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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266年[1]—316年[2]），是中國歷史上三國時期之后的統一王朝。另與東晉合稱晉朝，傳四帝[3]。從晉武帝建國開始，國祚51年；從滅東吳、統一全國始，為37年。為了區別于東晉，史稱西晉，兩晉又被稱為司馬晉。[4]
三國末期曹魏的大將軍、太尉、太傅司馬懿與二子司馬師、司馬昭都是權傾一時的權臣。司馬昭死后，其子司馬炎于265年取代曹魏政權而建立新政權，改國號為晉，[5]定都洛陽。280年滅孫吳，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分裂局面，重新統一全國。[6]但滅吳后，西晉舉國沉浸在奢侈的氣象之中。晉武帝出身世族，其家族經過長期發展，早就形成龐大的權貴集團。因此自西晉建立，政風十分黑暗，貪贓枉法，賄賂風行。[7]
西晉時期面臨的外部局勢是大量游牧部落內遷。關中和涼州的外族已占當地人口一半，這些外族被世族收作奴婢[8]。由于遷入人口數目相當多，與關中一帶晉人相差不遠。為西晉亡國和五胡十六國埋下伏筆。
曹魏后期，政治日益，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與此同時，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以曹爽為首和以司馬懿為首的兩個集團的對立和斗爭。[11]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曹爽等陪同曹芳出洛陽城南拜謁魏明帝陵，司馬懿乘機在洛陽發動政變，奪取了朝中大權，[12]史稱“高平陵之變”。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馬懿病死，子司馬師繼續掌權。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為帝。次年，司馬師死，弟司馬昭當政。甘露二年（257），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司馬昭帶著皇帝東征，圍壽春。次年，壽春破，諸葛誕被殺。經過殺王凌、李豐、夏侯玄、毌丘儉、諸葛誕幾個回合的斗爭，忠于曹魏的內外勢力大體被剪除已盡。[13]
司馬懿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數百仆從向司馬昭進攻，結果被殺。司馬昭另立曹奐為帝，政權完全為司馬氏所控制。[11]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馬昭發動滅蜀漢之戰，派遣鐘會、鄧艾、諸葛緒等分東、中、西三路進攻漢中。蜀漢則以姜維為首組成抵抗軍，據劍閣天險與魏軍相持。鄧艾遂率精兵偷渡陰平攻占涪城，進逼成都。蜀漢后主劉禪不戰出降，姜維聞訊后帶部投降鐘會，后兵變不成，自刎而死，蜀漢滅亡。[14]
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266年2月8日）[15]，曹魏皇帝曹奐禪位于司馬炎，改元泰始，是為晉武帝。曹魏滅亡，西晉開始。[16]
晉朝本身承接了東漢晚期至曹魏期間的割據局面，地方上世族影響力遠超帝王。如司馬氏本身就是世族權臣，控制曹魏朝廷，最后篡魏自立。所以司馬炎在篡魏得手后，為免其他世族、權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員為王，在地方上作為維護皇室的力量。同時又頒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擁有田地的面積和數量。[17][18]
統一天下參見晉滅吳之戰司馬炎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馬炎派羊祜坐守軍事重鎮荊州，羊祜坐鎮荊州后，減輕賦稅，安定民心，荊州與東吳重鎮石城相距最近，晉軍采取了“以善取勝”的策略，向吳軍大施恩惠。由于孫皓揮霍無度，部隊士兵常常領不到軍餉。羊祜命人向吳軍送酒送肉，瓦解吳軍。不時有吳軍前來投降，羊祜下令說吳軍來要歡迎，走要歡送。[19]東吳將領們的心已經一步步趨向晉軍。[20]
司馬炎在襄陽一邊命羊祜以仁德對吳軍施加影響，一邊在長江上游的益州訓練水軍，建造戰船。經過長達10年時間的充分準備，公元279年，晉軍開始發動滅吳之戰，20萬晉軍直撲東吳，沿江東下，直搗吳軍都城建業。東吳守軍，在巫峽釘下了無數個鋒利無比的、長十余丈的鐵錐，在江面狹窄處用粗大的鐵鏈封鎖江面。晉軍先用大竹排放入長江，晉軍在船上載了無數根數丈長的用麻油澆灌的火點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夠把鐵鏈燒斷。就這樣，東吳長江的防守設施被一個個排除了。[20]
晉軍進攻東吳時，為了吸引守衛建業的吳軍兵力，安東將軍王渾率一路晉軍，由北向南，直取建業。孫皓忙命丞相張悌統率主力渡江北上，迎擊王渾，結果沿江東下的晉軍乘機攻占了建業。孫皓出降，孫吳滅亡。[20]
由于晉武帝準備充分，時機恰當，戰略正確，前后僅用了四個多月，便奪取了滅吳戰爭的全部勝利。從此，東吳的全部郡、州、縣，正式并入晉國版圖。三國鼎立的局面結束了。司馬炎統一了全國，結束了八十年的分裂局面。[20]
太康之治 滅吳之后為開創新的業績，司馬炎以洛陽為中心，在全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使百姓擺脫了戰亂之苦，使國家走上了發展之路。
重視農業生產 朝廷采取措施，從鼓勵墾荒、興修水利、擴充勞動力和加強監督等方面來促進農業生產。泰始二年（公元267年），晉武帝頒布鼓勵農業生產的詔令。史料記載，泰始五年（公元270年），汲郡太守王宏認真履行朝廷的旨意，勤恤百姓，疏導有方，督勸開荒五千余頃。當時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鬧饑荒，而汲郡獨無匱乏。于是司馬炎特下詔褒揚，賜谷千斛。[21]
越窯青釉堆塑貼花動物紋谷倉 后來，司馬炎還下令修建了新渠、富壽、游陂三渠，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頃。司馬炎于太康元年頒布戶調式，推行占田法和課田法。占田、課田制下的農民，為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他們生產獲取的糧食除繳納田租外，都歸他們自己所有。這一制度的推行，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22]
通過上述措施的推行，農業生產很快發展起來，出現了繁榮景象。史書稱“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要其業而樂其事。”[23]反映河洛地區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狀況描述說“牛馬被野，余糧委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24]故有“天下無窮人”之諺。[25][26]“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27]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也迅速增長起來。據《晉書·地理志》記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國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28]占田、課田法頒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全國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29]表明剝削減輕致使大量人口恢復了登記，據現代學者推測，西晉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人口已恢復回3500萬人[30]。
保護士族利益 為保持政治穩定，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司馬炎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還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蔭人以為佃戶、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規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頃，以下每低一品，遞減五頃。又各以品之高低，蔭其親屬，蔭其客戶，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后及士人子孫，也都有這種特權。特權擴大到士人子孫，這是秦漢時世家地主范圍的擴大，特別是儒宗這一等級的延伸。
西晉的這些措施，無疑給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更多的優厚待遇，還有利于統治階級利益上的平衡。但士族地主特權過大，助長了他們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同時影響庶族地主的利益和農民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