帶給大漢朝廷的震撼是巨大的,雖然歷史上有無數的記載,匹夫小民爆發出來,會產生多么大的威力與破壞力,但是,不親身經歷一番,是永遠不會有痛徹醒悟的。

  從叛軍大部被消滅后開始,自洛陽到成都,統治階級都在反思,反思動亂之根源,雖然許多人的認識依舊停留在一種粗淺的表象上,但還是有些有識之士,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見。

  土地問題,稅制問題,貧富問題,監察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社會運轉機制的問題,要想徹底解決,基本是不可能,法制社會都做不到,何況人治社會。

  然而,作為帝國的統治階級,掌握著整個社會絕對的話語權與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卻還是需要有一定覺悟,一絲底線的。

  而蜀中那些權貴,恰恰相反,上忤逆朝廷之命,下無視小民之聲,最終釀成劇變。

  川蜀之亂,給西南的人口、經濟造成了極其重大的損失,可以說是元氣大傷。然而若透過那累累尸骨、血流成河,從長遠來看,似乎也不是沒有任何好處。

  至少,那難沸騰的民怨釋放掉了很大一部分,幾十年的頑固積弊端,經過這么一番沖擊,也跨倒了,為朝廷善后改革提供了一片空白與契機。

  曾經肆無忌憚的勛貴、官僚、地主,不得不收起來青面獠牙,至少要學著裝出一副慈眉善目,做些慈善義舉。

旁戶佃民,也不再是任人魚肉的草芥,無節制的剝削行為開始得到控制,統治階級學會反思,不敢再完全無視下民的聲音  當然了,以統治階級的尿性,這樣的思考與悔悟,未必能持續多久,畢竟好了傷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規律。

  而以慘烈的流血死亡帶來的傷痛,能讓統治階級記住多久,也是其價值體現,雖然怎么看,都顯得不那么值,甚至過分悲愴。

  至少,從雍熙二年起,未來的二三十年內,蜀中的社會矛盾會處在一種相對較低的水平,這是大漢帝國統治下任何改革改良都無法做到的。

  而朝廷這邊,開始把蜀亂的教訓,印證著放到其余道府州縣的糾談匡正上。

  但同樣的,還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依不饒地,把蜀亂的根本,歸咎于“稅改”上來,用他們的話來說,不改革,循舊制,蜀亂就不會發生。

而新稅制的執行過程中,出現了那么多問題與矛盾,已經足以引起朝廷警惕,蜀亂殷鑒在前,不可不慎  持這番論調者,他們屁股下要拉什么屎,劉旸心知肚明,因此,給潘佑這個稅改名臣一個隆厚的身后事,就是他的表態。

  至于那些人所提的弊病啊、問題啊什么,劉旸從雍熙元年秋冬就開始著手解決了,他執拗地認為,稅改之弊,在于執行不力,在于監管不嚴。

  他選擇通過治吏、明法、濟民來調節,在證明這一套失敗前,他改革之心依舊堅定。

  當然,劉旸也是沒辦法,比起可預想的稅改失敗造成的混亂,他寧肯咬咬牙堅持著這條艱辛的道路上。治國亦如治病,藥也不能亂用、混用.

  未己,皇帝下詔,以開封府尹李沆為劍南道布政使,以兵部尚書致仕的老臣劉廷翰被再度啟用為劍南道都指揮使。同時召還招討使楊延昭與護圣軍,奉國軍萬余人仍駐成都,遣還關內、山南、湖廣、京西諸道兵馬,各有賞賜,由此,川蜀善后諸事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西南軍政最核心的只有三個職位,布政使、都指揮使以及成都知府,如今都換了個遍。

  徐士廉這個成都知府,有效仿乾祐后期之趙普,開寶前期之張雍的意思,這個二十多年前斗膽登聞上告取士不公的士子,正上演著又一樁宦海沉浮、際遇無常的戲碼。

  不得不說,過去幾十年,朝廷雖然一直在吸川蜀的血,但政治地位還是一點沒虧待的。前有向訓、趙匡這平蜀的二十四功臣,后有趙普、張雍這等貫穿整個開寶時代,在開寶政治活動中起到突出作用,具備重要歷史地位的名臣。

他們都與川蜀、西南結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緣,如今,隨著李沆與徐士廉二人站上西南歷史政治舞臺,似乎新的輪回又開始轉動了  李沆與徐士廉一樣,都還不滿五十歲,但都曾為今上近臣,而與徐士廉精彩起伏的際遇不同,李沆的仕途要平順得多,與徐士廉相比,就是純純人生贏家。

  狀元出身,兩代皇帝看重,賢名遠播,在朝卓爾不群,外放從鄭州知州始,一路升遷至于京畿副使,開封府尹,那些天下官僚升遷的大檻于他而言就像喝水一樣簡單。

  當然,這一切都是基于李沆本身過硬的品干,否則,以世祖與今上之用人,輪不到李沆爬這么高。

  另一方面,李沆、徐士廉,都是朝中“壯年派”,又同為天子舊人,把他們放在劍南,也足表皇帝與朝廷對川蜀的重視之意。

  至于劉廷翰任劍南都指揮使,還另兼西南五道巡檢使,則是劉旸需要在軍事上有一個既可靠、又安心的人物。

  別的不提,劉廷翰資歷威望是綽綽有余的,畢竟是擔任過樞密使的人物。而如今的大漢軍界,參與過乾祐北伐并立有赫赫戰功的人已經鳳毛麟角了,就連劉廷翰也是白發蒼蒼,愿意重新出來做事,都是皇帝誠心邀請的結果。

  而年近七旬的劉廷翰,還害怕他會對朝廷造成什么危害嗎?至少其做人做事的能力,能夠讓劉旸安心。

  至于前都指揮使上官正,則以本職致仕,這還是念他在蜀亂之中平叛頗為賣力的情況下,否則,以他和王氏家族間緊密的交往關系,洛陽南市口那三百多顆人頭中未必沒有他.

  當然,對于西南軍政的調整遠不止這三人三職,只不過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痛定思痛下的皇帝劉旸,是決心要對西南進行一番大整治,大亂之后的恢復期,也實在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操作環境。

  牽一發而動全身,西南軍政的調整,折射到洛陽,呈現的則是朝堂上一場重大人事變革。

  比如溫國公向德明,以堅守平叛之功,代替高瓊成為新的兵部尚書,高瓊則調任西北五道巡檢使,檢查西北邊防情況。

  向德明調任的背后,實則還另有隱情,按道理如此急切將之上調中樞是不利于劍南善后諸事的。只是,由于他在劍南任上,打破了太多朝制的約束,尤其是嚴重干涉軍事。

  當然了,由于治世環境下地方主官具備的強大權威,各地一把手對于所在軍事多多少少是有影響力的,但是向德明在成都期間的作為,還是過分觸發條制,這在世祖皇帝時期可是很犯忌諱的事情。

  即便事急從權,但事后真要追究起來,定個逾制亂法,也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

  當然劉旸不是那種不體諒下情的皇帝,因此,在劍南局勢逐漸趨穩,立刻啟動了人事調整,兵部尚書以及物質賞賜足以慰勞其功,同時一個“救急使君”成為向德明劍南之任的評價似乎也恰到好處了。另外,朝廷在蜀亂平定的議功中,定向德明第一。

  和向德明一般,作為平定蜀亂的軍事統帥楊延昭還朝之后,級別上升了一級,任侍衛司副都指揮使,嗯,前邊提過,這實際上已是個虛職,掌權的是都虞侯。

  這種明升暗貶的做法,或許有傷功臣之心,因此劉旸又給了大量錢財賞賜。也是楊延昭過于年輕,如今也才四十出頭,劉旸也不可能棄用這個知根知底的將帥之才,依他的打算,在侍衛副帥的位置上待兩年,沉淀一番,自可承擔更重的職權與責任。

  接替楊延昭擔任侍衛司都虞侯的,也不是太意外,河西都指揮使郭儀,至此,楊延昭、李繼隆、郭儀這三個世祖皇帝欽點的“三英”,正式開始成為大漢軍界中的主角。

  都察使楊業則順勢退居二線,掛著太師頭銜,在府中含飴弄孫,今后人們就得稱之為“楊太師”了。

  而接替楊業的人,劉旸則選擇讓尚書右丞韓徽擔任,允文允武,資歷深厚的韓“橐相”,有足夠的手腕與資歷,同時,也是對趙匡義的一種制衡。在不斷完善監察體制,加強法制、都察系統權威的背景下,劉旸也不可能放一人獨掌大權。

  與此同時,劉旸終于將張齊賢調任尚書右丞,同時兼任財政使,進一步加強朝堂上“帝黨”的實權。

  至于前財政使張雍,則棲棲遑遑地以本職致仕,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回鄉歸養,沒兩年,便郁郁而終。

  作為開寶功臣中的一員,張雍落得這樣的結局,固然凄涼,然而這也不是毫無征兆的。川蜀發生那么嚴重的禍亂,給官府和民間都造成了空前嚴重損失,必須得有人擔責。

  西南那邊,有三百多名罪臣,朝廷這邊,也必須有一個足份量的人,數來數去,只有張雍了!也不需覺得委屈,川蜀的那些官僚之中,確有不少是張雍親自提拔的,也在南市口被斬了。

  至此,大漢朝堂的權力格局又發生巨大變化,中書令劉曖、尚書令呂端、尚書左丞趙匡義、尚書右丞兼財政使張齊賢、樞密使曹彬、都察使韓徽、吏部尚書慕容德豐、兵部尚書向德明,當然,還有游離于權力中心的趙王劉昉這個參知政事,由這些人,共同構建了大漢上層的權力中樞。

  而與雍熙元年初相比,最大的不同則是,皇帝劉旸的權威更加鞏固了,其正在一步步地徹底掌握屬于皇帝的話語權與主動權。

  在完成朝廷主要人事調整后不久,皇帝劉旸再下詔令,讓全國各道州自查“二倉”倉儲及稅庫情況,同時吏部、財政司、都察院三衙分遣干員趕赴各地協查。這一道政令,再度讓大漢官場風聲鶴唳,因為誰都知道這是為了什么,這一關也不那么好過。

  還是在籌集平叛以及后續援蜀物資的過程中,朝廷發現,很多地方都有缺口,根本無法按照朝廷調度需求來。問題嘛,當然出現地方對錢、糧兩項的挪用虧空,乃至盜取上。

  于是借著這個機會,劉旸當然要開啟中樞對地方財政大權監管的改革,這也是他“雍熙改革”的第二彈,尤其重要。

  同樣的,這個活仍舊不好干,地方財政挪用虧空是很尋常的事情,如何解決,卻不是那么容易了。

  憑空讓地方變出錢糧把虧空補上,那當然不現實,因此,加強制度監管,才是主要目的,而在這個過程中,當然要查一查舊賬,追一追那些蠹蟲的罪。

  原本有人提議,給定期限,讓各地官府自填虧空,逾期不滿者,依法論處。這倒是簡單粗暴,但劉旸幾乎不假思索地否決了,經他判斷,這簡直是給各地官員又一項盤剝地方的名義,嘗歪那是必然的,大漢的百姓可是在折騰不起了。

  原本在開寶末期,朝廷財政是平衡之中帶有一定虧空,等到蜀亂之后,從平亂到善后,加上固有的一系列大筆支出,大漢朝廷新一輪的財政拮據又到來了。

  對此,劉旸選擇了“保守治療”,一方面從宮廷到朝廷官府,大力壓縮開支,一方面則加大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打擊,再一方面則加大外部資源的獲取了。

  為此,劉旸甚至和南洋的諸侯國們做起了“人口”生意,蜀亂之中被俘的亂民,足有近三十萬,這些人朝廷不敢放任,殺也不可能,白養著又費錢糧,因此只能暫貶于刑徒營服勞役。

  而作為雍熙仁政之一,劉旸對刑徒營的改革又不可能停止,于是對外輸出再度成為了一個綜合考量之下的選擇。

  但是,要把三十萬人輸送到海外諸封國,那成本也太過高昂,便是國內可以采用“流徙”的方式,海上總需船只。

  于是,南洋封國王們“爽快”地表示,他們能承擔,用真金白銀,香料瑪瑙來換。當然,皇帝也是注重吃相的,真金白銀照收,至于其他,則用南洋駐軍的軍費來抵償。

  就這么,一場對內外都有利的交易達成了,于朝廷而言,輸血的性質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但去掉的麻煩,省掉的錢糧,就是賺的。

  這似乎也開啟了大漢時代加速對外輸出的浪潮,畢竟,甭管你在帝國內部是罪臣還是叛賊,到了封國,都是人才,都是最寶貴的資源。

  為此,劉旻、劉曄、劉文淵幾人,也向朝廷提出請求,最終,一番慎重考量后,給安西方向五萬人,劉文淵一萬,同樣,移民成本自己承擔。

  甚至于,劉旸還專門給趙王劉昉的北庭國也送去了一萬多人,主動的,對于這個最特殊的弟弟,劉旸總是給予了一些特殊的關懷。而北庭國那里,目前正由劉昉長子劉文共經營著。

  精打細算,如履薄冰,也漸漸成為劉旸在整個雍熙時代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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