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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十五年冬，皇太后蕭氏病逝于洛陽岳樺宮，享年八十。皇帝劉文濟正處泰山封禪歸途，噩耗東傳，聞之痛哭，乃至驚厥，行營震動。
對蕭太后之崩，劉文濟除了悲慟難抑，另有難言之愧疚，問題還是出在封禪之事上，蕭太后此前是明確反對他行此大典的。
基于此，劉文濟很難不往“太后是否被他氣死”的方面去聯想，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足以讓劉文濟追悔莫及。
同時，四十年后再臨泰山，以皇帝之尊，藉文德武功，祭告天地神只、祖宗英靈，本該是志得意滿，豪情榮耀，然在事實體驗上，并不是太好。
屹立泰山之巔的世祖功德碑，于劉文濟而言，比泰山本身更加威嚴肅穆，更讓人感到卑微。劉文濟的內心還是其驕傲一面的，站在碑下時，也難免有自慚形穢之感 因此，封禪大典雖然最終如期順利進行并落幕，但在登臨泰山之巔的那一刻，劉文濟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些悔意的。蕭太后之死，則加劇了這種愧疚，甚至生出“萬方之罪，加諸朕躬”的心理。
回到洛陽劉文濟，為蕭太后舉行了一場堪稱轟動的國喪，規模之盛，遠勝當年慕容太后崩逝之時，讓內閣大學士朱祺為其立傳，述其睿智、堅貞、端重、賢明，同時加尊號孝章明皇后。
蕭太后一生，對劉文濟的成長成就有諸多助力，尤其在一些關鍵事務上的關鍵建言。其崩逝，也是對劉文濟的最后一次提醒，并且作用很大。
至少從建隆十五年封禪之后，劉文濟收起了他那些難以抑制的志得意滿，以及矜功伐能的行為，一直到其駕崩。
建隆十六年四月，樞密使曹瑋以疾薨。老國公、樞密使楊延朗，于建隆十三年薨于府，曹瑋則以克定西南之功，還朝之后，順理成章地晉位樞密使。
曹瑋死后，皇帝以殿前司都虞侯折惟昌繼任，又升擢董從儼、蕭惠兩個滅金統帥為樞密副使，重新建立大漢帝國的軍令管理系統。
但是，這樣的安排，也導致軍令系統內的矛盾加深，曹瑋也就罷了，有西南之功的彌補，論什么方面，他當樞密使都沒人能挑戰。但折惟昌的話，雖然同出名門，但董從儼可不甚服氣。就一點，西南之功與漠北之功，孰重？
從曹瑋開始，帝國又一輪高層變動的閥門仿佛打開了。十六年秋，宰臣、兵部尚書曹利用罷相，他這個宰相，只當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曹利用罷相的原因，歸根結底就四個字：恃寵生嬌。而作為劉文濟潛邸心腹，從龍重臣，他也有生驕的資本。這是貫穿他中樞生涯的表現，只不過，在各種時期表現程度不一罷了。
而一旦失了分寸，沒了邊際，就容易變“寵”為“怒”，惹來禍事。早在拜相之前，曹利用便經常吹噓彰顯自己與皇帝的親厚關系，吃點酒就喜歡拿當年潛邸之時的“小故事”來分享。
等到泰山封禪成功，自詡又為皇帝實現了一樁功德，更加志驕意怠，忘乎所以。興致起來之時，君前失儀也就罷了，但他喜歡自矜其功，尤其是“封禪之功”，就越發讓劉文濟厭煩了 曹利用是幸運的，如果是封禪之前那段時間的劉文濟，以其心理狀態，面對這種情況，能不能活命都要打個問號。所幸，劉文濟最終還是顧念幾十年的君臣之情，給他留了一份體面。
以青唐（西寧）地區人情不穩，遣曹利用為青唐巡撫使，前往坐鎮，剿撫治安。青唐地區，乃是世祖朝時，大將楊廷璋追剿甘州回鶻余部，一并拓地收復的。
在行政區劃與軍事戍防上，河西、隴右分別負責。而青海湖東邊的青唐地區，則屬于隴右道治下，不過六十多年下來，隴西道司經營重點僅止于河湟，至于更西邊，實則處在一種相對薄弱的狀態。
不過，由于朝廷對西北的重視，精兵鎮守，一直沒有大亂。不過，在最近的二十來年，在青唐地區卻慢慢崛起了幾個股吐蕃勢力，或以信仰惑人，或以族裔聚兵，比如妖僧李立遵、邈川族首領溫逋奇。
當然，二者在壯大勢力，擴張影響的同時，也不忘向隴右官府表示恭順，年年上貢，又以茶馬貿易為名，積極溝通，方才保持著穩定。
但是，在過去的幾年，兩股勢力都開始不安分了，河湟地區吐蕃諸部的斗爭愈發頻繁激烈，相互吞并，舊有的秩序開始紊亂了。隴右道官府不無作為，也曾派兵鎮壓，但只收一時之效，漸漸的，河湟、青唐之情狀，也上達天聽了。
曹利用西行前，劉文濟還專門召見他，請他吃了一頓酒，并難得動情與他追憶當年往事。最后，方才表露，朕有意君臣之誼長久，然你過去的表現，令人失望。
你雖然年逾六旬，但老驥伏櫪，青唐不是善地，戎狄不可輕定，倘若能夠幡然醒悟，追舊志，立新功，克定河湟，東京昭烈廟，西京功臣閣，仍不失一席之地。
辭駕離宮之際，曹利用的眼眶依舊是紅潤的，皇帝交心之言，對他來說，是大有觸動的。曹利用少立大志，要報效國家君王，雖然驕矜猖狂，但他對劉文濟的忠誠卻是矢志不渝的，以情性烈，在遭貶之際，已存死志。
而劉文濟一番話，不只打消了他原本的“計劃”，還讓他認真反思己過，牢記初衷，誓要撫定青唐，還河湟關山安寧，以報皇帝知遇之恩。
從曹利用身上，能夠充分體現出“過而能改”、“有志不在年高”的道理。自西赴青唐，曹利用便將全身心投入到對當地部族的招撫平定中，政治上分化拉攏，軍事上嚴厲打擊，將余生的時光，盡數付出在高原之上。
在他巡撫青唐的幾年間，先后將李立遵、溫逋奇兩部制服，夷其族，散其部眾，進一步加快了青唐地區的漢化程度，也為后續更加繁榮活躍的青唐茶馬經濟打下了雄厚基礎。
曹利用最終也是在巡視海西地區時，中風而亡，就和離京時劉文濟與之的約定那般，低頭而走，昂首還朝，昭烈功臣，位居其間，長享香火。
曹利用之后，劉文濟又以殿中監蕭恭任兵部尚書，拜相，對于這個出身契丹、才干卓著的股肱之臣，劉文濟謹慎地用了二十年時間，方才大大方方地將其扶上政事堂的高位，任其發揮才能。
從張儉、曹利用，再到蕭恭，也徹底形成了文臣主掌兵部的習慣，當然，這三者都不算單純的文人，都是熟知武略的文臣。
建隆十七年夏，丁謂罷相。名義上是因疾以本職致仕，實則是有人匿名舉報，將丁謂早年黨同伐異，迫害忠良，奸偽禍國的一些罪行舉報，再加上皇城司那里保存的一些丁謂黑料，兩相結合，劉文濟對這個老臣也不再容忍了。
當然，最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丁謂也犯了和王欽若當年一樣的忌諱，交結內宦。不過，丁謂這個人實在是聰明，也很會揣摩圣心，自被皇帝召進宮一番“特殊”的問對后，隔日他便又病倒了，并上表乞骸骨。
這個時候，丁謂已經不惦記尚書令的職位了，即便內心是那般地不甘與慨嘆。但是，他也十分清楚，再不急流勇退，連家族兄弟子侄的富貴榮華都保不住了。
另一方面，他既無法，也不愿像曹利用那般，到大西北去吃苦。相比之下，帶著點遺憾離開朝堂，退出歷史弄潮第一線，將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未必就是壞事。
十七年秋，隨著工部尚書王增被委派兩浙道布政使，曾經鼓吹封禪的三名大臣，都從帝國中樞去職，這也算是皇帝劉文濟的一種表示吧。
十八年，隨著鹽鐵使呂夷簡升任財政使，河東道布政使李昭賢升任都察使，劉文濟統治晚年時期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
建隆十八年的皇帝劉文濟，已經六十歲了，不管是作為皇帝，還是單純作為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迎來最后的時光。
附：建隆十八年大漢帝國諸相——中書令許昌王劉曜、尚書令（首相）陳堯佐、尚書仆射張儉、吏部尚書張士遜、樞密使折惟昌、財政使呂夷簡、都察使李昭賢、兵部尚書蕭恭、禮部尚書朱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