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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情如火，席卷西南，雖然像善闡、理州（大理）、建昌等云南中北部的核心州府重鎮，一直堅如壁石，未嘗有失，但禍連滇黔的西南大叛亂，也足以讓朝廷寢食難安了。
滇黔之亂之于朝廷，要緊的不是其本身多少蠻部、土司叛亂，多少刁民逆反，破了多少城鎮，死了多官民。實事求是地講，滇黔就算被徹底打爛了，人都死光了，于朝廷而言也無關痛癢，畢竟很難動搖的帝國根本。
帝國的核心統治區域在哪里，永遠在中原、河北，當然最近二三十年東南江浙地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繁榮，也漸漸趕了上來，成為維持帝國統治秩序運轉最核心也最強勁的動力。
而其他地方，邊地如西北、西南、山陽、東北者，雖然同為帝國不可分割之地，起著鼎足之作用，但總歸是次一等，屬于一個強盛帝國顏面與表征。
就沖著這份帝國尊嚴與榮耀，為了維持“建隆盛世”的偌大名頭，朝廷也不可能容許叛亂、背離的發生，處在強盛期的帝國也有足夠的實力去勘暴制亂。對于一個統一的中央帝國來說，不管是哪一方出現嚴重動亂，都意味著帝國的統治出現了問題，也必然會尋求解決之道。
另一方面，事物的發展是存在普遍聯系的，即便高山密林、毒蟲瘴氣依舊是滇黔與外界聯系的重要阻礙，但建隆時代比起過去，終究大有不同，聯系也是日益緊密。
連玄宗之大唐，都能力征南詔，何況歸治數十載的滇、黔之于帝國。同時，若滇黔局勢長久糜爛，那么地形、氣候、民族分布、治理現狀都與之高度類似的劍南南部州縣、廣西西部、湖南西部地區，乃至高原另一側的吐蕃，都難免受其影響，范圍再擴大，就是朝廷拼了老命也得維護的精華之地了......
川蜀之亂雖然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但其影響教訓可依舊存在，至少對親身經歷見識過的劉文濟君臣而言，是不敢過于大意的。
因此，為了西南的安寧，為了帝國的統治，朝廷對滇黔之亂的重視一路飆升，也是理所當然的，也必須及早將之扼殺，盡可能將影響控制在滇黔地區范圍之內。
眼見亂象擴大、賊勢蔓延，而地方官府官軍卻不能制，帝國終于從中樞層面以下，正式發力了，向滇黔進軍平叛的詔令與平叛大軍的組建于建隆十年（1027）正式落實。
當然，劉文濟鞭策下的帝國朝廷，雖然難免犯一些遲鈍的、傲慢的“大帝國病”，但處事效率，尤其是滇黔之亂這等軍國大政的問題上，還是不會如此迂緩的。
之所以拖到建隆十年，就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等待、觀察、了解亂情之發展，同時冀望滇黔二道自己消化、自己搞定；二則是，建隆九年立秋之后，朝廷已經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平叛事宜了，籌措糧械，調兵遣將，用了足足半年多的時間，從滇黔重鎮及其周邊構建起一個鐵桶般的包圍圈。
皇帝劉文濟或許并不精通軍事，但他知全局，識大體，懂戰略，同時，身邊也不乏優秀的軍事人才為之謀劃出征。而為劉文濟謀劃西南軍事全局的，主要有三人，兵部尚書張儉、由少府轉任殿中監兼樞直學士的蕭恭，以及最為關鍵的樞密副使曹瑋。
而曹瑋也是西南平叛的統帥，被劉文濟任命為西南招討使，總督劍南、湖南、廣西、滇黔之軍。同時還給曹瑋配了兩名副手，西南巡檢使折惟昌與兩廣巡檢使曹克明。
折惟昌自無需多說，折氏嫡傳后裔，正值壯年，老將曹克明則是百丈伯曹光實之侄，是一個久經沙場且臨陣指揮應對能力很強的將領，即便年逾花甲，亦能引刀控弦，常年坐鎮廣西。
一直以來，在很多帝國臣僚眼中，曹瑋能夠躋身高位，成為樞密院的“常務副樞密使”，都是靠著履歷以及家世，在其軍事生涯中，雖然參與了幾次對內部叛亂的平定，但實在沒有多少能夠拿出來服眾的成績。
當然，這一點實則是和平帝國體系下所有軍隊將帥的通病，出身、履歷與資歷是其晉升最主要的依據，畢竟不像老一輩的將帥，幾乎每個人都能拿出赫赫戰功來。只不過，由于曹瑋身居高位，這一點被更多地放大罷了。
因此，西南之行，不只對漢帝國來說是一件攸關統治的大事，于曹瑋本身而言，也是一場證明之戰。而這樣的機會，竟然到他人生暮年，才真正迎來，建隆十年的曹瑋，已經五十五歲了......
戰爭才是將士最好的學堂，也是最高效的練兵場，在西南平叛的過程中，一批年輕的將領也慢慢冒頭的，比如家世顯赫的楊文廣（楊延昭幼子）、田思勰（田仁朗之孫）、馬長議（馬仁瑀之孫）等。
顯然，不管皇帝對軍功勛貴有多少忌憚以及由此引發的打擊、壓制，真到國家有難，在選兵派將上，仍舊不可避免地向其傾斜。
這其中固然有劉文濟安撫勛貴們的用意在，但迫于勛貴對軍隊那浸透到骨子的影響力，也是重要因素。而滇黔之亂，一定程度上，對勛貴們是有好處的，至少讓他們揚眉吐氣，痛快地翻了一次身！
戰爭期間，可沒有人再敢明目張膽地打壓限制，在大局方面，劉文濟也不允許拖后腿的人與異議......
當然，勛貴之外，還是有寒門精英籍此崛起的，比如鼎鼎大名的狄青，他在曹克明麾下，先是隨其平定廣西的騷亂，由于作戰勇猛，被巡軍的曹克明發覺，連提兩級，成為一名下級小軍官。
后進軍云南，攻擊最寧州這個首倡叛逆的亂賊聚集之所，手底下有人了，表現則更為出色，不只勇猛敢戰，更懂得用謀略，察形勢，見長短，最終親自拿下阿月部土司之首級，徹底讓曹克明另眼相看。
之后的狄青，便一發不可收拾了，才二十出頭的他，逐漸成為曹克明手下最鋒利的一把尖刀，往往刺向那些難纏、難打之逆賊叛部。
平亂之前，狄青還只是一個不名一文的大頭兵，亂事平定之后，已經是招討東路軍下屬一路軍指揮使，成為一名戰功出色的中級將領，并在回朝獻捷將領名單之列，得以登殿堂，見天子......
當然，似狄青這樣的經歷，即便在皇帝有意提拔重視寒門將領的政治傾向下，依舊是傳奇中的傳奇，破格中的破格。
而他能走到那一步，也不只曹克明一個伯樂。狄青十六歲從軍，用了三年時間，方才成為一名什長，后被時任汾州兵馬指揮使的藥宜祿（祖上乃是乾佑早期方鎮汾國公藥元福）舉薦進京入禁軍侍衛司當職。
朝廷欲克定西南，自然不可能盡用地方之兵，狄青所在的奉圣軍，被抽調西南，他又隨左廂被調至曹克明麾下聽用......
西南之后，狄青的伯樂就變成大漢天子了。但是，即便后來成為劉文濟親自提拔寒門將領中的典型人物，在狄青發跡之前，予其助力的，依舊是軍功勛貴們。
在大漢帝國的軍事體系中，勛貴們掌握的是上升通道，牢牢占據的是中高層的位置，而在帝國軍隊的基層，并非一潭死水，也不是所有勛貴都是那般狹隘、自私。
再說回滇黔之亂，朝廷為了平定，也付出其極其昂貴的代價，前后動用軍民三十萬，靡錢一千余萬貫，耗糧兩百余萬石，費時三年有余。
戰爭對于中央帝國來說，是一件越來越昂貴的事情了，而這么多人物力，直接用于剿賊平亂的，實則不足三成，剩下七成，都投入在維系戰爭的各項后勤損費上了......
在滇黔平亂事宜上，曹瑋在戰略上采取了“軍事為主，政治為輔，徐圖緩進，逐個擊破”的方針。畢竟是在樞密院掌握軍令多年的大臣，眼光很高，視野很廣，深明戰爭其手段本質。
因此，平叛過程中，在很多地方，甚至采取軍事威脅在前，政治招撫為主，利益收買在后。事實上，所謂滇黔連叛，只是此亂分布范圍很廣，參與勢力很多，造成的惡劣影響很大，但也不是全道舉眾皆叛。
至少，官僚官軍還是堅定地忠誠于朝廷，或者說忠誠于自己的權位與利益，漢族豪強們不可能與蠻夷一條心，渾水摸魚的行為或有，但不可能一條路走到黑，尤其在朝廷大動兵之后，很多漢族豪強、地頭蛇都主動參與到平亂中來，出人、出錢、出力，協助王師剿賊。
甚至于，如善闡、理州這些地區的土司們，也沒有跟著那些窮蠻夷、苦哈哈造朝廷的反，他們處在州府的核心統治圈里，受到的影響更大，漢化更深，更加明白朝廷之強大與“底線”之道理。
同時，在帝國的統治下，在與漢族的交流之中，他們獲取的利益還是比被剝削的要多，因此，這部分土司，造反的少，觀望的多，等到王師入滇，簞食壺漿，向導引路者，甚眾。
如此多種因素，三方合力，滇黔之亂雖然持續了些年頭，但其結局是注定的。這與帝國朝廷掌握強大的實力，以及數十年漢化之成果，是分不開的，這是大勢。
再說軍事上，曹瑋將“步步為營”玩得是爐火純青，幾路人馬在他的整體調度下，以一種很從容的姿態與秩序，一步步地清剿叛賊。
滇黔是一盤棋，落子之前，則先把棋盤外的干擾因素給清除了，曹瑋自領軍定劍南南部，折惟昌安湖南，曹克明平廣西。待到外圍肅清戡定，兵馬集聚，糧械牲畜齊備，方才正式向滇黔大進兵。
在進兵的過程中，曹瑋還將很大一部分軍力、民力，用在后勤之保障，道路之開辟平整上，力度強度之大，傳到京畿，還引起了一些怪話。說曹樞密率領朝廷十萬大軍，幾十萬民，費著國家百萬糧餉，到西南修路去了。
雖然靡費巨大，場面難看，且非議眾多，但交通的鞏固，也是滇黔能夠順利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戰爭期間的道路工程，在亂事平定之后，很多都升級成為官道大路，成為連接滇黔州府的通衢。
滇黔的交通，幾乎被曹瑋給整個做了個升級，對內交通大利，對外聯系緊密，對滇黔亂后的恢復發展，起到了巨大促進作用。
滇黔之亂，持續反復，一直到建隆十三年初春，騰沖地區最后一股叛軍被漢軍殲滅，方才正式宣告終結。這場亂事，對滇黔二道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場全方位的劇烈破壞。
經濟癱瘓，百業蕭條，由戰爭的關系，物資轉運艱難，城市雖然大多保持著防御安全，但餓死者甚眾，使得二道出現了一波龐大的“離城潮”。
人口的損失，則是肉眼可見地嚴重的，但由于滇黔人口本身的模糊性，具體死了多少人，很難算清楚。但從建隆十五年二道上奏給戶部人口籍冊來看，比起亂前，在冊人口少了三十多萬。
而在滇黔山林之間，也出現了大量蠻寨夷樓的廢墟，空無一人，陰森可怖，這些在叛亂之前，不說人煙輻輳，至少炊煙不絕。
幾十年下來，朝廷在滇黔二道冊封了194家土司，等到建隆十三年，只剩下61部了，消失的一百多家，不是被朝廷平亂大軍摧毀夷滅，就是在亂事中被其他土司吞并了......
滿目瘡痍，一地雞毛，滇黔之亂的最終惡果，但也不是沒有一點積極意義。至少，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洗牌之后，社會資源得到重新分配，社會矛盾得到緩解，隨著對新土司冊封的展開，朝廷對滇黔的掌控實則是加強了的，漢文明對當地的同化進一步加深。
滇黔一穩，整個西南又可再得幾十年安寧時光......
另外，這場大亂，也導致大量部族人口南流入蒲甘、安南二國，對二國之統治造成重大影響。安南那邊自不必說，出兵剿滅，但剿而不盡，漸漸與當地融合，成為活躍在廣南西道與安南邊界的一股不安分勢力。
至于蒲甘國那邊，基于反漢立場，那些人迅速與已經式微的蒲甘國聯合起來，與臨海國對抗，使其又茍延殘喘了一些年。
后來，又因為土地、部族之矛盾，權力之斗爭，導致二者決裂，一番拼殺之后，蒲甘國竟為其所滅。當然，臨海國最終撿了個便宜，趁機一統緬甸地區，完成開國君主劉文海未竟之事業。
但那些已經扎下根來的“理族”，雖然臣服臨海國，但始終是其北患，活躍在云南與臨海邊界山地，持續上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