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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康四年秋九月朔，延禧驛外的官道邊，前尚書令張齊賢即將踏上離京的旅途。
暮靄沉沉，秦天寥闊，瑟瑟秋風當面，雪白的須發肆意飄動。胡音陣陣，馬鳴蕭蕭，西京大驛的繁榮氣象，也難以帶走張齊賢老臉上的絲絲凄迷。
已是六八高齡的老人，本不該如此失意，但望著前方的失意之途，驀然發現，自己并非世事洞察，心中仍舊涌現出無限的唏噓與悵惘。
張齊賢被罷相的原因很簡單，以中秋御宴上，醉酒失儀，險些冒犯圣躬，先是罰其閉門自省，沒幾日便奪其尚書令職。
當然，這是表面呈現出的東西，根本原因，還在于皇帝劉文澎對朝政影響的加強，并且加大了對張齊賢為代表的這些“欽命輔臣”的排擠與打壓。
而比起魯王之黜落出京就國，張齊賢的罷相就沒有經歷太激烈的對抗與斗爭了，甚至顯得水到渠成，同時，這其中也未必沒有張齊賢主動求退的意思。
一方面，張齊賢本人已然年老，說是風燭殘年也不為過，精力不濟是必然的，面對朝野內外紛繁復雜的政務與人心已然力不從心，又如何再抵擋來自皇帝的針對？
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則在于，張老相公心疲了。輔政的這近四年時間里，張齊賢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實則只做了一件事，那便是延續太宗皇帝的“雍熙之政”，在朝廷內部此起彼伏的各種爭端之中，他所有的決策與行動，都是站在這一基本立場上的。
相比于李沆、呂蒙正等人還有一些更為高遠的政治理想抱負，張齊賢更像是“雍熙之政”的最后一個守望者，悉心維持，苦苦支撐，因此，過去的四年，是完全可以稱之為“后雍熙時代”的。
但到如今，那種局面顯然是維持不下去了，皇帝是平康皇帝，卻要讓帝國自上而下都保持雍熙時代的風貌，這不只是在為難皇帝，也是在為難自己以及其他統治階級，也不現實，更不符合“客觀規律”。
當內心僅剩的堅持都行將破滅之際，再讓張齊賢占據首相之位，別說皇帝受不了，就是張齊賢自己都沒有繼續逗留的心了。而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朝闕，固然有些傷及顏面，卻也未必不是個好的結局。
何況，與魯王劉曖不同，劉文澎還是給了他基本的體面，讓他以司空銜致仕，同時于張齊賢故鄉曹州敕建一座曹陽伯府，作為他今后養老之所。（張齊賢于雍熙十四年，被太宗皇帝賜爵一等曹陽伯）
不管如何，張齊賢的收場，要多了那么一絲仁德，皇帝劉文澎也頭一次沒有由著性子來，出人意料地給了帝國首相的一份尊重。
不過，致仕后的張齊賢并沒有第一時間東歸曹州休養，而是選擇西行，原因有二。一是其次子張宗誨在延州當知州，雖然在彈壓地方、平復騷亂上很有手腕，任上也有不少業績，但此前也屢屢傳出一些擾民行為以及個人作風問題，這讓一世英明的張齊賢臉上無光，想親眼去看看。
其二則是張齊賢打算對大西北再進行一次考察，如今脫離了相位的限制，得到空暇，他要對此前治政過程中忽視的一些問題進行一番總結。
對于大西北，從世祖皇帝起，就一向格外重視，深以為慮，畢竟曾經失落于中國兩百年，在飽受吐蕃、回鶻等蠻邦夷國的侵蝕后，漢家文明想要恢復文明、重新扎根不難，但要清除那些歷史遺留問題，尤其是一些隱藏于漢化的之下，表面順漢，實則反漢的一些問題，風俗問題，民族問題，以及宗教問題。
往前倒推四十年，即便拋開西征帶來的影響，西北都是大漢帝國最不安穩的地方，也是朝廷重點經營鞏固的區域，從世祖到太宗，乃至現如今，都是如此。朝廷在西北投入的資源，耗費的國力，也要超過漠南、遼東、西南諸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西北也崛起了不少能臣干吏，不管發生了多少亂子，又被朝廷折騰得多厲害，又進行了怎樣的清洗，“西北系”的勛貴、官僚都是帝國凝聚力最強的一個派系，在大漢帝國的政治舞臺上，永遠不缺乏他們活躍的身影。
同時，西北系或許也是帝國最開放、最不排外的一個派系，因為眾多勛貴、官僚本身就屬于“外來者”，而過去幾十年，西北的政治領袖們，如盧多遜、王祐、王明等，無一不是出身外地道州。
幾十年來，自道司以下，有太多外地豪杰俊才，在經過大西北的艱苦磨礪之后，脫胎換骨，成為帝國的棟梁與榱桷。
而張齊賢，恰恰就是西北系出身，二十多年前拯治榆林的經歷，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寶貴的一份資源。在朝，張齊賢或許難以壓制住眾多的勢力，但在西北派系，至少在西北的文官系統內，他也是一方扛旗大佬。
并且，自榆林之亂以來，更準確得講應該是朝廷全面停罷西征大政，整飭弊政，改革民生以來，西北又有差不多二十年沒有出現過大亂子了。
對此，張齊賢既欣喜，又不免心存隱憂，他可太了解西北地區的特殊性了，作為帝國民族成分、風俗情況最復雜的地區之一，這里天然就存在動蕩與騷亂的因子。
脫離了西北多年的張齊賢，也不得不居安而思危，尤其在皇帝劉文澎不大讓人放心的情況下。
如此，便促成了他晚年的這次西行，他入仕四十余年，為國為民，辛苦了一輩子，早就習慣了，真讓他晚年默默垂老，直至離世，那也是做不到的。
而張齊賢在晚年的這次西行經歷，最后被他寫成了一本書：《饒陽公西游記》。
從后世來看，這不僅是一份考察旅游記錄，更是一本政治見聞，涉及到整個西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生的描述，其中還夾雜著大量張齊賢在治國方面的經驗與思考，極大地呈現了張齊賢在雍熙時期尤其是雍熙后期對大漢帝國政治、軍事、經濟的重大影響，從中也反應出大量“開寶盛世”與“雍熙之治”的情況，對史學家們研究“開雍盛世”極有價值.
回到延禧驛外，陪同張齊賢西行的，只有僮仆護衛五六名，以及小兒子張宗信，而前來給他送行的，只有兩人，財政使李沆與左副都御史魯宗道。當然，作為前首相，還不至于如此凄涼，只不過張齊賢走得突然，刻意避免。
財政使李沆就不用多說了，魯宗道乃是朝中有名的諫臣，素有“小王禹偁”的名聲，因為直言敢諫，明法嚴律，得罪了不少人，張齊賢算是其恩師，在朝中也多有維護。
“太初兄，老朽當了這個逃兵，愧對先帝，汗顏無地，朝中之事，今后就多仰仗兄了，望小心行事，善加珍重！”收起老臉上的凄迷之色，張齊賢向同樣須發灰白、一身常服的李沆拱手一拜，鄭重說道。
李沆還是那副儒雅的風度，即便白發蒼蒼，依舊泰然自若，不動如山。感受到張齊賢那復雜的心緒，拱手回禮，分外從容地應道：“師亮兄言重了！我亦飽受世祖、太宗兩代先帝隆恩，此志不改，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如此而已”
“太初兄器量恢弘，我不如也！”聽其言，張齊賢慚愧一笑。
言罷，又扭頭看著即便送行也表情刻板的魯宗道，略作思忖，抬指道：“貫之，你剛正敢言，嫉惡少容，朝廷需要你這樣的忠直之士，就是缺乏一些變通。只盼你日后遇事，能多些機變，如此方可長久！”
面對張齊賢的告誡，魯宗道的表情松弛了些，爽朗一笑，話還是那般直：“相公當知，魯宗道進諫，不莠言，不欺君，事事以公，務實求正。若事諫言之虛名，抑或懼不敢言，做那昏昏之徒，不若辭官，回鄉教書。
何況，天子不如祖宗之英明神武，正需忠言善諫規勸，若我等臣子不發聲，豈不讓小人得逞？”
魯宗道顯然是不撞南墻不回頭的那種人，見他那一副慨然，滿臉正色，張齊賢也不好再叮囑他的為政處世哲學了，強行教誨，或許還會傷及師生之誼。
“珍重！”
最終，以一聲飽含深情的道別，結束了這場靜悄悄的送行。三人都是飽學之士，但一沒折柳，二沒吟詩，張齊賢就這么走了，離開他待了近二十年的京畿。
不過，在登上車轅時，張齊賢仍不禁回望，視線極處，西京雄壯，乾元高聳，即將遠離之際，老相公心頭實則依舊惦念著廟堂，掛懷著皇帝，同時，迷離的目光中，也包含著一絲對帝國未來的隱憂。
對皇帝劉文澎，張齊賢顯然是不那么放心，就更別提“信心”二字了。但不管如何，脫離了那個位置，他能對大漢帝國施加的影響力，也就微乎其微了。
只能默默地祈禱，皇帝在親政之后，能夠有所改變，少些折騰，不要敗壞了世祖、太宗兩代帝王辛辛苦苦建立的基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