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戰后時局，國共力量對比之下，仍處于劣勢。軍事上，國民黨軍440萬，僅占其總兵力的1，4，尤其是武器裝備遠遠落后于國民黨軍：經濟上，蔣介石占據擁有全國3/4人口的2/3面積，并且多為江南富庶地區，另外還有美國的軍事援助：而解放區卻基本在較為貧瘠的地區，沒有外援。
和領袖們作為中國的一代領導力量，走向往和平的，這一點毋庸置疑。無論從世界形勢、人民意愿。黨派利益來說，換言之于世、于民、于己，和平終歸是一條最理想的道路。此時的中國雖已成為國內第二大黨，并掌握著一支忠實可靠的武裝力量，但是比較已取得十數年執政黨地位的國內第一大黨的國民黨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強國的國際地位：比較其經過美國租借軍火和日式裝備武裝起來的數百萬軍隊，以及蔣介石本人所謂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
的，“領袖”地位，及其所統轄的武裝力量和人民政權的實力絕對不占優勢。
到重慶與蔣介石會談是不是一井突然發生的事情呢？也不是。事實上，中央、對兩黨領袖的會談早就有所考慮。早在1942年下半年，澤東就認真考慮過與蔣介石會面，以解決戰后的國共關系問題。1944年冬，赫爾利來延安會談時也提出了與蔣介石見面的問題，再次表示他愿意在適當的時機與蔣介石會面。但由于蔣介石一心拖延，無意解決國共關系問題”因此抗戰期間，兩黨領袖會談的事情始終未能提上日程。
在抗日戰爭后期召開的七大這一自1928年以來第一次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制定了為著爭取實現和平民主前途的方針。在所致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對戰后形勢的基本估計是：在國際上，英美蘇三大國的團結仍然是主要的，是統治一切的和決定一切的（此段話，全國解放后編輯毛選時，已全部刪除）：由于存在著這一有利的國際條件，國民黨有可能做出讓步，與取得妥協：中國因此可能在戰后走上和平統一的道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策，建立包括各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既然要建立聯合政府，國共雙方就得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兩黨領袖舉行會談是順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
當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一傳出，中央即又一次開始考慮恢復國共談判的問題就不足為奇了。
關于隨著抗戰勝利而來的中國的真正的政治主張。最初的政治考慮到底是怎樣的？這一重大歷史問題”過去由于黨的核心史料一直沒有公開披露，故這一問題即使在史學界也并不是十宇清楚的，社會上的眾說紛紜更是缺乏依據的。
為了解決所面臨著的是否親去重慶和談這樣一個如此重大的政治問題，8月四日，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研究目前形勢和中央對策，這是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會上，他分析了國內外的基本形勢，指出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抗日戰爭的結束，將進入和平建設階段。全世界、歐洲、東方都是如此。
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肯定的。
關于中國的和平問題，預言說：，“中國有兩種可能進入和平情況，一種是我們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種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蘇聯為了國際和平和受中蘇條約的限制，不可能幫助我們：二是蔣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們只能承認這個事實。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
據8月2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這一黨史中最具權威的材料記載，力求避免內戰，爭取全國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的觀點和傾向是十分明確的。在這次重要會議上說：現在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民族的要求由于日本的失敗，基本上已完成：這樣民主民生的要求就突出了。我們現在新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我們現在在全國范圍內大體上要走這樣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后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會議認為隨著和平建設階段的到來，應當力爭一個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設時期，即使是暫時的和平，也應當積極爭取。會議認為”蔣介石企圖消滅的方針沒有改變，但是眼下由于各種政治力量的牽制，他還不可能很快定下打全面內戰的決心，因此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及其軍隊也需要和平，為此，提出和平、民主、團結這個新的三大口號。會議還認為，目前對國民黨的批評，今后幾個月要逐漸緩和下來。將來采取的原則是，“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現在需要與蔣介石面對面，舉行直接談判，不能拖了。并要盡快發表和平、民主、
團結的宣言和綱領。
會議爭論最激烈井問題主要是圍繞著究竟去不去重慶的問題。
周恩來說：“談判求得妥協，須雙方讓步。中央決定我出去，我個人想是一個偵察戰。我們是誠意要求和平，當然要爭取主動，迫蔣妥協。也可能邊談邊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關心的是毛親自出去的問題。
這個今天還不能十分肯定，因為總要談得攏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決定，看我出去談判如何再決定。蔣的陰謀也必須考慮。”周恩來的意見實際上還是不愿讓去冒險。
朱德發言說：，“和平對中國人民是有利的，這次去談判是必要的，蔣介石可能作些讓步。毛主席去談判是有利的。有無危險？看來比過去保險得多了。
我們要保持軍隊，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勝利果實。東三省我們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開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國民黨的大后方去工作。還要準備把打仗作為重要的任務。”
建議：“恩來同志馬上就去談判，談兩天就回來，我和赫爾利就去。這回不能拖，應該去，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么危險。”
會上，陳云、張聞天、彭真、彭德懷等先后發了言。與會人員的多數意見是：周恩來先去重慶，隨后再去。
考慮到爭取和平的重大意義，并打算親自去會會“委員長”
做做工作。一他認為，“中國的局面，現在是獨裁加若干民主，并將有相當長的時期。我們正是鉆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1歡頭，。這個彎路將使我們黨在各方面達到更加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后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嗮這次談判應該去，不能拖，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么危險。”
在這次會議結束前，再次發言。他說，今天的方針是七大定下來的，七大的方針就是反對內戰。當前內戰的危險是存在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故和平是可能的。“我們要準備有所讓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國會講壇去進攻。我們很需要這樣一個時期來教育全國人民，來鍛煉我們自己。如果談判不成，國民黨進攻我們，是否打？應該打。條件是打勝仗。我是否去重慶？
還走出去。出去的時機由政治局記處決定。先派思來同志出去。
我出去，決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職務，書記處另推陳云、彭真同志為候補書記”以便我和恩來同志出去后，書記處還有五人開會。”
會議最后決定”先派周恩來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隨后再去。赴渝期間，代理其主席職務，并增選陳云、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會議還決定任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昏主席。
8月24日，發出致蔣介石的第三封復電，電文指出：特急重慶蔣介石先生勛鑒：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敬1945年8月24日從以上往來電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在這短短的幾日之內，中央對與國民黨舉行最高級別會談的態度是有所變化的，這就是從準備觀察一時到考慮親赴重慶。但是從的第三封復電看，雖然已答應赴渝，但仍計劃安排周恩來先行，至于他本人何時成行，還要再看一看后才能決定。
然而，中央關于與周恩來、王若飛一同赴渝的決定，在24日這一天并未形成。
25日晚，中央政治局七名成員與由重慶回來的中央駐重慶的代表王若飛一起，連夜研究去重慶談判的問題。經反復權衡，認為目前重慶方面形勢是人心思定，蔣介石雖然每時每刻都夢想吃掉，但目前尚不敢明目張膽地大打出手，去重慶談判，爭取一段時間和平，對我們的發展有利。中央政治局最終決定同意去重慶。
并于同日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表明了的基本立磉。
就在8月25日這一天，中央還收到了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官魏德邁的來電，還是有關邀請赴渝和談之事。根據中葬中央政治局會議所制定的方針，利用魏德邁的這封電報，施展了一點小 謀略，于同日復電魏德邁說：鄙人承蔣委員長三電相邀，赫爾利大使兩次表示愿望來延，此種誠意”極為心感。茲特奉達，歡迎赫爾利大使來延面敘，鄙人及周恩來將軍可以偕赫爾利大使同機飛渝，往應蔣委員長之約，以期早日協商一切大計。
1945年8月25日魏德邁接到的復電后，赫爾利便立即將致魏德邁的電報向蔣介石作了通報。
國共兩黨最高級別的談判拉開了帷幕——
9月19日，國共雙方進行第七輪會談。在會談中，周恩來通知國民黨代表：赫爾利大使擬議中央與軍隊之比例為1/5，以此比例考慮愿讓步至1/7，即中央現有263個師，應編為43個師：以后，中央軍隊縮編。亦依此比例裁編，如中央軍從縮編為60個師，應為10個師，中央軍隊如縮編為120個師，應為20個師。同時，關于軍隊駐地問題，擬將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內黃河以南等八個地區之軍隊撤退，集中于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此為第一步：第二步再將蘇北、皖北、豫北三地區之軍隊撤退，而將所有之43個師集中駐防于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山西之大部分、綏遠之小部分及陜甘寧邊區等七個地區。至于解放區亦隨軍隊駐地之規定而合一。
9月21日，第八輪會談開始，國民黨方面對提出的新方案作出反應”表示可允增加數個補充師，但至多不超過5個軍16個師。同時又提出，軍隊駐地與所謂“解放區”不能混為一談，盡可開列堪任地方各級行政官員的人選名單，送請中央量材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劃1歸”并規定由推薦各級官員。這無疑意味著國民黨不但有權任免干部，而且有權隨意調遣。對此，方面當然不能同意。面對國民黨方面的拖延態度，周恩來嚴正指出，過去在抗戰期間，雙方商談可以拖延，問題可以僵持：現在是和平建國時期，問題之解決必須從速，商談不能拖延，也不容僵持。
在這兩輪會談中，雖說雙方都有所讓步，而且也均已接近了各自最初擬定的談判底價，但仍不足以打破彼此間的僵持狀態。在隨后5天的時間里，國共談判不能不再次停頓了下來…………，
從9月27日起，重慶談判進入最后階段。雙方在這一階段共進行子四輪會談，并取得了如下進展：（一）軍隊整編問題，認為軍隊縮編為20個師的數目可以考慮，商定由軍令部次長劉斐、軍政部次長林蔚和第18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組成三人軍事小組，具體磋商全隊之整編問題：（二）解放區問題，雖未達成共識，但同意繼續商談：（三）國民大會問題，。同意提交政治會議解決：（四）政治會議問題，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及社會賢達推薦代表出席，代表人數原定國民黨、、民主同盟及社會賢達各9人，但青年黨要求獨立參加政協，后經周恩來翰旋，重新確定的名額分配比例為：國民黨8人、7人、民主同盟9人、社會賢達9人、青年黨5人，共38人。
鑒于國共談判已取得部分進展，同時考慮到應返回延安，一周恩來在10月2日的會談中建議，將一個月來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其中總的方針、軍事問題、政治問題等或已雙方同意，或者意見接近，擇其能發表者發表之，以解人民之渴。對這一建議，國民黨方面表示同意。
10月5日，周恩來將談判記錄交給國民黨代表，并告以擬于下星期返回延安。10月8日，雙方就會談紀要交換了意見，并將其定名為《國民政府與代表會談紀要》。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國民黨內部對發表會談公報意見并不統一，其中國民黨談判代表的態度較為積極，如張治中曾對說：，“不發表這個東西不行，你既這么大的面子來了，就總得搞個什么。”但多數國民黨人不以為然，
據說國民黨中常委會在討論該問題時，爭論甚烈，后經邵力子解釋”說簽發公報是蔣總裁的旨意，這才得以通過。公報的名稱也作了變動。
10月10日下午，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張治中，在桂國客廳正式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代表會談紀要》。簽字儀式結束后，邵力子深有感觸地說：，“此次商談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賴于毛先生之不辭辛勞。”當時正在桂園二樓的遂從樓上走下來與在場者“一握手，以示祝賀。蔣介石沒有出席簽字儀式，而是于當日下午4時趕到桂園回訪的。晤談10分鐘后，偕乘車參加雙十節迎外雞尾酒會。至此，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和平央獻誕生了。由于這一天正好是雙十節《國民黨政府的國慶節》，所以這一歷史性的文件又被稱為《雙十協定》。
值得一提的是《會談紀要》的措辭，尤其是第一條更耐人尋味。
在談到該條時，文字是這樣表述的：，“關于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并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同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這種表面上將，“和平、民主。團結”和，“政治民主化”分別與，“統一”和“軍隊國家化”并列相提的表述方式”既回避了雙方先前關于誰先誰后的爭論，同時又在事實上堅持了方面的主張，因為把，“和平、民主、團結”和，“政治民主化”放在最前面，無形中使之在程序上分別變成了，“統一”一和，“軍隊國家化”的前提。其措辭之巧妙，令人拍案叫絕。
周恩來談判藝術之爐火純青，著實令人嘆服。
原準備在《會談紀要）簽署前返回延安的。為此”張治中于10月8日在軍委會禮堂為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晚會。但是，蔣介石又插了一手，一定要過完雙十節再走。因盛情難卻”又在重慶住了兩日。
10月10日晚，由周恩來。王若飛陪同”到山洞林園向蔣介石辭行、話別并長談。蔣介石再次邀請下榻于林國官畢。
10月川日晨，毛、蔣作了最后一次長談。蔣介石明確表示，在解放晝的問題上他不再讓步。則告訴蔣介石，他返回延安以后，周思來、王若飛將留在重慶，與國民黨方面繼續商談，努力解決《雙十協定》未能解決的問題。
是日上午口時左右，一同蔣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別后，即乘車離開山洞林園，赴九龍坡機場。陳誠代表蔣介石到機場送行。
與送行國共兩黨及各界人士握手告別，并與陳誠、張治中、陶行知夫fù在機場留影。還與在桂園服務的國民黨憲兵握手說，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登機前，指出：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9時45分，偕王若飛在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專機離開重慶返回延安。
至此，為時43天的重慶最高級談判落下了帷幕…………，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是走向國內和平，還是走向內戰，是建立一個新型的民主國家，還是重走蔣介石主義制度的老路，這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兩種命運和兩種前途。
在這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大決戰中，東北地區以其優越的經濟條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突出的軍事、政治價值，成為美。蘇兩國十分關注的熱點中的熱點和國共兩黨極力爭奪的戰略區域。
如果國民黨占領這一地區，那它就能利用東北雄厚的工業基礎，同華東、華中相配合，南北夾擊及其解放區。反之，如果控制東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蘇、蒙、朝的戰略基地，根本改變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四面包圍的狀態。
東北，包括現在的遼寧。告林、黑龍江三省和內蒙古東部、河北省承德地區總面積130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的口，2名，人口3800余萬。這里幅員遼闊，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工業發達，交通便利，是中國現代化較早啟動、現代化工業較早建立和較為發達的地區。
東北物產十分豐富，在大山和黑土之下，閃耀著各種瑰麗色彩的數十種礦藏，其儲量之豐富有的是中國之最，有的為世界之首。據1
口44年礦產儲量調查統計，當時的東北擁有鐵38億噸，煤228億噸，銅132萬噸，稽、鋅川3萬噸。據1943年統計，煤產量2532萬噸占全國煤產量的49，5：安全發電能力107萬千瓦，占全國的78，2又：水泥產量15。萬噸，占全國產量的6
6。這在舊中國工業中是個不小的數字。
東北是全國主要產糧區，清一色黑鈣土的松遼平原，是中國最大的糧食產地。
在關東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可耕地面積3273萬余公頃，年產將近2000萬噸糧谷。
盛產大豆、高粱、玉米、小麥。其中大豆產量占當時世界產量6
0％以上。
東北的長白山和大、小興安嶺的森林面積為2615萬公頃，木材總蓄積量30多億立方米，占全國的1/3，木質優良，是造船、
架橋、建筑、軍用的優質材料。
東北的鐵路、公路運輸較為發達。當時鐵路有1，4萬公里占全國鐵路全長1/2以上：公路有10，8萬公里，幾乎占全國公路的5
東北南臨黃海、渤海，港灣眾多有大連、旅順、安東（今丹東）、營口、葫蘆島等優良港口。還有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
遼河及其支流，河流交織、航運貫通。關東的經濟在全國的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從地理環境和戰略位置看，關東的北面是蘇聯。西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東南和朝鮮為鄰，南面的遼東半島同山東半島的膠東解放區隔海相望，西南與冀熱遼解放區毗連。如果控制關東，就將打破國民黨軍長期對關內各革命根據地四面包圍的局面，使之有一個鞏固的戰略基地，一個革命的總根據地，以支持關內各解放區的斗爭，加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相反，如果東北地區為國民黨所占據，關內各解放區就會處于國民黨軍南北夾擊的不利的戰略態勢之中。所以，抗戰勝利后的關東立刻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重點。
以為代表的中國人他們最先看到了東北地區背靠強大的蘇聯，西鄰蒙古人民共和國，東聯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南與冀熱遼、華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是理想的戰略大后方和總根據地這一步帶有全局意義的好棋。因此如考察中央抗戰后期諸多決策，就可以發現進軍東北不是中央的臨時決定，而是等政治局成晏向往已久的設想。
中國在抗戰中后期，就已考慮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復東北的問題。1942年7月和曾在電報中探討過在戰后為爭取同國民黨合作建國，把八路軍、新四軍集中到東三省的問題。
1944年9月1日，剛剛擔任中央城市工井委員會主任的，提出：，“成立城市工作部…………，現在主要準備一批干部做滿洲工作。”
同年川月，在中央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曾說過：中國的國土蔣介石丟到哪里，我們就到哪里。還要準備幾千干部到滿洲去。
1945年4月，在蘇日中立條約終止后不久，身在百北高原的則更加關注東北這塊戰略要地了。為此，他在批轉給晉察冀分局的一項指示中說：蘇聯終止蘇日中立條約表明，蘇日戰爭爆發已經為期不遠，遠東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今后配合盟軍作戰，將主要配合蘇聯。現在即加緊進行主力軍、地方軍的訓練與擴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開辟東北。
1945年4月召開的，“七大”會議上在其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在淪陷區中東北四省淪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產業中心和屯兵要地，我們應當加緊那里的地下工作。對于流亡到關內的東北人民應當加緊團結他們。準備收復失地。”
5月，在七大會議上又一次指出：，“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我看這就可以說我們的勝利有了基礎，也就是說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割得相當分散，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也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也要爭城市，要爭那么一塊整個的地方。我們要有包括東北在內的一塊整個的根據地。
這就全國范圍來說，就是勝利有了基礎，有了鞏固的基礎。”
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要準備20到25個旅，15萬到20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東北去……，
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東北四省我們有了勝利的基礎。”
6月9日，在七大會議選舉中央委員會時，再度談到東北，指出：，“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的發展，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只要我們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現在我們的基礎是不鞏固的，因為我們根據地在經濟上還是手工業的，沒有大工業，沒有重工業，在地域上也沒有連成一片。”
此后的6月川日，在（關于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問題的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指出：，“東北是很重要的”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及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當然，其他根據地沒有丟，我們又有了東北，中國草命的基礎就更好更鞏固了。”
還指出，如果異北四省被我黨我軍占領，中國革命不但有鞏固的后方，而且將使平津的國民黨軍隊處于我四面包圍之中。相反，如果東北落人國民黨手中，就將使我敵后根據地陷人蔣介石的四面包圍之中。
1945年8月，當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階段后，中央政治局委記處書記任弼時在2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也曾指出：，“我看我們控制東北將是遠東和平的保障。掌握東北是極重要的問題。掌握了可將革命提早若干年，掌握不了可使革命遲延若干年。東北可說是決定中國草命之命運的，所以掌握東北是首要問題，別的地方丟一點也沒有什么。”
中央領導人的這些具有遠見卓識的預見，集中反映了中國對東北戰略地位的認識，成為中央確定戰略方針，把戰略發展的重點指舟東北的根本依據。正是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隨著東北很快光復，迅即布置軍事力量以最快速度搶進東北和熱河地區。
急劇變化了的國內外政治格局，使東北成為不僅是中國，而且是國際兩大政治勢力爭奪、角斗的一個焦點：也使中國人tǐng進東北，把東北變成奪取全國的戰略基地的理想變為可能。
日本宣告投降時，國民黨400萬軍隊的主力遠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領導的130余萬八路軍、新四軍及220余萬民兵，則遍布于同東北海上聯系和陸地接壤的華東、華北廣大地區。不僅如此，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早已在東北生根，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抗戰勝利后的形勢，極有利于向東北的發展。鑒于上述有利游勢和東北的戰略地位，中央審時度勢，確立了迅速發展東北的方針。
確實看好了關東，還在8月10日他就電示山東羅榮桓、
黎玉等，令關東子弟兵，“萬毅部東北軍人數、戰斗力與干部配備狀況請查明，即告并待命調動”。
蘇聯出兵東北第三天，中央就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發出準備進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第三天，朱德一口氣發出七號命令。
與關東直接有關的第二號命令指出：為了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并準備接受日滿偽軍投降，我命令：（一）原東北軍呂正操所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
（二）原東北軍張學思所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
（三）原東北軍萬毅所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
（四）現在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所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安。
總司令朱德1943年8月川日8時同日，中央又做出新的指示：晉綏分局晉察冀分孱山東分局：本日延安廣播總部命令第二號系為對外宣傳，搶先取得國內外公開地位而發，除李運昌部隊外，并非要呂、張、萬等部馬上開往東北四省，而應依中央的指示，動員全軍執行當前任務勿懈。
惟山東萬毅部，應準備待命出發。
中央1945年8月川日及其中央核心層的領袖們眼睛盯住了整個大東北。然而消息傳來，蘇聯8月有日與國民黨政府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關于大連之協定》《關于旅順口之協定》《關于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兩國政府還互換了關于中國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的照會。這些條約和協定，保證了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作為交換條件，蘇聯政府承認國民黨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并確認在東北，“一俟收復區任何地方停止為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好擔負管理公務之全權”準備把占領的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干線交給國民黨。蘇聯的此種以己利益為中心的對華政策條文猶如一盆涼水潑到了領袖們頭上。僅從條文上理解，形勢對很不利。決定變不變？東北還去不去？
久經腥風血雨斗爭考驗而又經驗豐富的領袖們認準了大東北這塊寶地，幾乎沒有絲毫的動搖，不管你，“老大哥”如何態度。
為了關東，中央動員了全黨和全國各個解放區的力量。
8月17日，政治局委員、中央候補書記彭真代表中央書記處致電晉察冀晉綏分局和太行太岳區黨委，指出：，“你處所有東北籍及曾在東北工作過之干部，凡可能調出者，望立即集中待命：其工作不能立即離開者亦望即找人接替，準備第二批集中待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