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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時間里，對劉繼英、劉維箴這一子一孫，劉文濟是有一些深入考核考察的，當被置于放大鏡下仔細觀察時，再光鮮華麗的外衣，都難免褪色。
建隆二十一年開始，睢陽公劉繼英便被劉文濟安排進朝廷部司，實地實際參與朝政，學習培養處置國事的判斷、處置能力。
而劉繼英先后在理藩院、財政司、都察院、吏部、樞密院這些朝廷最核心的部司輪職鍛煉，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賜侍中銜，入政事堂行走......
這一系列的安排，無不說明一點，劉繼英在“預備太子”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深。即便劉文濟以強勢酷烈的手段維持著朝局，壓制太子黨爭，隨著時間的流逝，睢陽公劉繼英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就源于皇帝這種極具指導性與迷惑性的安排。
同時，在治事方面的能力，劉繼英也的確表現不錯，尤其在隨皇叔祖劉曜在理藩院的那段時間，十分踏實認真，很明白皇父對宗藩關系事務的重視，用心地學習相關事務的判斷與處理。
在其他部司輪值時，也是賣力表現，雖不乏疏漏，但那股渴求進步的態度，是分外積極端正。便是政事堂那些能才干吏、理政能手，不管真心如何，都對劉繼英交口稱贊，漸漸認可其“賢”與“能”。
只不過，兩三年下來，或許是為那些聲名所累，又或許是過于追逐所謂賢名與才名，劉繼英開始在舍本逐末的路上越走越偏，實事干得少了，高談闊論多了，慢慢地，連心思都變了，開始專心致志地揣摩圣意，一心一意地邀買人心。
而對這種沽名釣譽、務虛避實的行為，劉文濟還特地加以訓斥指正，效果是有的，但劉繼英很快就故態復萌。也是被他的近臣幕僚給帶偏了，皇帝的指正行為，經人一“翻譯”，就變成圣意屬定，否則何以如此費心......
可以說，在章德太子劉繼禮剛剛薨逝的時候，劉繼英是占了不少優勢的，不在于楊氏外戚、軍功貴族的鼎力支持，以及朝野之間那如潮聲勢，根本在于，皇帝劉文濟對他的好感與喜愛。
至少，比之那個迂緩遲鈍的皇長孫，要更受劉文濟鐘意。畢竟，劉文濟自詡英明之主，在繼承人的選擇上，總還是更喜歡找一個“類己”的。
故太子劉繼禮，雖然“仁弱”，但并不意味他不聰明，相反，他很聰明，只是性格原因，導致行事作風，給人一種軟弱之感罷了。
而對劉文濟來說，眼瞧著寄予厚望的嫡子，一步步滑落，亮眼的光環逐漸暗淡，暴露出“平庸”的本質，這同樣是一種煎熬。
劉繼英的平庸，不在于才識智慧上有什么重大缺陷，但若是作為一個帝王，他太不聰明，在競爭太子過程中的諸多表現與手段，也顯得太不明智。簡單地講，多做多錯......
若是劉文濟于建隆二十年就冊立新太子，那么勝出者很大可能就是劉繼英，但偏偏這件事情，拖了整整三年，遲則生變......
而作為劉繼英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皇長孫劉維箴就顯得樸實多了，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他就只做了兩件事，守孝與讀書，除此二者之外，劉維箴并沒有任何多余的動作，對奪嫡之事，也顯得漫不經心，朝中的聲勢都仿佛是支持者們以及楊氏的反對者們自發形成。
當然，劉維箴能如此穩坐釣魚臺，萬事不縈于懷，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有人出謀劃策。時任太子中允的王士廩，這是世祖、太宗朝名臣，前武德使、江南道布政使、宰臣王玄真之孫。
王士廩以祖蔭入仕，因此比起那些通過科舉正考入仕的權貴子弟，仕途要稍微“坎坷”一些，但此人其他地方或許不如人，但在政治的敏感性以及觀人識人上，卻深得其祖父真傳。
在奪嫡之爭初起之時，便仔仔細細地替劉維箴分析了包括皇帝態度、朝廷局勢、外戚實力、宗親態度、貴庶風向等一系列優劣對比，最終給劉維箴的建議，核心只有一條，低調做人，踏實做事。
也無需怕被劉繼英成功奪嫡，倘若圣意已定，那什么努力都是白費，若陛下心存猶豫，那么朝廷上下，絕對少不了替皇孫說話的人......
劉維箴聽從了王士廩的建議，也是按照其建議做，并且做得還不錯，謹言慎行，人畜無害。并且，根據朝局變化，不斷調整言行舉止。當然，更多的時候，劉維箴只是老老實實地做自己。
就這么著，當劉文濟把目光轉移到這個長孫身上，卻驀然發現，這個皇孫在滿朝喧囂的環境下，竟能如此守靜，這可是一個很難得的特質，劉文濟也是第一次奇之。
劉文濟不喜其“迂懦愚鈍”，但在一次讀書時，他讀到《太宗實錄》中的一段記載，文字描述有春秋筆法，但明白地指出，太宗皇帝年輕時，比之秦、晉、趙三王，亦以“迂緩”著稱。
這則“發現”，也是劉文濟改變對劉維箴看法的開始。值得一提，將那冊《太宗實錄》放到皇帝讀書目錄中的，乃是時任內閣侍講的包拯。
當劉文濟同樣將放大鏡照向劉維箴的時候，王士廩的建言，就起很大作用了。因此在劉文濟眼里，劉維箴這個孫兒雖然不那么讓人滿意，但他至少持重、純粹，失之英睿，但“不折騰”，也是一個帝王難得的特質......
該是從建隆二十二年開始，劉文濟第一次以同等目光，來時審視、看待這一子一孫，劉繼英于政事堂行走治事的同時，召見劉維箴問對的情況也變得頻繁了。
二十二年黃河夏汛，水勢異常，劉文濟下詔，破天荒地以皇孫劉維箴作為河防使，率隊出京，巡視黃河下游諸州縣河防民情。
然后在巡視過程中出岔子了，劉維箴巡至濮陽時遇刺了，人雖沒事，但嚇得不輕，而刺客儼然是死士，行刺不成，果斷自盡，沒有留下任何有用線索。
在王士廩的建議下，劉維箴沒有將此事上報，訴苦告狀什么的，而是以國家大事為重，繼續遵從詔命，巡視下游州縣，濟民之困。
但顯然，這件事是不可能瞞得住朝廷的，密集的眼線，迅速將此事上報給皇帝劉文濟。對此，很難說劉文濟是何感想，但他迅速下達密令，要求將此事壓制掩蓋，禁止泄密。
事情雖然壓制下來了，但在一些不為常人所知的領域，此事卻在不斷發酵，影響之深遠，可以說徹底改變了奪嫡之態勢。
當然，劉維箴“濮陽遇刺”，也是建隆朝廷的重大疑案之一，不在此事本身，而在刺殺背后牽扯到的一系列奪嫡斗爭。
至于說影響到奪嫡形勢，刺殺案也只是一個引子，作為最大“犯罪嫌疑人”，奉圣諭，皇城使陳巍很正常地對睢陽公劉繼英展開調查。
結果，刺殺案確實沒查到與睢陽公府有什么干系，但卻被陳巍找到了一些其他東西，比如，劉繼英秘密交結朝臣的一些行為，與內廷勾結刺探消息，借著楊氏的影響力將手伸入禁軍三司，試圖染指軍權，甚至被其收買的一些將領都暴露了出來......
還有一些舊賬，比如早在章德太子在世時，劉繼英就已經蠢蠢欲動，秘密培植勢力，甚至將眼線埋入東宮之中......
一樁樁，一件件，足以讓劉文濟腦溢血。當然，這些事，劉文濟依舊沒有拿出來審判，皇家的威嚴總歸還是要維護的，其樂融融的假象也需要維持。但是，關于劉繼英封王的提議則徹底擱置了。
從建隆二十二年下半年開始，對于繼嗣如何，劉文濟已經有所偏向了。歸根結底，劉文濟的得位過程，雖屬運氣，更不乏陰謀成分，但他也不喜歡自己的子孫，也搞這么一套，還是劉繼英這種搞法。
一手好牌，如此爛打，實在讓劉文濟意難平。
當然，即便劉文濟對儲君有著最高、最終的決策權，但在做出決定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人的影響，大漢帝國，畢竟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
比如楊皇后，得益于良好的家風，楊皇后很賢明，劉文濟對她也還算尊重，但從劉繼英“事泄”開始，劉文濟對楊氏的忌憚，再度占了上風，也導致楊皇后的加分項也變成減分項了。
宗室之中，劉文濟又分別垂詢宗正、燕王劉昭與中書令、許王劉曜（建隆十五年晉親王）的意見。燕王劉昭依舊滑不溜手，就和他“老狐貍”的外號一般，對此事是半點準確意見都不發表，皇帝要問，那就是“惟陛下自專”。
相比之下，還是二十多年君臣之誼，對劉文濟已經十分熟悉的許王劉曜，謹慎地指出劉繼英在理藩院的一些表現，隱隱表示擔憂，怕劉繼英華而不實......
當然，儲君之事，劉文濟是免不了同心腹大臣們商談的。他曾與兵部尚書蕭恭有過一份交心徹談，蕭恭則指出，朝廷內外，同情章德太子與皇孫者，眾多！
甚至，還斗膽說出了一番誅心之言，以二人脾性，劉維箴繼位，尚可保皇室和諧，但若是劉繼英，那就未必了，至少章德太子一脈未必能保全......
劉文濟始終對劉維箴的“迂軟”感到擔憂，又提出立其他皇子皇孫，對此，蕭恭堅決地表示反對，直言那是取亂之道。
那一番君臣問對之后不久，蕭恭就罷相了，被劉文濟派到山陽擔任巡撫使，蕭恭也甘之如飴，他進言不為富貴，但遠離晚年的皇帝，還是很有必要。
到建隆二十三年正月朔，在大朝當日，皇帝劉文濟正式下詔，冊立皇長孫劉維箴為皇太孫，正式確立大漢帝國的儲君，結束了長達三年的奪嫡之爭。
但結果出來，并不意味著斗爭的結束，至少劉繼英是異常不服的。而皇太孫的冊立，也是朝廷又一輪政爭的開始，只不過，這一回，劉文濟這個老皇帝親自下場了。
在余生里，劉文濟最主要的工作，便是為皇太孫劉維箴鋪路，這個工作包括清除上位的荊棘，聲勢浩大的“睢陽派”，被劉文濟一步步地瓦解，楊氏家族這個核心則被劉文濟拆得支離破碎。
楊業的后人們，或貶或殺，就連楊皇后，都幾乎被軟禁在坤明殿中，不得再與楊氏子弟交往。當然，樹大根深的楊氏，也沒那么脆弱，劉文濟也沒有將之連根拔起的想法，只不過，在皇帝的辣手之下，輝煌了幾乎整個建隆時代的楊氏，開始滑落了，“第一顯貴家族”的名聲墜落。
至于劉繼英，則在建隆二十四年的時候，直接被劉文濟趕到南昌府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