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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篇21 康王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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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隆二年(1019年)夏五月,在經過近半年時間,跨越萬里長途之后,康王劉曄終于抵達帝國西京。這一路漫長而辛苦,對年近六旬的劉曄而言,不管是意志還是身體,都是一種考驗。

  不過,劉曄的意志是經過歲月與世事千錘百煉而成就的,因此道阻且長,但他走得從容,行得放松,精神上也沒有什么負擔。

  就像是沉下心來,完成人生中一場難得的旅途,一路上,他考察著安西軍政,巡視自己的王國領地,同時也觀察著大漢西北諸道的軍政狀況,遇到那些他年輕時曾履足、奮斗過的地方,也會停下腳步,追憶往昔,動情之時,甚至老淚縱橫。

  而從進入高昌道后,一直到關內,每到一大城,劉曄都拒絕當地官府的禮物迎奉,只要求他們把當地的中下層僚吏、行伍、士紳、商賈、百工召集在一起,聽他為康國展開的“宣講”。

  過去,安西三國常有使者、官吏,到大漢內地來宣揚政策,傳播名聲,以招攬人才,但那些下面的牛馬走,如何能與堂堂康王親自開講延請相比,明顯更具權威性以及誘惑力。

  即便很多人,都只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態去參加劉曄的宣講會,但依舊有一部分人為劉曄描述的藍圖所吸引。安西三國,為了從帝國吸引人才人口,已經使用了不少手段,明里暗里,黑的白的,可是煞費苦心。

  當然作為康國的王,又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劉曄還是得走堂堂正正的路,他重點講述是康國的“人才(口)安頓計劃”。

  作為一個馭民百萬的王,劉曄也深諳如何打動人,開疆拓土、建功立業什么的對西北士民已經不大管用了,因此,劉曄所言所述,都是最實際的東西,重點就著眼于“利益”二字上。

  劉曄詳細地介紹了康居國所擁有的大片優良水土、草場與特產,城市、人口及貿易,以及王國制定的對漢地人口優越的安置政策。

  當然,類似的政策宣講,此前康國的使者、專吏已經做過,但從劉曄嘴里親口說出來,效果就是不一樣。同時,劉曄一點也不繞彎子,甚至不避諱談及錢與權,甚至對一個漢人入康能夠產生的經濟效益,都被赤裸裸地明碼標價了。

  只要是漢人,去了康國,官府會發錢、土地、耕牛、農具,甚至會分配仆(奴)從(隸),前三年一切稅收減免,這還是針對普通漢人勞動力的。

  至于有學識、文化抑或有特殊技長的,待遇就更加從優,同時,在移民上有突出貢獻的,比如能帶百人前往康國的就能當營所制下的都頭,五百人就能在官府謀個鎮長的職位,上千人那就能成為營主,連同仆從人口在內掌管數千人的生計乃至生殺大權。

  也不要怕康國沒有足夠的錢糧、牲畜、工具,在幾十年的擴張掠奪中,康居國攫取了大量財貨,刨除內部封賞以及正常行政、軍事支出,依舊有足夠的積累來滿足人口安置計劃的長期進行。

  當然,財富與奴隸都是有上限的,先到先得,后來利短,這是必然的,因此,有志西進者,需要抓緊、從速,否則機會只能讓其他人搶了去.

  劉曄的一番宣講動員,對于帝國西北的上層權貴抑或底層黔首,誘惑力都不是那么的足,前者在國內已經是人上人,后者所求也不過一個安穩與溫飽。

  但是,對于處于中間階層的,包括墨吏、退伍官兵、商賈、工匠等城市小民,還有那些不安分的流氓無產者、黑惡勢力,卻有極大的吸引力。

  康國,是為他們這些人,提供了一個發財的機會,一個階級躍升的平臺。有些事情,在大漢帝國的體制下,要想實現需要千難萬難的努力,但在康國這樣的封國,實現的難度卻呈指數級降低。何況,哪怕沖著康王人格魅力以及鄭重保證,康國也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只要是個人,就沒有不想往上爬的,就沒有不想著騎到別人頭上做人上人的,說不想的,要么他已經實現了,要么就沒有能力或者碰不到機會,一旦讓他碰到了,再看看其嘴臉如何?

  再退一萬步,那些虛的都不提,就沖劉曄拿出的一項重磅誠意,就值得一眾冒險者蜂擁而去。那就是,康國決定把和州地區的玉石產業拿出來共享,歡迎漢地商賈前去采掘、經營。

  玉石,由于其特殊的意義與象征,千百年來,在中國都備受推崇,圍繞著玉石,也誕生了一片龐大且覆蓋面極其廣泛的市場。

  尤其在太平時節,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不論什么階級,只要薄有資產的,基本都會想辦法搞一塊玉,做成配飾。

  而在大漢帝國,即便從開寶時代算起,整體上也太平了快六十年了,其中又伴隨著人口的激增,生產力的提升,商品經濟大爆發,社會財富大積累,自然也催發了玉石市場的大繁榮。

  這個市場的廣闊,幾乎是無限的,關鍵就在于,玉石尤其是優質玉石的原材料資源的匱乏,而過去幾十年,帝國最大的玉石產業鏈的源頭在哪里?

  毫無疑問,是于闐!烏玉河、白玉河,兩條河流,雖然不產黃金,但在于闐權貴的眼中,就是兩條流淌著財富的黃金水道,由二河出產的各類玉石,在大漢市場從來都是供不應求的。

  但是,這一筆財富,幾十年來確一直掌握在于闐國的權貴手中的,外人根本插手不得,通過玉石貿易帶來的巨額利潤,滿足自己奢華生活的同時,還能養兵、養民。

  于闐所擁有的玉石之利,顯然也是其滅亡的原因之一,如今,輪到康國掌握“玉石大盤”了,并且明確表示,愿意將之分享出來,可想而知造成的影響有多大了.

  劉曄一路東來的種種言辭作為,在西北大地掀起的陣陣波瀾,自然通過武德司的情報系統,完完整整上呈于皇帝劉文濟御案上頭。

  得悉其事后,劉文濟除了贊其處變不驚、從容有度之外,對其苦心孤詣,甚至不惜拉下臉面自賣自夸,以吸引招攬遠人,發展康居國的做法,也頗感唏噓。

  其所言所行,似乎已經能夠說明其為何冒著逾制亂法、遭遇帝國反噬的風險,去吞并同屬藩國的于闐了。他是明明白白地告訴皇帝與朝廷,康國要發展,要立足西域,要維持和鞏固漢人的統治。

  作為帝王,劉文濟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夠理解劉曄,然而,他是大漢帝國的皇帝,漢族國度最高的統治者,他必須得站在中央朝廷的立場,站在漢帝國宗藩體系的格局上來考慮問題。

  不過,對劉曄于沿途宣講招攬人口、人才行為,劉文濟卻沒有設阻,這也導致,劉曄入京一行,就為康居國吸引了超過三萬的漢族移民,當然這個數據是沒有經過官方準確統計的,但效果是很明顯的。并且,“康國民”的轉化率也不高,因為其中有半數的人都是為了去從事玉石相關生意。

  同時,劉文濟也按下了朝廷內部,因為劉曄姍姍來遲,而準備的歡(彈)迎(劾)儀(攻)式(訐),就事論事即可,更多的,細想著來,實在沒有必要,徒惹人非議罷了。

  時隔十數載,劉曄再次踏足大漢帝國京畿,上一次,還是太宗皇帝駕崩之際。需要指出一點,在康宗皇帝駕崩之時,親自到帝京奔喪吊唁的封國王就已經不多了,安東王劉文淵這種過分積極的人不多。

  拿安西三國來講,當時只有北廷王劉文共親赴洛陽,但更為主要的目的是看望其父趙王劉昉。至于劉旻、劉曄兩兄弟,只是遣有身份、夠資格的重臣為使,趕赴西京,代為致哀。

  十多年的時間,有多少物是人非,又引發了劉曄多少的唏噓感慨,就不贅言了。不過,當康王那一副一臉遲暮、形如枯槁的模樣落在帝國中樞君臣眼中時,都難免生出惻隱之心,當然,這份惻隱根本上是源于劉曄的身份。

  玩政治的往往心臟,但不意味著同情牌、感情牌不能打,這得看時間,分對象。康王劉曄,畢竟是世祖皇帝的兒子,是當今天子的皇叔,年紀既長,面對朝召令,不辭辛苦,萬里迢迢,實在是不容易。

  晚年這趟辛苦且漫長的旅途,又趕在一個不那么適宜時節出發,跨越冬、春、夏三季,其中僅季節的變化,就足夠人受的了。就是正常的青壯年,都未必能扛下如此一段旅途,就更被替老邁且本就有疾的康王了,也就是拉長了趕路的時間,否則劉曄早就客死途中了。

  因此,可想而知,劉曄最終是以怎樣一副形象出現在帝國君臣面前,即便保持著基本的體面,但那種由內而外散發出的暮氣,總是讓人戚戚然。

  在廣政殿中,政事堂里,當著皇帝、眾宰、禮部、理藩院等諸多相關部司重臣的面,當劉曄解開衣袍,裸出上身,露出那密密麻麻、大小小的創傷印記與疤痕時,帝國君臣明顯被震撼到了。

無法想象的不是創傷什么的,而是這些傷痕會如此密集地出現在劉曄身上,都知道安西三國常年戰爭,三王更是屢次親自統軍作戰,但是作為國王與統帥,總不至于像一般的軍漢那般,披堅執銳,廝殺于戰場吧  但劉曄身上的傷,已經足夠解釋一切,戰場之上,刀箭無眼,中亞戰場上的大小戰斗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多少次面臨危機,多少次劉曄親自率隊沖殺方扭轉戰局,這些他自己都數不清楚。

  他們這些人,是受到世祖皇帝遣派,是受世祖皇帝欽封,多少生死危局,多少流血犧牲,朝廷若是罔顧這些,不加辨別、不通情理地拿那些冷冰冰的宗藩條文來問他劉曄的罪,那么,莫說劉曄,整個康國,整個安西人心都會不服!

  比起這些鐵與血印記,尉遲玨的求告則顯得更加無助與悲情了,康王當面,這年輕人連頭都不敢抬一下,就仿佛他才是犯錯的那個人一般。

而在于闐故土的事情上,尉遲玨注定只有一個悲情的結果,且不提皇帝與大臣們是什么想法,康王劉曄都還有大招,他提出了一事,世祖在位時,曾與他言:于闐雖曰臣屬,其心不純,他日,你自取之  世祖皇帝究竟有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誰也不知道,都無法從起居注中去尋找,因為不是世祖所有話都有記錄,但這樣的話從劉曄口中傳出來,卻有其可行性,至少不能完全否決有其事。

  當世祖皇帝這座巍巍大山被劉曄搬出來的時候,一定程度上,廣政殿的質詢都成了笑話,先去證明其言是否真實吧。對這樣的結果,即便涵養如皇帝劉文濟,在離開之時,臉色都不禁有些難看。

  康王劉曄,也再度讓人感受到他這個人的“叛逆”,循規蹈矩不是他的風格,出其不意則往往把人陷入尷尬的境地。

  而實事求是地說,他這樣的做法,是很危險,也很犯忌諱的。與世祖皇帝有親密關系的人可多了去了,在世的也有不少,若每個人都壯著膽子,高舉“世祖口諭”來行事、謀利,那天下還不亂了,又置當今天子于何地?

  因此,比起康國滅于闐之事本身,劉曄在廣政殿上所奉“世祖遺命”,才是更為重大的政治事件。此風,更不可漲!帝國中樞,君臣上下,對此都看得很清楚,尤其是皇帝劉文濟,對此格外敏感。

  不過,就在劉文濟為“世祖口諭”而憤怒難抑,絞盡腦汁考慮壓制辦法,以消除惡劣影響時,并沒有太久,他就發現,他又白費了心機。

  康王在回京過程中很高調,但在進京之后,卻低調得不像他本人,這一點,主要從他回京后的交際往來體現。準確地講,幾乎沒有什么交際,朝廷大臣,公卿權貴,皇室宗親,除了四哥趙王劉昉之外,他是一個沒見,更沒有拜訪聯絡,讓其代為說項,以徹底達成吞并于闐的目的。

  便是過去與康王一脈有所聯系的人脈資源,劉曄也沒有鞏固的意思,別人主動找上門,同樣婉拒。除廣政殿接受質詢之外,劉曄只主動去拜訪過劉昉。

  劉曄這輩子,大概除了世祖皇帝,就沒有能折服他的人,便是武德充沛的四哥劉昉,他打心里,也未必有表現出來的服氣。

  只不過,如今年紀大了,青壯年時的盛氣,總是被歲月時光消磨掉了大部分。再面對趙王四哥時,大概也是劉曄這輩子第一次真正心平氣和地同劉昉進行交談,沒有攀比較量,沒有功利之心,只敘兄弟情誼、光輝往事。

  在劉曄長達三十多年的軍旅生涯中,于劉昉還是有重大交集的,尤其是榆林平叛之時,那是劉曄初出茅廬,那時的劉昉已經是功成名就的帝國親王、宗室統帥了。兄弟二人交談的,當然也離不開戰場、軍事與兵法,對榆林平叛以及西征經歷,是談得最多的。

  對劉曄來說,最值得高興的,大概是第一次從四哥嘴中,聽到盛贊他們在中亞地區開拓進取的成就與榮譽,包括對他個人的認可與贊賞。

  不過談及于闐之事時,劉昉并沒有表態。等告別劉昉之時,劉曄顯得有些悵惘,因為他發現,即便頤養天年了,這個年近七旬的四哥展現出的風度與器量,也不是他能夠比擬的。

  對于驕傲如劉曄者,認識到不如人很困難,而承認不如人,哪怕再灑脫,對他的精神都是一種打擊,這意味著放棄了內心那股名為“不甘”的堅持。

  在拜訪完趙王之后,劉曄在京中舊邸又閉足兩日,然后備好祭品,再度去拜祭世祖皇帝,只不過,這一回沒有去太廟,而是出城北去邙山,在山腳下大哭一場而歸。

又兩日,劉曄于洛陽康王府與世長辭  而康王之薨,也讓皇帝劉文濟坐蠟,讓朝廷陷入一個極其尷尬的境地。萬里迢迢把人召來,要興師問罪,結果罪沒問道,牽扯出一個“世祖口諭”,人還就在京中沒了。

  這事,只能說辦得太疵了!到了這個地步,再去計較“于闐事件”什么的,也毫無意義了。雖然不是劉文濟的做事風格,但此事終究還是以一種虎頭蛇尾的方式收場。

  康居吞并于闐之事,得到朝廷的金冊授命,那是怎么也不可能,但朝廷決定采取默認態度。至于于闐的流亡君臣,則在不久之后,便被理藩院派人,“護送”著前往安西去了。

  安西國那邊,在劉旻時期,便已經同意劃出一塊地盤,給于闐君臣棲身,讓其復國。只不過,位置由安西那邊決定。

  安西方面還真就不小氣,好地方,呼羅珊,從那里劃出三城十鎮的地盤。最大的問題在于,其治下以波斯人居多,隱藏著大量的msl,同時,還是直面伽色尼威脅的前沿地區。

  在這里稍微擴展一下,尉遲玨到呼羅珊后,靠著此前的積累、朝廷的部分支持以及“于闐國王”的號召力,在一干追隨者輔助下,還是初步將國家給建立起來了,并且組建了自己的軍隊(雖然規模不大)以及行政機構(雖然只是草臺班子)。

  不過緊接著,苦日子就來了,劉旻之死不只對安西國震動劇烈,在ysl世界同樣掀起了波瀾,來自東方的征服者死了,可謂大快人心。

  尤其是伽色尼王朝,在劉旻手上吃足了苦頭的馬哈茂德,在得知其死訊之后,迅速將目光從印度轉移到北方,收復呼羅珊失地則成為了他第一個目標。

  于是,呼羅珊再度陷入廝殺與混亂,“于闐”這個小胳膊小腿的,在兩大強國的廝斗之中,就像被殃及的池魚,動亂不斷,時刻面對伽色尼軍的威脅以及msl教徒的襲擊,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呼羅珊,尉遲玨過了足足三年的“艱難生活”,慘兮兮,惶惶不可終日,最后,連王位也丟了,被掌握軍權的王叔尉遲廣林給篡了位。若非忠仆提前通知,怕是連命都丟了。

  逃亡河中,求到安西王劉文澤,但彼時的劉文澤,才剛剛把幾個挑戰王權的兄弟給徹底打壓下去,收權安內,緊跟著就要應對來自伽色尼的威脅,哪有心思顧及一個尉遲玨。

  同時,尉遲廣林也很有先見之明地遣使上告,表明追隨河中王廷、抗擊伽色尼的決心,并把嫡子送到河中為質。于是,尉遲玨請河中王廷做主的意圖落了空,唯一慶幸的是,劉文澤還講點體面,沒有如尉遲廣林所請那般,把尉遲玨送回“于闐”,而放他東去。

兜兜轉轉,最終,尉遲玨又回到了洛陽,最后還是靠著皇帝劉文濟恤他可憐賞賜的俸祿,度過“寓公”余生,雖然平淡,但至少安穩  說回到建隆二年夏,幾乎捏著鼻子處置了“于闐事件”,皇帝劉文濟還得顧慮“殺叔”的惡名再度落到自己頭上,即便做了預防處置,但還是出現了類似的流言,范圍并不廣,然人心之猜測總是很難阻止的。

  平心而論,康王劉曄之死,倒也將“世祖口諭”對劉文濟造成的影響給消除了不少,人一死,比任何補救的手段、措施都要有效。

  只不過,劉文濟的名聲,就不要想著完美無瑕了.當然,這也是有為之君必然要經歷的。

  同時,“于闐事件”也是劉文濟繼位以來,遭遇的一大政治挫折,不只沒有達成自己想要的效果,反而在海內外封國之中造成了不小的惡劣影響,中樞與封國的離心趨勢,明顯加劇了。

但是,這又何嘗不是劉文濟想要實現的改革呢?只不過,他想要的,是離而不散,清楚來往,各自安好,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溝通機制,也由于康王薨于洛陽,劉文濟又不得不再推后這一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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