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不太好看，大量內容轉載，只是記錄下了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南京淪陷后所做的一切！）
明妮·魏特琳，中國名華群，美國傳教士。
她１９１２年來中國，先任安徽合肥三青女子中學校長，了解到中國婦女受教育最少，苦難也最深，因而她決定投身到中國女子教育事業中去。魏特琳還特地為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華群”。
１９１９年應金陵女子大學之聘，任教育學系主任兼教導主任，在校長休假之年，曾代理過校長。魏特琳曾在給紐約的友人信中說：她剛到南京時，“著實似乎有些不習慣，聽不到紐約地鐵和芝加哥高架火車的聲音。不過我寧愿讓這較溫馴的人力車取代它們。你不知道來這兒南京有多好”.........
她開創了金女大的師范教育學課程和教學實習，以后又開設了附屬實驗中學，為培養優秀的中學教育人才奠定了基礎。業余時間，她經常走訪街鄰，為解除街鄰們的部分疾苦，她在學校附近設樂群社，懿師家政學校，開展社會福利工作，她領導學生在課余時前去服務。當魏特琳了解到金女大學校附近有１００多名貧苦兒童無法上學時，就在學校師生中發起募捐，用募得的錢在學校附近購買了一塊土地，辦起了一所有兩間教室、一間閱覽室和一個小食堂的小學校。
１９２４年秋，這所小學校正式開學，專門招收附近貧苦人家的孩子。學生們的學費也由金女大的基督教女青年會負責支付。
從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２日開始，她幾乎每天都堅持寫日記，并每月定期將其郵寄給美國好友，以便她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時事。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夜，上海完全淪陷，日軍分三路撲向南京。在所經之處、虜掠、燒殺無惡不作。
上海“八·一三”事變后，國民政府為安全計，明令：“接近戰區各大學另籌開學辦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地處南京市中心，吳貽芳校長和她的同事們經過商議決定：在校教職工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西遷辦學，一部分留校本部保護校產，救濟難民。留校教職工組成駐校維持委員會，推美籍教授華群女士為主任。
其時，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絕大多數已逃離，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國人挺身而出，組織“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中國政府支持下，劃出以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中心至鼓樓、新街口約４平方公里的國際安全區。
為管理和照護安全區軍民的需要，后又請求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承認，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華群為該會的會員，金女院被國際委員會指派為安全區里專門收容婦孺的避難所，華群女士擔起了阻止日軍強暴中國婦女的艱巨任務。華女士臨危受命，不敢貽誤。
１２月１３日晨，日軍首批由中華門入城后，到處掠燒殺。此時婦女兒童蜂擁而來金女院的難民收容所。有青年婦女裝扮成老婦的，有女扮男裝的，還有老婦、兒童和男人，一個個驚恐萬分。
華女士守著大門勸說，為了多保護一些年輕女子和兒童，請男士和老婦回家。
難民們哭著求著，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個立足之地。保護上萬婦孺的人生安全，在當時特殊的環境里，談何容易！
華女士面對的是一群比野獸更為兇殘的日本侵略兵，他們不可理喻美國教會學校的牌子，國際安全區的布告，對他們沒有任何約束力。在日軍進城后，每天至少有１０到２０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強奸婦女、搶劫錢財。
他們不僅從學校的大門、側門強行入內，還有翻越圍墻進校園，更有夜間從學校低矮的籬笆上爬過來，在無燈光的大樓里，樓上樓下亂摸一氣，摸著哪一個就對她強奸。
華群女士一面組織校內教職員工巡邏校園，一面請來在“國際安全區”服務的外籍男士輪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勞，不是守在門房，就是被叫去阻止進校來奸掠的日兵，從他們手里奪回中國婦女。
她整天無法吃上一餐安頓的飯，無法睡上一個安頓的覺。不少日兵因此惱怒，拿著血跡斑斑的刺刀威脅她；還有的野蠻地打她耳光。華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覺地承擔了保護萬余名中國婦女兒童的重任，她說，金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絕不離開她。
在難民所里，許多難民失散了親人，生離死別的痛苦籠罩著難民營。
華女士安慰鼓勵她們，給她們勝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氣，她說“中國沒有亡，中國不會亡，日本一定會失敗。”
同時她為難民尋找失散的親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員工到難民中去登記，寫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轉交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或交日本使館，催促他們去設法尋找。
１２月１日，美國大使館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滯留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公民，警告他們：“再不撤離，以后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
魏特琳再次堅定地表示：“我不能在這個時候拋開中國！”
然后，她在大使館出示的“無論如何也不離寧”的證書上簽上自己的姓名。這已經是她第四次鄭重拒絕了美國大使館要她離開南京的請求。
日軍攻入南京城后，一直生活在和平環境與工作在學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軍令人發指的暴行，感到震驚與憤怒。
１２月１６日她在日記中寫道：
“今晚一輛載有８－１０名女子的車子從我們這兒經過。當車子開過時，她們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時傳來的槍聲，使我意識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慘的槍殺命運，而且很可能他們不是士兵。”
盡管金女大校園門口掛著美國國旗與日本大使館的公告，但對兇暴發狂的日軍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軍或從校門口強行入校，或爬過圍墻入校。魏特琳一會兒守在大門口，攔阻喝斥企圖強行入校的日軍，一會兒又趕到校內其他地方趕走偷爬進墻的日軍。
正如她在１２月１６日的日記中所寫：
“一天中的大多數時間我都像衛兵一樣守衛在前門或是被叫去處理其他問題——跑到學校的其他地方去對付進入校園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有許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隨時起來去應對突發事件。她還組織起巡邏隊，日夜守衛校園，保護難民的安全。魏特琳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人，她在日記中寫道：
“我們這些人認為戰爭是民族的罪行，是違反在天地萬物心靈深處創世精神的一種罪過，但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獻給那些無辜受害者，以及獻給那些家庭被燒、被搶，或是那些在戰爭時期被大炮、飛機炸傷的人，幫助他們康復。”
一次，她看見一個中國小男孩戴著日本人的臂章來給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飯，便上前對那小孩說：“你不用佩戴太陽旗，你是中國人，你們的國家沒有亡！你要記住是哪年哪月戴過這個東西的，你永遠不要忘記！”
說著，她幫那個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來。她在日記中寫道：“從軍事角度而言，占領南京也許會被認為是日軍的一個勝利，但從道義方面而言，這是失敗，是日本民族的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