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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船駐泊于襄陽碼頭，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物阜民豐的名城，襄陽自建置開始，便是毫無疑問的京西第一城。
荊襄平原，魚米富足，在漫長的承平時光中，以當下時代最先進發達的生產力，奏出了一曲農耕文明的輝煌頌歌。雖然在最近幾十年，由于兩湖平原的進一步開發與崛起，襄陽在中南地區的地位受到不小沖擊。
但由于其中南水陸交通樞紐地位，又起到湖廣地區以及一部分川蜀地區向京畿輸送財稅的重要轉運作用，又進一步促進了襄陽的繁榮。
到正統六年，大漢帝國已然立國百年，襄陽城的規模，比起百年前只擴大了一倍，但襄陽直接輻射的范圍，卻擴充了五倍不止，光看依襄陽城垣以及漢水展開的那鱗次櫛比的屋舍樓棟，以及寬窄不一但平坦通達的街道就知曉了。
既行至此，暫泊補給，范仲淹本想下船，感受一番這襄陽大邑的繁盛富庶、人間煙火，將憂慮心情釋放一番。但是，這個想法，也很快落了空。
當仆人將一摞拜帖，呈至范仲淹面前時，他「畏縮」了。名帖一次就遞呈上百份，份份來歷不凡，都是京西道的大吏，從道司大員，到知州刺史（由于升遷途徑的區別，到正統時期，大漢依舊存在刺史之職，只是相比起朝官「知州」數量要少很多罷了），沒一個簡單的。
他們正恭候于岸頭，備好酒宴，接風洗塵，一盡地主之誼的同時，也請范公對京西道州之政事庶務做出一番指導......
范仲淹北上的路線，根本瞞不過有心人的視線，而在當下的大漢朝廷，從中樞到地方，關注范仲淹的目光，又何止數以百計。
而能讓這干權貴官僚，如此殷勤恭敬，原因自然在他此次北返京畿，自帝國中樞吹出的風，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早就吹遍南北大地了，雖然還未徹底定論，但跳票的可能也并不大，畢竟，朝廷用幾十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原則與規矩，也沒那么容易打破的。
在翻閱著那些拜帖之時，范仲淹的表情也逐漸嚴肅，最終悵然一嘆，將名帖一一收好，讓仆從下船，交還京西官僚。
當然，得有一番講頭，大概表示，范某去職之人，王詔在身，不便久留，京西眾臣盛情，他十分感激，但見面指導之事，實在不便，乞見諒。
不只是一般的道司大吏，就連京西道布政使王德基，范仲淹也沒有會面的意思。王德基可不是凡人，他可是曹武穆公（曹瑋）唯一的女婿。
大漢曹氏，經過曹彬、曹瑋這兩代的奮起發展，已然后來居上，成為帝國頂級勛貴圈的一員。尤其在七八年前，楊氏陷入衰落期后，曹氏的地位就慢慢凸顯出來了。
而這一點，以曹氏之女納入東宮，成為皇太孫妃為標志，這是世宗皇帝從諸家勛貴之中，給劉維箴精挑細選的良配。不得不說，為了劉維箴這個太孫能夠順利繼位，世宗皇帝明里暗里做了很多事，方方面面，好的壞的都做了。
等劉維箴繼位登基，曹氏也順利晉位皇后，宮里有曹皇后，宮外有大量曹氏親貴及舊部，縱然不如楊氏當年聲勢之隆，曹氏成為帝國第一序列的顯貴，卻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作為曹家女婿的王德基，范仲淹都婉拒不與會面，但有一人，他卻特意做了一番交待，讓仆人秘密傳達。
不敢多逗留，迅速起行北航，頗有些「落荒而逃」的意思。站在船舷上的范仲淹，只能憑欄，偷偷地觀察襄陽漢水沿岸的風景。
漸行漸遠，人與景慢慢地消失于視野，念及此事，范仲淹又不禁自嘲。想他范希文一生光明磊落，坦蕩忠誠，行至遲暮，卻在這襄陽，被嚇得不敢下船，依舊逃不脫「名利」二字。
漢水發源于秦嶺，匯集諸多支流經京西、湖北注入長江，北行 也是一個溯源的過程，又行二十余里，在轉向南陽方向之際，于光化鎮碼頭停泊休息。
而在光化鎮，一個名揚天下的大文豪，正按約定等候于此，時任房州知州的歐陽修。
歐陽修時年四十又一，作為一個官僚，他正年輕，作為一個文臣，他也早已譽滿天下。正統時代，不只是文人的春天，也是一個諫臣的時代，如歐陽修、蔡襄、余靖、尹洙等臣，都是以直言敢諫著稱，尤以歐陽修、蔡襄最為知名。
尤其是歐陽修，先后受到晏殊、蔡齊、杜衍等名臣、重臣的提拔，政法大學堂、進士，天下學子渴望而不可及的光環，他都輕易鍍得。
而早在世宗時代，年輕氣盛的歐陽修，就曾以一篇《泰山賦》而受到關注，那是一篇雄文，有識者，在贊嘆其文才筆力的同時，更關心歐陽修對世宗皇帝封禪的一些隱晦評價，此人，膽量是真大，也真敢說......
當時，還在政法大學堂進修學習的歐陽修，很「幸運」地上了皇城司的重點觀察名單，并由此進入世宗皇帝視野。也就是世宗皇帝沒有計較，并在后來巡視大學堂的過程中，特地召見過他，方才真正安全。
進入正統時期后，歐陽修曾一度官至內閣學士、知制誥，長期待在朝廷中樞。而不管從政治上，還是文學上，他都極易讓人想起一個人，開寶、雍熙名臣：王禹偁。
忠直敢諫，是他們共同的特征，而在詩文上，歐陽修更是延續著王柳遺風（王禹偁與柳開），并深入發揚，到不惑之年，正式成為大漢帝國在詩文革新運動上的領袖級人物，并且再度在帝國文壇發動了一場「古文運動」。
歐陽修對西昆派的浮靡俗麗，是十分蔑視與不滿的，就像看不慣君王失策、權貴腐敗一般，當然，在個性上，并不如王禹偁那般過于剛烈，這也助其盛名。
即便如此，因進諫而遭貶，對歐陽修來說，也是一件尋常的事情。前者遭貶房州，幾與范仲淹同步，只因為當時上表，為其說話，并暗指尚書令李昭賢因私廢公、掀起黨爭。
結果被貶，一點也不意外，當時為范仲淹說話的人并不少，但以歐陽修言辭最為犀利，并且直指「核心」。
此番，范仲淹回京的消息傳開后，歐陽修便動了心思，幾經猶豫之后，終還是冒著擅離職守的風險，特地趕來襄陽，希望能見上范仲淹一面。
二者見面之后，并沒有過多言語，范仲淹首先就表態，為聲名影響所累，若是旁人，他絕不敢私會，但歐陽永叔值得，他也相信，歐陽修絕無逢迎之心思。
念及歐陽修之詩文大才，范仲淹見獵心喜，主動問新作，對此，歐陽修感佩地說，范公一篇《岳陽樓記》，名揚天下，在此雄文面前，他不敢提筆。
就在湖北期間，同科好友滕宗諒治岳州卓有成效，政通人和，官民稱道，范仲淹聞之，親往巡視，在登樓一覽盛景之后，還是寫下了一篇有所出入、但核心主旨不變的《岳陽樓記》。
而此文一出，矚目天下，莫說天下士人大受鼓舞，熱血沸騰，就是朝野之間，仁人志士、君王大臣，也有很多人為其所感動。皇帝召其還京，也未嘗沒有這篇文章的功勞。
前前后后，范仲淹與歐陽修只對話了小一刻鐘，而歐陽修的來意，也很明確，他帶來了一酒壇，壇里裝的不是酒，是一碗清水。
對飲之后，歐陽修真誠而鄭重地表示，他心知，范公此番回京，必是要做一番大事的，也必歷經一番艱難，感其志，服其誠，特地為其壯行。
言罷再拜，歐陽修也不逗留，帶著一名隨從，躍馬揚鞭，西歸房州而去。
顯然，如歐陽修者，對范仲淹之行，也給寄予了大量期望，而海內之中，存此期望者，不知凡己，這讓范仲淹 大感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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