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需諱言，在帝國極盛的歲月里，也不乏憂患與混亂，打遍東亞無敵手的大漢帝國，也同樣難免邊患之苦。那些每年都會在帝國邊遠窮困地區發生的蠻亂、民亂、賊亂，就不需多說了，“治安戰”事實上在帝國內部也屬常態，并不是那些對外開拓的封國所獨有。
在建隆時代，朝廷邊患之劇，并不在差點打起來的安東，主要有兩處，一在西南，二在漠北。而從建隆八至十八年，劉文濟領銜的帝國朝廷，也耗費了極大精力，用在兩個方向，這是劉文濟整個統治生涯中唯二值得記敘的“武功”。
歷來之盛世，怎能沒有“武功”之點綴，還不能是一般小賊小亂的戡定，得有些拿得出手的“赫赫武功”。
首先是西南，自雍熙初年川蜀之亂平定及太宗皇帝南巡，于成都召見滇、黔諸部土司之后，整個西南平靜了足足三十年，當然一些“日常性”的動亂是避免不了的，但至少整體上還是處于一種平穩的漢統秩序下，并且漢化的車輪也在潛移默化中向歷史前方滾動著。
當然，這份繁榮是以漢文明作為火車頭帶頭前進的，其主要實現的方式也是通過與漢人的密切交流，最終呈現的也是一種漢夷雜處融合的局面。
經濟上，滇黔二道雖然始終沒能擺脫對劍南與朝廷援助的依賴，但也畜牧業與手工業也蓬勃興起，作為茶馬經濟圈的支柱之一，畜牧業是其重要發展動力，滇馬的名聲可是遍布西南，再輔以各種手工制品、金屬冶煉、傳統農業，牛黃麝香等藥材的發掘，山高林密、道路險仄的西南大山，已經不能完全視作窮鄉僻壤來看待了。
政治文化上，雖然滇黔二道長期處于漢蠻雜處、“流土”并行，甚至土重于流的情況下，但在大量漢官、漢軍、漢商、漢民，以及跟隨他們輸入的漢家文明典籍、風俗及商品的影響下，朝廷對西南的開拓與鞏固獲得了巨大成功，漢化進程肉眼可見地進步。
普通蠻民且不說，至少在諸蠻部、土司上層，漢語漢禮是基本傳播開了的，不是漢文明真的有什么無法抗拒的魔力，讓酋長頭人們爭相皈依、學習，只是在大漢帝國于滇黔建立的秩序圈力，不向漢化與朝廷靠攏，是會吃虧的。
接受漢化，日子未必能過得多好，但拒絕甚至反抗，日子一定過不好！而一切的根本，還在于朝廷常年在滇黔諸府州鎮保持的重兵了。
若說綜合的軍事實力，滇黔二道的漢軍是遠不如劍南這西南核心的，然若單純看軍隊之戰力，比誰能打，滇黔的軍隊，尤其是云南道的邊軍，放眼全國都可堪一比，這都是由滇黔的政治、地理、民風決定的。
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以及社會治安的穩定，往往帶來人口的增長，在帝國人口全面爆發之時，西南地區也同是如此，即便增長率并不如傳統富庶地區那般高，但在建隆時代初期的時候，滇黔二地的人口也突破了五百萬。
而可以肯定的一點，實際人口絕對遠超這個數字！作為與黔中、劍南、廣南西道密切交流的樞紐，云南道治善闡府（昆明），也逐漸擴張成為一座十萬人口的大城，這個規模與水平，就是擴大到整個西南地區，都是能夠排上號的。
滇黔地區在三十年間的發展與繁榮，是不可否認、不容抹殺的，但時，其社會矛盾也在快速積攢。土地矛盾（滇黔以其特殊的政治環境并沒有進行如內地道州一致的地稅改革），貧富差距，漢夷矛盾，官僚權貴的貪婪與剝削，土司蠻部之間的血腥爭斗......
隨著時間的推移，矛盾積攢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就爆發出來了。事實上，從建隆三年開始，滇黔地區的騷亂就開始增多了，蠻民襲擾、掠殺漢民的事件層出不窮，蠻部之間（包括受封土司）互相搶掠、攻伐、擴張的情況也漸漸增多。
地方官府官軍在這些騷亂上，只是如常一般地剿撫彈壓，就像過去三十年一直做的一樣。但是，以老辦法顯然無法解決新階段的問題，也就導致動亂始終難已，社會治安不穩，犯罪率不斷提高，一步步釀成整個滇黔的動蕩與不安。
“川—滇”茶馬貿易受到影響，直接利益的損失，自然引起了相關部門的注意，時任西南巡撫使的張士遜獲悉其情之后，便格外重視，親自奏疏一道，向朝廷稟報。
但慣性這種東西同樣存在于帝國中樞，朝廷一開始也沒有太過重視，畢竟滇黔地區的騷亂，又何嘗真正平息過，蠻亂而已，鬧一鬧，也就消停了。
當然對于殺掠漢民之事，是不能姑息的，再者也需要給張士遜面子，于是朝廷給滇黔二道衙司下達了一份措辭相對嚴厲的敦促令，要求二道嚴加約束整頓，還民治安。同時，又給二道土司們降了一道制書，要求他們配合大漢官府，維穩滇黔，迅速恢復地區安定。
這樣的舉措，若是發生在太宗朝，哪怕在康宗朝，效果都是立竿見影的，但是平心而論，到建隆時代，西南這些山高皇帝遠的土司們，早就對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
因此，當朝廷制書下達時，響應的土司很少，或者他們似乎并不需要朝廷來干預，安穩過日子的依舊安穩，互相攻伐的依舊打得火熱。
而地方官府與駐軍，卻不敢不把朝廷制令當回事，還是大舉出動，重拳出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真心剿賊，一心維穩的，還真就不多。
相比之下，有些官府官軍，卻趁著這個機會大肆殺戮掠奪蠻民......矛盾被激化，更大混亂的到來，也就不出意外了。
察西南治安難定、蠻亂漸劇，朝廷也慢慢重視起來，對兩道官府維穩不力，甚至瀆職懈怠、陽奉陰違的行為，劉文濟更覺憤怒。
于是，從建隆五年到八年，劉文濟對滇黔二道從政治到軍事進行了頻繁的整飭，但是，這種整頓給西南軍政帶來了劇烈陣痛，也導致原本秩序的進一步失控。
最大的亂事，也就發生在建隆八年秋末，以“滇桂”交界最寧州教合三部（阿月、合資、王弄山）聯合舉旗反漢起始。
這場叛亂，起初獲得云南道司重視的原因，只因為教合三部乃是獲得朝廷冊封的世襲土司，這種背叛與挑釁，可比一般蠻亂的性質要嚴重多了。
因此，在得知亂事發生后，最寧州的守軍便迅速出擊，意圖剿滅亂事于萌芽，然后，竟然被三部叛軍打了個全軍覆沒，最寧州由此失陷，亂事也由云南偏僻一小州，向更廣泛的地區擴散。
與三十多年前的川蜀起義不同，當年雖然遍地烽煙，義軍扎堆，但從頭到尾都是以劍南叛軍為主，有王小波、李順這兩個起義軍領袖。
而發生在滇黔的叛亂，持續的時間更長，但并沒有達成了一個聯盟，沒有形成統一指揮，似乎就是大伙都對漢人、對大漢朝廷的統治不滿了，于是有人牽頭反漢了，于是就跟著舉起叛旗，或者從中渾水摸魚，借著混亂擴張勢力，在反漢的同時，相互之間依舊沒有停止互戕吞并的行為......
但就是在這樣一場堪稱魔幻的“叛亂”中，叛亂的規模與范圍卻在整個建隆九年里都呈現擴大的趨勢，到建隆十年初西南叛亂最盛時，滇黔二道，半數以上的地區都有土司或蠻部叛亂。
而作為叛亂策源地云南，幾乎全部淪陷在叛軍的烽火中，即便官軍憑借著強大實力，始終保持著一個強勢地位，但在處處烽火的局面下，在平亂事宜上，依舊顯得被動。往往是一亂平，一亂又起，此起彼伏，治亂反復，官軍也不免疲于奔命。
出現這樣的局面，除了叛軍充分發揮其“地頭蛇”的屬性之外，還因為，同樣有諸多漢人豪強，也按捺不住，意圖火中取栗。同時，許多飽受官府及土司壓榨的下層漢、蠻民，也各自裹聚謀亂。
于是，至少在建隆九年，幾乎整個云南道，亂成了一鍋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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