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荊州州治所在的南郡到定西的王都谷陰，約兩千余里，如今蜀地、秦州三郡雖然分別被桓蒙與莘邇收復，其間的通道已經打通，出了荊州之后，先西入蜀中，經巴東、漢中等郡，西北而上，至定西秦州的武都郡，再經隴西郡，渡過黃河，而即可入定西目前主要的地盤隴州，但沿途翻山越嶺，渡江逾河，卻是路很不好走，因是，桓蒙的信一個多月后才送到莘邇案上。
時已初夏，天氣漸熱。
氣溫熱，定西王城谷陰的政治氣氛更熱。
就在數日前，由莘邇一手創立，羊髦、孫衍、黃榮、羊馥、傅喬、張龜等集思廣益，把之制定成形的“三省六部”此制，其中各省、各部的主官、屬吏，都任命、配備完畢，悉數走馬上任，已是取代督府、牧府、王府、太尉府等并行掌權的各府，開始正式在定西朝中運行了。
三省，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
中書省之所掌，與東唐的中書省基本相同，為審理章奏，草擬詔旨，專管機要，參議時務，有輔助國主決策之權。
定西到底是個王國，令狐樂只是“王”，不是“皇帝”，如其屬官與中央官職名稱相同的話，未免有僭越之嫌，故是在羊髦的建議下，定西此省雖與東唐的中書權責相當，卻改了個別的名，喚作“內史省”，其之主官，也不稱中書監、中書令，稱作內史監、內史令。
監、令的職務相等，但內史監的位次略高於內史令。
內史監，選了張渾出任，內史令，任給了羊髦。
中書此名，最早出現於秦代中期，秦武帝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仆射；到前代成朝時期，乃設中書省。成朝之所以設立此省，是為了分尚書臺的權，加大皇權。亦是出於此故，凡能任職此省者，多為天子的近臣，通常都是深得天子信任的人，論以權力與地位，實是權重而位貴。中書省的官廨位在禁苑之內，因為本朝禁中有一池名曰“鳳凰”，故本朝士人便常以“鳳凰池”為其代稱，——從這個代稱，也可看出此省的貴重。
本朝早期，嘗有出身自潁川荀氏家的一位中書監，后被遷任尚書令，尚書令總理政務，權力比中書監大，但這位中書監，卻因自此不得再掌管機要，而竟怏怏，對來祝賀的群臣們說：“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中書之秘要，由此亦然可見一斑。
羊髦的資歷不夠，無法出任內史監，事實上，他擔任內史令已是十分勉強的了，同時也是出於“團結能團結到的大多數”之目的，莘邇因舉薦張渾擔任了此省的首吏。
監、令以下，前代成朝時期，中書省的屬吏有通事郎、黃門郎，臣下有奏，先由黃門郎觀閱署理，然后通事郎署名，經過這兩道程序，再呈報天子，為帝省讀，最后由皇帝決定采納奏書中的議論與否。大多情況下，皇帝都只是簡單地許個“可”，就行了。至本朝，改通事郎、黃門郎，統稱為中書侍郎，置員四人，江左之初，改侍郎稱通事郎，但不久后就又改回來了。
中書侍郎下邊，復有中書舍人。舍人本是兩員，一個官名舍人，一個官名通事，本朝遷鼎江左后，一個因為控制的地域少了，以前的一些官用不上了，一個因為財政收入大為縮減，中央也沒什么錢了，於是便削省了一些中樞的官員，合舍人與通事為一，謂之通事舍人，——再后來，到如今，連這個通事舍人，江左也省掉了，而從中書侍郎中選一人代掌其職。
中書省起草詔令等權，屬於監、令、侍郎，舍人沒什么大權，其職是呈奏案章。
四個侍郎，也像監、令，改稱內史侍郎，任命的諸人，一個是麴家的子弟，一個是陰師的從子，一個是數次出使有功的莘邇故吏高充，還有一個是在關鍵時刻把宋方給賣掉了的宋翩。
中書舍人，一如現下的江左，定西也將之省掉了。
門下省之所掌，亦類江左，其職為侍從左右，切問近對，拾遺補缺，換言之，即顧問應對與規諫；此外，又有平尚書奏事之權，也就是可以監督尚書的奏議，或者給他們把關，也可以把尚書的奏議駁回，或連同原文一起送皇帝審批；另外，於各種禮儀環境中，其省之官員還有從侍君主、參贊威儀等等之責。
這個門下省，前身是秦的侍中，本只是君主手下的侍從機構，發展至今，權力已是逐漸擴大。
江左的門下共有門下、侍中、散騎三省。門下的官吏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通事舍人等，侍中的官吏有公車令、太醫令等，散騎的官吏有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給事中等。
莘邇在這次改制中，把三省合為了一高官吏用“侍中”之名。
江左門下省的侍中共有四員，莘邇認為按定西國中、朝中的現狀，不需要那么多的侍中，故此只定下了兩個員額，一個由陳蓀出任，另一個則委任給了黃榮。
與羊髦的出任內史令一樣，黃榮能得任此職，也是全靠莘邇如今的威權。別的不說，拿江左舉例，在江左朝中，侍中這個職務，早被北方的流寓貴族所壟斷了，南人輕易是得不到此任的。想那南人中著名的士族也有不少，以其等之族望，猶尚不得任此職，況乎黃榮這個寒士？要不是及早抱住了莘邇這個大腿，別說出任此職了，就算妄想，黃榮也不敢想他會能有今日！
門下省，也改了名字，改稱為黃門省。門下省的官員是君主的近侍顧問，“門下”的這個“門”，指的本就是“黃門”。黃門是對禁中大門的別稱，“凡禁門黃闥，故號黃門”。
尚書省，在三省之中，權力最大，朝中的大小政事悉歸其理，所謂“尚書制斷，眾卿奉成”。并隨著門閥之勢蓋過了皇權，根據政務需要和皇帝批準的原則，本朝遷鼎江左后，尚書臺另多了可以獨立頒下文書，指揮政務的大權。為有別於天子的詔令，此種文書被稱為“尚書苻”。
——卻是江左而下搞的這一套，“政務需要”、“皇帝批準”云云，明眼人一看即知，不過是皇權的裹羞布罷了。像那之前的大權臣王氏等，他們通過百官群臣向孤立無援、形同傀儡的皇帝提出這個要求，莫非皇帝還敢拒絕不成？不過這個制度，在黃榮等看來倒是不錯，因而，便把江左的這套“規制”拿了過來，也放入到了定西新設的這個“三省六部制”中。
三高官吏中，尚書臺的長吏尚書令，最是定西朝野焦點矚目的所在，何人可以出任？
莘邇把此職表給了麴爽。
麴爽原本大為驚喜，假模假樣地推辭了一番，隨之即欣然領受，卻沒開心兩天，忽然孫衍、羊髦、黃榮等人，包括張渾、陳蓀也署了名，一致請求左氏、令狐樂拜莘邇為“錄尚書事”。
何為“錄尚書事”？
此職始設於秦朝中期，乃是唯三公能夠出任，其職權無所不總，“錄”者，總錄朝端之意也。
亦即是說，在沒有“錄尚書事”的時候，尚書省的尚書令是省中的主官，但在有了“錄尚書事”后，尚書令就只能屈居於下，等若其之屬官了。
那么，錄尚書事這個職位的權力有多重，地位有多高？
只從江左朝廷從遷鼎之初到目前為止，歷任的“錄尚書事”之人都是誰就可看出。
截止眼下，江左出任此職的共有十一人，其中十個都是出自頭等閥族，莫說尋常士人，便是二流士族的人也當不了此職，僅有一個出自宗室，即江左今之的那位“相王”程晝，而一者，程晝任的還不是真正的“錄尚書事”，是比錄尚書事低一等的“錄尚書六條事”，二來，程晝此人之所能有今日在江左朝中的地位，全是因他傾向士人而來的，等於說他其實是受到閥族操縱的。
從這方面來講，要是正常的情況下，以莘邇的族名，他是根本沒有資格出任此職的。
整個定西來說，夠格出任此職的，無非也就是宋、張、氾、麴幾家的人。
麴爽對此是相當的惱怒，可聯名上書的人中，不僅有羊髦、黃榮這些莘邇的黨羽，且有張渾、陳蓀這樣的朝中重臣、右姓名公，反觀於他，能指揮得動的朝臣不管是人數、抑或是重量級，都遠不能比，他亦只能忍氣吞聲，無可奈何，接受了這個現實。
倒有人建議他，干脆辭職不干，舍了尚書令此職就是，然想來想去，尚書令畢竟是三高官吏中最耀眼的一個，麴爽究是難以棄如敝履，終還是以“新政方始，諸姓分權，我若不得貴職，則我家名望勢必為之大低，今可委屈我身，不可委屈我家”為由，沒有聽從那人的進言。
尚書省的官員，尚書令以下，是左右仆射、列曹尚書、丞、尚書郎、令史等。
左右仆射，秦時本是一人，只有一個仆射，直到秦末，才分為左右。自成朝至今，有時置兩員，有時置一員，變化不定。莘邇取用了兩員之制，左仆射任給了孫衍，右仆射任給了氾丹。
把右仆射任給氾丹，是定西朝野的大臣、士人們多沒有想到的。
黃榮等也沒有想到。
黃榮出身不高，之前的仕途艱難，對氾丹這類仕途通暢、青云直上，而又自恃族望，驕傲慢人，輕視寒士的閥族子弟向無好感，便私下問莘邇：“氾寬前誣明公，明公不誅殺之，已是寬大，今卻為何更召其子氾丹還朝，授右仆射之要職與之？”
莘邇回答說道：“氾丹少年名揚，鄉議譽為‘麒麟郎’，觀其十七歲出仕以今，為政雖稍急厲，然其轉任州郡、朝廷，凡十余年，所在考評皆優，堪稱能臣，右仆射之職，非常合適於他，是以我奏請大王、太后，召他還朝，授其此職。”
黃榮說道：“可是明公，氾寬的被逐出朝，說到底，是因於明公，料氾丹對明公，一定是會極懷不滿的，如果他在右仆射的任上，處處與明公作對……”
莘邇打斷了他，不讓他繼續往下說了，正色說道：“我前奏請朝廷逐氾寬出朝，是為了國家；今召氾丹還朝，也是為了國家。景桓啊，你跟著我的時日不算短了，還不知我的為人么？我莘阿瓜的眼中，豈有私仇？只要他氾朱石有用於國家，便是他父親再誣陷我一次，我一樣會重用於他的！”頓了下，又說道，“再則說了，今春，柔然犯西海，氾丹未因其父被逐而怨望懈怠，反與索恭齊心合力，共御外寇，親犯矢石，臨危不退，遂敗北虜，擒其小率一人。索恭在捷報中，備述氾丹的忠勇，此卿之所親眼所見，氾丹能以國事為重，我難道還不如他么？”
黃榮適時地露出欽佩神色，說道：“乃心王室，盡忠國家者，朝中無人能出明公之右！”
轉天，黃榮與莘邇的這番對話，就通過傅喬、張龜兩人的嘴，傳遍了谷陰的朝野。
太后左氏在宮中也聽聞了這件事，深為感動，心緒蕩漾，認為非得有所賞賜，才能酬答莘邇的這片忠心，可是賞什么好呢？金銀珠寶，莘邇向來不感興趣；歌舞女樂，不太適合獎賞忠誠。犯難多時，左氏取下了自帶的香囊一個，命親信的宮女拿去莘家，權作賞賜，給了莘邇。
題外話且不必多說。
江左尚書臺的丞有兩員，分是左丞、右丞。
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左丞并擁有監督、彈劾包括令、仆射在內的“八座”之責。
——“八座”，此稱源自秦朝中期。當時秦朝在尚書臺內設立了六曹，六曹尚書加上令、仆射各一人，是共八人，而又尚書臺尚書郎以上的官吏雖有品級高低之分，但都是必須經由大臣、吏部提名，皇帝批準，而才能得以任免的，令、仆射無權直接干預，即下級并非長吏的參佐、掾屬，雖受令的監督，卻若同僚，故此乃有“八座”之稱，凡有重大的政務，依照慣例，皆是由此八人坐在一起，共同商議決定，是又為“八座議事”。
左丞、右丞，分授給了定西的勢族子弟。
名為“三省六部”，尚書省下的諸曹在此制中，自然便是六個。
六曹之名，分為吏、戶、禮、兵、刑、工。
六曹，或言之六部，其下又各分四司。
吏部的四司是吏部司、主爵司、司勛司、考功司；戶部的四司是戶部司、度支司、金部司、倉部司；禮部的四司是禮部司、祠部司、膳部司、主客司；兵部的四司是兵部司、職方司、駕部司、庫部司；等等等等。
六部的主官，稱為尚書。
其中，羊馥出任了戶部尚書，傅喬出任了禮部尚書，張僧誠出任了兵部尚書。
六部之中，資位最重的吏部尚書一職，莘邇舉薦了麴碩的長子麴蘭出任。
吏部主管官員的升遷事，責在授官，此職是極其清貴的，江左閥族的年輕子弟們，無不以出任吏部為期望，有那族聲顯赫，家為高門的，如果沒有被授為吏部郎，即使得了其它較優的“清官”，出於對本人“權益”和家族“聲名”的維護，往往也會拒絕不受。
受此影響，定西朝中早先掌管官員選任的職務，也都是由隴州的頭等閥族子弟出任的。在此背景下，再加上如果主管選舉的官員，家聲、個人名望不足的話，定然難以服眾這個因素，故是，吏部尚書的這個職務，莘邇在斟酌之后，沒有從夾袋中挑人出任，而是授給了麴蘭。
把此職授給麴蘭，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即是與舉張渾出任內史監、舉氾丹出任黃門右仆射相同，也是為了“團結大多數”。
前世的時候，莘邇讀到過一句話，記憶深刻，那話說的是“政治就是，把支持我們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莘邇覺得這話說得太有道理了，以前沒有運用的機會，現在有了，他當然要把它付諸實踐。只要對他不形成嚴重的威脅，那能用的人，他就爭取把之都放到合適的位置上，——即使內部時而會有反對他的聲音，總好過做孤家寡人，這，是莘邇現在為政的原則。
六部二十四司，其余兩部、二十四司的主吏，有的是冠族子弟，有的是寒門子弟，無論冠族、寒門，不管這些大小主吏們的出身如何，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便是俱為干吏，都是有實才的。這一點，與定西朝中此前的情況大為不同，與江左一直以來的情況也是截然兩類。
仍拿江左舉例，江左的尚書省，上到尚書令、仆射，下到尚書郎、丞，論以出身，悉為貴族，但彼輩的出身雖好，考以實才，卻是大多無有，談玄說空，頭頭是道，辦理實務，通了九竅，乃至有的人，連公文都看不懂，“望白署空”罷了，尚書省整個的日常行政工作，實際是全靠那二百四五十個多由寒士充任的底層小吏，即“正令史”、“書令史”來運轉的。
莘邇對這種情況是深惡痛絕。
特別是日常的工作都由寒士們任勞任怨地去辦，結果寒士還被貴族們蔑稱為“小人”，動不動就“鞭杖肅督”，真是豈有此理。
國家的高級官吏如果都是這樣，還談何中興？談何光復中原？
因是，趁著改制的這個機會，莘邇把不中用的那些官吏全給淘汰了出去，留用於六部二十四司中的，則都是他精心挑選出來的。那些淘汰掉的官吏，倒也沒有把他們盡數免官，而是有的下放到了郡縣，試著鍛煉一下，有的著實是一無用處的，便扔到了史館、僧司這類的機構。
尚書省，亦給以改名，改稱為中臺。
簡而言之，現在定西朝中的行政之權，在三省六部制正式施行之后，已經是全部歸於其管了。
換言之，就是定西朝中現下的起草詔令、參與決策、管領政務等各項權力，便不再分散於各府，而是分由內史監張渾、內史令羊髦、侍中陳蓀、侍中黃榮、中臺令麴爽、中臺左仆射孫衍、中臺右仆射氾丹等數人統一掌領了。
在這數人之上，則是“錄尚書事”，或稱之為“錄中臺事”的莘邇。
從跟隨令狐逃難，到跟著令狐奉篡位，再到令狐奉死，令狐樂繼位，又到而下，盡管時間上看來是只用了短短的數年，然其中的艱難、危險卻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時至今日，莘邇終是從當年的跟班小臣，成為了定西的最大權臣。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桓蒙此時的這封來信，卻是被帶上了一些不同的色彩。
似可看成是，當此秦、魏、賀渾邪諸方胡族勢力混戰一團，北國再起戰火之際，一個充滿野心，望能執掌唐國朝權，以收回北地的江左唐臣后起，與一個剛剛掌握住定西朝政，同樣把目光落在關中、中原，以謀光復的隴地唐人權臣之間的一次適時接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