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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當今天子劉文濟在帝國哪里的民意支持率最高，那么絕不是帝國最為核心的統治區域京畿，也不是山陽、燕北那些名義上有血脈聯系的地方，而是東南吳會之地，尤其是江南道。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劉文濟能在江浙得到這般大的民心擁護，自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并且絕不只是他皇帝的身份，以及在江南十數年的蟄伏。
根本原因在于，劉文濟在江南期間，表現出的政治態度，其中有對江南文化風俗的鼓勵與尊重，有對中下層僚吏士民的憐憫與體恤，還有對東南農商手工業發展的認可與支持。
有此三者，劉文濟也自然而然獲得了江南道主要階級的認同與擁護，登基以來，即便有些整飭官場、民生的動作，對地方造成了一定動蕩，但那也去腐肉、刮骨毒必當經歷的陣痛。而僅僅通過廢除康宗時代對東南地區的那些貢獻，就足以俘獲大批人心了。
而「端拱—建隆」時期帝國全面性的恢復發展中，也是江浙地區，勢頭最猛。當然，平心而論，這只是江浙地區多年積累后的正常爆發，而劉文濟朝廷中樞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維持一個基本的「政通人和」。
如此，已然足夠，畢竟在君主專制的封建時代，想要求更多，本身就是一種「過分」的奢望。就這樣，朝野之間已經有一大波人在夸耀今上之功德了。同時，劉文濟也是大漢帝國歷代皇帝中毀譽最多的，評價之雜，甚至顯得有些割裂，畢竟，朝里朝外還是有一大波人并不從心里認同并信服他這個皇帝。
但在江浙，當鑾駕降臨之時，在整個東南世界引起的反響，也是極其熱烈的。江浙的權貴與官僚們，明里暗里組織迎候，就仿佛要把皇帝淹沒在東南士民熱情洋溢的歡呼中，以分散其注意力。
只可惜，劉文濟從來都是一個主意很正的人，雖感其熱情，但并不為江南的喧鬧與亂話所迷，巡察途中，事情照辦。用劉文濟的話講，他出巡是為了視察政治民情，而非游山玩水。
吏政治理，是他重點關注的事務，官吏的選拔、考察與培養事宜，他過問尤多，尤其是婁江學院出身的那些吏政人才，劉文濟專門就此發表講話，并對其中表現突出者，提出表揚與贊賞。
在上海時，劉文濟駕臨江海關總稅務司，親自接見稅務總監下屬的稅務處長的梁同海，聽取他關于江海關稅務政情的匯報。在這方面，劉文濟可是個行家里手，當年他可是在江海關總監下掛職鍛煉過的。
這梁同海，就是婁江學院第一期畢業學生中的佼佼者，能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從一屬吏，爬到江海關稅務處長，正六品的官職，這已經是出類拔萃了。當然，也是此人趕上了「第一期」的時遇優勢。
除了官吏人才的培養選拔之外，貪腐問題也吏治管理中一個避不開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江浙的問題，嚴重程度同樣居全國前列，這當然也是富庶地區的通病。
經濟發達、貿易旺盛的地方，權貴豪紳云集、富商大賈扎堆，也最容易滋生腐敗與權錢交易。同樣是在江海關，在武德司、御史監察、上海按察的配合下，趁著皇帝南巡之際，揪出了一連串的貪官污吏。
江海關下屬那些位卑權重的官吏，都不需要做一些明目張膽的違法犯罪之事，只需在進出口貿易的監管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能輕易掙到「潑天財富」。
作為大漢帝國第一座以「市」命名的城市，也是帝國最開放的城市，上海的風氣與大漢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所不同，所有打破傳統的、光怪陸離的事物在這里都能出現，就連，都顯得「別具匠心」。
受各種流言傳說的影響，在許多不知情人的眼中，上海就是一座流淌著黃金的城市，商業的屬性拉滿，再保守的人在這里也不避諱談錢，
甚至可以說，資本主義的萌芽都已經誕生了，但那些人間罪惡、陰影與污穢，同樣也籠罩著這座城市，盡松江與長江二江水都沖刷不掉。
至于皇帝駕臨前后對上海自上而下的那些整頓，實在不算什么大事，在大上海，來來往往的人很多，起起伏伏也是常事，死幾個人更屬正常。
這座大漢帝國最魔幻的都市，任何個人的生死榮辱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這座城市還在，圍繞著此城形成的那套規則還在運行，他繁榮就不會褪色。
那場整頓過后，官場內外，相關人等，更加在意的反而是空出來職位，變化之劇如上海，這樣的機會也是難得的，這不禁是機遇，更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權勢與地位。
論對上海市的了解，劉文濟絕對是大漢帝國少數看得比較清楚的人之一，但再臨此地，即便開明如他，也不由心神動搖。很難想象，這座城市最終會發展到怎樣一種形態，而劉文濟下定決心的則是，中樞要加強對此地的監管控制。
要說東南官場在腐敗問題上，還有一點尤為突出，那就是官、義二倉的虧空，當然，這個問題非東南獨有，從朝廷建立、完善并落實倉儲制度開始，就始終存在著，只是在不同時期，呈現出的嚴重程度不同罷了。
對于地方官僚來說，看著一批又一批的錢糧物資在倉場里吃灰，想要按捺住不伸手，那可比老貓見了咸魚不伸爪子還要難受。
關于「二倉問題」的整治，在雍熙時代伴隨著「賑貸制度」的調整完善進行過一次大規模清理行動，效果顯著，最終填補了大量虧空，給國家追回了不少損失。
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此漫長的時間下來，也可想而知在這方面，又積累了怎樣深重的弊病。貪腐虧空，監守自盜，中飽私囊，這些情況一點也不稀奇。
最讓劉文濟感到「新奇」的，是有些官僚的作為，其手段可是讓人嘆為觀止。他們也不貪不拿，只是利用官倉公儲中的糧米鹽布來做生意，錢只有流動起來，才會產生更多價值，東西也一樣。
那些物資，如果躺在倉庫里，就永遠只是一堆死物，價值只會減不會增。但若是將之販賣出去，既能保住其原本的價值，同時創造的額外的經濟效益，還能填補衙門支出，給僚吏們發些福利。
至于那些物資本身所承載的社會價值與賑濟責任，在沒有緊急事況發生時，也凸顯不出來，真有問題了，那還有其他辦法解決，永遠不要小看官僚開動腦筋的能力。
至于朝廷的監察，也不必過于擔心，有的是漫天過海、移花接木的法子。重點在于，要把財富流動起來，這樣才能產生更大的價值，至于流動過程中出現的人財物力的成本，也能輕松轉嫁出去，于官府而言，甚至能名正言順記在行政支出下，就那糧食來說，倉庫檢查、陳糧翻曬，這些可都是需要付出人財物力的......
不過，這種做法，總歸是違法的，若是過去，或許只能交給一些商賈，通過他們的渠道變賣，也得益于對外貿易的大發展，東南操持此事的官僚們，也找到了一些很合適的買家。
比如安東、高麗、日本三國，東南魚米之鄉，產自東南的精細米，在三國上層權貴階級從來都供不應求，即便是一般的糙米，也能賣個不錯的價錢。對三國而言，這些基礎的生存物資，都很稀缺。
而對那些官府來說，只要把東西裝船、運走，出港之后，風險也就迅速降到最低，畢竟出了海的東西，基本查無可差，只需把屁股底下料理干凈即可......
于是，僅僅盜賣官儲這一項，就在江，浙挖出了一條龐大的官商勾結的利益鏈條。官商吏都殺了不少，朝廷執法以及幕后權貴兩方一齊動手，斬斷了不少鏈條枝節，但鏈條背后究竟牽扯了多少人 與利益，誰也不知道。
這件事，可謂是震動東南，甚至廣傳天下，然而其余道州的官僚聽了，震懾于朝廷嚴厲懲戒的同時，內心之中也難免生出一股異樣：原來，還能這么干，還得是東南那些同僚會玩，自己那些盜賣國財、挪用公款、貪污自肥的手段，實在失之簡單粗暴、吃相難看，錢生出來的錢才是聰明、安穩的富貴......
就像上海女教師事件，在全民批判指責、甚囂塵上的同時，誰又能說得準，有多少lsp在暗地里羨慕那個男同學，把自己代入到「黃毛學生」的角色中呢？
于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官僚就開始發散思維，考慮如何借鑒東南之事，像閔粵這樣的沿海地區，照抄即可，至于其他道州，就需要結合本地形勢了。
歷史從來都是一個重復的過程，有一即有二，也不要去奢望杜絕、消滅什么的。于皇帝劉文濟而言，經歷東南之事后，最大的總結教訓只有一點，官僚的思想教育、德行操守，還得加強，絕不能忽視罔顧這一點。除了吏部的考察培養，禮部的教育要求，宣慰司的宣揚傳播，都得跟上......
返程途中，鑾駕又特地在淮南東道逗留許久，不是貪戀揚州的繁花似錦，而是一個字：鹽。
大漢帝國的鹽業中心在哪里，毫無疑問在淮南東道，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河北海鹽、河東礦鹽、西北青白鹽、劍南井鹽都有所發展，并且產量獲得了不小的提升，但這些地方的鹽礦業加起來，也只能勉強和淮東鹽打個平手。
在淮東，有最密集的鹽場、鹽池，產量規模整個帝國無出其右；有最先進的制鹽技術，各種新穎有效的驗鹵、結晶辦法，各種提高生產率的工具與容器，打撈、保存、運輸方面的優勢，都是全國領先；還有基礎龐大的經驗豐富的鹽民，在淮東沿海地區，得益于傳統習慣，幾乎每個農漁民，都有一手制鹽的技術，即便很多人只掌握效率低下的煎煉法，但都為淮東鹽業提供了最充足的人才資源。
朝廷對淮東鹽業也格外重視，在沿海州縣鹽場悉設鹽監進行管理，又在楊州設立大監，進行總監、協調，「揚州總監」更是從三品的級別，只比揚州知府低一級。
到建隆元年，天下鹽池（場）共出鹽七百余萬石，淮東鹽就占其半，這可是差不多兩億斤食鹽，這樣產量與規模，是亙古未有。
朝廷通過制定鹽法，對鹽業實行嚴格控制，收獲了豐富的稅利，而淮東道官府，即便不提其他基礎稅收，僅靠鹽利，日子就能過得十分滋潤，何況其他農漁、水利、交通條件都不差。
因此，伴隨著鹽業空前、快速、繁榮發展，再兼運河之利，淮東也一直是帝國經濟版圖上的一大巨頭，揚州能成為排名全國前列的城市，坊間也有一種說法，說它是「淮鹽」供養出來的。
但在鹽業上取得空前繁榮與輝煌成就的同時，也需理性地看待其中伴隨著的問題，土地鹽堿化這種自然環境變遷的問題就不提了，這不是當前這個時代該顧忌的東西。
關鍵在于，一味的取用，而不知節制、保護、修繕，沿海堤岸又年久失修，海潮倒灌的情況時有發生，淹沒田畝倒是其次，主要是對沿海農漁鹽民百姓的生計，對制鹽業的影響越來越重。
面對海堰頹敗的問題，劉文濟曾以此問淮東布政使張綸，從他口中得知，上一次大規模修繕淮東海堤，竟是兗國公王樸在任時，而那，已經是快七十年前的事情了。
便是如此，淮東百姓，廣受其利，也為幾十年后淮東鹽業的大爆發，打下的扎實的基礎。如果不仔細去了解研究，是很難想象，兗國公王樸在任的那些年間，究竟為當地做成了多少的事情，涉及的可真是方方面面。
而即便有王樸打下的基礎，七十年風雨潮涌，
也足以再讓淮東官民忍受堤潰潮灌之苦，對沿海堤壩的修筑，也必須提上日程了。
于是，劉文濟沒有再究問以前的事，而是直接給布政使張綸下制令，要求他組織人物力，沿海筑堤，務必保障淮東百姓的正常生計，保障淮東鹽業的穩定發展......
筑堤款項的問題，由財政司與淮東道各出一部分，工程上的問題，也可尋工部支持。給足了支持，同時也給足了壓力，另外，劉文濟還把侍御史范仲淹留下，作為天子欽差，監督淮東海堤的工程進展，因為范仲淹乃是皇帝身邊第一個向他陳述淮東海堤利害的人。
堤岸荒廢，可以修筑加固，但圍繞著帝國鹽業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卻沒那么容易解決了。官商勾結，，是必不可免的，而長久以來，圍繞著帝國鹽業（尤其是運輸、銷售改制之后）誕生了龐大而復雜的利益集團，也已漸漸對國家的經濟、民生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影響。
官府內部的腐敗墮落，來自鹽商們的侵蝕，幕后權貴們的攫利，中下層「鹽產業者」間的搏命與廝殺，私鹽的泛濫......輝煌背后，有著數不清的亂象與利益糾纏，還有更多讓人觸目驚心的罪惡。
而最直觀呈現出的一點，便是即便帝國食鹽產量已經很高，開歷史之先河，依舊不夠吃，市面上的鹽價仍舊很高，比之當初鹽制改革時，翻了快一倍了（斗鹽110文），很多地方百姓依舊吃不起鹽。
這其中，固然有人口增長、運輸成本等客觀因素，利益集團躺在上邊吸血，顯然是更為真實而深刻的原因，而這個利益集團，也包括大漢朝廷......
題外話，淮鹽雖然產量冠絕天下，但帝國的上層權貴們，包括皇室在內，基本不吃，他們都吃西北的青白鹽，或者河東礦鹽，這些才是品質優良的精細鹽。海鹽？那是庶民吃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