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他們就判明這次通話明顯發自前線上空的飛機。‘風’部隊的成員對這一發現欣喜若狂，他們終于能夠監聽日本飛行員同地面站的無線電話聯絡了。他們很快就開始在無線電情報部隊中無休止地工作，記錄日軍飛機同指揮臺的通話內容，并把它們翻譯成中文。經過研究，我們發現這些通話主要是日軍戰斗機或俯沖轟炸機在攻擊地面上潰退的陸軍時同他們地面站的聯絡。這類情報的價值立即得到了高度重視，為了以最高速度盡可能多地監聽日軍的無線電話通信頻道，空軍部下達了擴編‘風’部隊的指示。”
“最高統帥部做出決定，這項工作可由空軍婦女輔助隊承擔。沿海各雷達站、戰斗機司令部下屬各指揮所的作戰室和雷達指揮室中都有她們的人，并且工作的很出色。檔案局接到了一項緊急命令，要求他們尋找懂外文的空軍婦女輔助隊員。”
“若在和平環境中，象我這樣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年輕快活的姑娘，可能正在為如何舉辦下一次網球賽而絞盡腦汁，或許在籌劃周末到海邊野餐。當時正值1942年6月一個風和日麗的夏日，我也是去海邊，但我卻憂心忡忡。別人告訴我這是一個保密單位，我也感到它一定是某種情報機構，明顯與我懂外文有關。除此之外，我便一無所知了。那個精明的老上尉曾告訴過我。軍隊中傳統的警句：‘記著。姑娘！不管什么原因，永遠別自愿報名。’但這次，也是按照部隊的傳統方式，我按照要求‘自愿’報了名。若我還有選擇的余地，若我聽了他的勸告，那我就全都錯了。”
“到達那里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工作為什么如此保密。我的任務是監聽日軍的通信聯絡，而我卻對無線電業務一竅不通，我甚至都懷疑我是否會使用這種怪怪的收音機。但我同另外五名從各地空軍部隊抽調的婦女輔助隊員很快就開始學習如何使用復雜的無線電接收機和尋找敵軍的通信頻率。”
“我們單位的指揮官是韋學昆上尉，機房設在一輛靠近崖邊的篷車上。我們的裝備至少最初少得可憐。當時只有兩臺戰前無線電業余愛好者喜愛的名牌民用接收機、一部示波器和一組天線陣。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為了防止好奇人闖入營區，附近還設有一個哨位。”
“對我們來說這是一項很陌生的工作，大家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每班六小時。我們頭戴耳機，全神貫注地收聽經常是干擾很大的日軍飛行員之間和他們同地面站的通話。最初，我們用40兆周的頻率監聽敵軍的近程通信。一名空軍婦女輔助隊員負責尋找敵人的通話，一旦發現，我們使迅速跟蹤，馬上就會聽到日本人通話中常用的‘完了，請講’等字句。報務員把她聽到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她的本上還記著通話時間、守聽頻率和呼號。記錄本上中有空行以便我們寫下譯文。因為我們搞不清哪些呼語屬于哪個‘大隊’或聯隊，故在記錄本上作下盡可能詳細的記錄，為空軍部和破譯人員分析之用。明顯具有緊急戰術價值的內容。立即被譯成文，交給第十一戰斗機大隊，或通過空軍部轉交海軍。其余部分在敵方通信聯絡終止后處理。一位經驗豐富的報務員協助我們找臺，一發現敵臺，他立即大聲喊道：‘發現敵臺！’，空閑的婦女輔助隊員隨即開始記錄。在早期的年月里，我們的監聽技術很不熟練，工作令人疲倦不堪，對長時間監聽和尋找敵臺尤感不適應。但有意思的是，我們又極不愿意找不到敵臺。現在回顧起來。便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當時對日軍情況的了解真是少得可憐。”
“在我還在上學時，我永遠不會想到未來我竟然加入了這樣一個秘密機構，成為曾當過我舞伴的那些空軍無線電學校年青軍官們的對手。”
“乍看上去，無線電接收機對我們來說相當復雜。上面裝滿了各種開關、旋鈕和刻度盤，同過去家里用的收音機截然不同。然而后來。我們不僅能熟練地辨別出敵人的通信聯絡，還很快破譯了他們空對空或空對地通信聯絡的密語及為判明自己、攻擊對象或偵察區域位置而使用的坐標。如果不掌握這些坐標，截獲的敵方通信就幾乎毫無價值。解密如同猜字謎，我們當時既年輕又興致勃勃，覺得好像是在同日本人玩一場死亡游戲，但不管怎樣都是一場游戲。這場游戲很快就變得極為嚴肅了。我們的工作日志每天都作為急件送交空軍情報部，他們迅速地判讀，并馬上轉送政府設立的破譯中心，那里的正式名稱為‘政府機要學校’。那兒的密碼分析專家對這些材料進行研究，慎重仔細地把那些突出的細節記錄下來，以同世界各地大量特種部隊監聽到的材料以及諸如照相偵察、特工人員的報告等其它來源的情報加以綜合整編。”
“我們的耳朵漸漸地習慣了各種日本口音，可以‘判讀’(我們的術語)由于天電干擾和難以捉摸的密語而造成很大失真的敵方通話。例如，我們很快就推算出‘山頂’意為高度，‘風箏’意為敵機等等。我們甚至還可分辨出一些日軍飛行中隊指揮官的嗓音。后來我們還聽說，大海彼岸的日本情報機構當時也在一絲不茍地監聽著我國空軍的通信聯絡。”
“空軍部很快意識到，監聽敵方無線電通話是對其它戰術或戰略情報極為有價值的補充，在敵方發動侵略時尤為如此。最初的實驗是成功的。早在戰前。設在沿海中部地區有監聽站和海外其它數個‘風’部隊偵聽單位就開始監聽日本海陸軍多數經加密的無線電報(莫爾斯式)聯絡。從此來源獲得的消息對整編日軍戰斗序列、實力。兵力部署，有時還包括對方意圖等情況具有很大的價值。沒多久，日軍在亞洲戰場的無線電聯絡很少能逃過‘風’部隊的截收了。”
“我們設在崖頂的工作車很快就變得不夠用了，那里僅能容納兩部接收機，而我們又需要增加更多的偵聽頻道。此外，我們還需要安裝更有效的電話系統，以將所獲情況直接轉送用戶，不必經過空軍部而受耽擱。同時，我想由于敵人在我國沿海登陸的可能性確實存在，我們這批年輕的婦女在易遭襲擊的沿海突出部的山頭上獨立工作。多少使空軍參謀部感到擔心。當地有一個設在更遠處懸崖上的雷達站，但與我們相隔很遠。我們單位位于沼澤地之上，那里是一片平坦的海灘。夜晚，霧靄籠罩了沼澤地和寬大的海堤。崖邊卷起團團白云。這時人們很容易就感到這個地區是敵人絕妙的登陸場。夜幕降臨之后，萬籟俱寂，薄霧環繞在工作車四周，掩蓋了所有人煙生跡。此時此刻值班，真有點令人毛骨悚然。”
“空軍部決定將我們遷至以北的丘陵地帶，那里設有一個前進航空站。我們搬進航空站邊上的一幢小房子里，大家都把它稱為‘小紅樓’，這里是最初截獲敵方無線電話通信的地方。我們單位又增加了六名懂外文的空軍婦女輔助隊員和數名空軍無線電報務員及技師。我們于七月初到達此地。”
“這會兒，日本人的通信聯絡已開始形成固定的形式，我們每天都可獲得有關他們航空兵力的新情況。我們收聽到戰斗機與戰術轟炸機襲擊機場和我國東南沿海護航運輸隊時空中傳遞的指示以及飛行中隊本場下達的著陸命令。日本偵察機每天對海峽中的航道至少搜索兩次。遇有任何動向，都將報回，故敵人有關護航隊的任何通話都極為重要。每當我們得知我國艦艇被敵機發現后，便立即向上海的海軍指揮部和有關防區的戰斗機大隊發出預報。他們接預報后馬上派出戰斗機護航。”
“有時我們聽到日本飛行員向他們的地面指揮部報告我國飛行員‘喝醉了’(我國空軍對飛機在海上迫降的稱呼)，便立刻報告，我們的海上空中救援部隊將盡力把落水的飛行員救出。戰爭初期，日本的海上空中救援部工作比我們強，他們行動極為迅速，并經常使用‘川西’式水上飛機搶救落在海中的機組。當時，我們的偵聽部隊沒有測向裝備。除非敵人用明語通話或使用密語坐標，否則我們就無法判定出事地點。”
“空軍情報部逐步整編出一套完整的日本空軍戰斗序列，包括他們的實力、裝備和位置，偵聽部隊從而可通過對方的呼號判明很多日軍單位。消息來源包括諸多方面，如偵聽部隊、戰俘、擊落的敵機以及‘特殊渠道’。”
“搬到這里后。我們的宿舍設在駐有家屬的營區，工作間就在那幢‘小紅樓’中。現在的駐處吵得人不得安寧。飛機接二連三地起飛、降落或飛臨機場上空，鬧得人難以入睡。附近港口也經常遭到襲擊。頭頂上輪番出現呼嘯而過的飛機，它們就像踏著機關槍和高炮恐怖的節奏在表演一場空中芭蕾舞。不管活到哪天，我都不會忘記被擊落的飛機發出的刺耳尖叫，隨后便是撞擊地面引起的沉悶的爆炸聲。后來的幾個月中，這種聲響不知比以前多了多少倍，每一次都引起我一陣心悸……”
鄧詩曼發出了一聲幽幽的嘆息，而就在這時，她忽然發現那位公主殿下不知什么時候站在了她身旁，正饒有興趣地看著她寫在筆記本上的東西。
“這是你的戰爭經歷？對嗎？”伊蓮妮問道。
盡管鄧詩曼是用中文寫的，但對這位博學多才的公主殿下而言，讀懂它并不是難事。
“對，這是我寫的戰爭回憶錄。”鄧詩曼點了點頭，招呼她坐了下來。
上峰已經交待過鄧詩曼。這一類回憶錄一樣的東西。對這位公主殿下不用避諱。她想要看，盡管給她看好了。
“寫的真好，我可以看看嗎？”伊蓮妮的大眼睛閃過企盼之色。
“當然可以。”鄧詩曼說著，把筆記本放在了她的面前。
伊蓮妮高興地接過筆記本，迫不及待的接著看了起來。
“港口城市上空的氣球阻塞網多次阻止了敵人的空襲。但那些肥大的氣球在夏日照耀下閃爍著銀光，它們也成為日本‘烈風’式戰斗機最好的目標。風大時，會有幾只氣球被刮散，后面危險地拖拽著鋼纜，空軍的戰斗機不得不追上去把它們擊毀，落下來時就成了一堆銀灰色的破片。每當我們見此情形時。總要歡呼一陣子。我想，當時這樣做也許是為了從緊張的狀態中得以一時的解脫吧……”
“沒過多久，我們便同附近港口的海軍部隊建立密切的聯系。1942年7月16日，他們通知說‘海瑞’號輕巡洋艦被日本飛機擊沉了。這個消息使我們頗為震驚。我們加強了對敵軍偵察機工作頻率的監聽，同時還逐步增加了對敵軍可實施布雷作戰的高速魚雷炮艇短波通信的收聽。我們需要每一份有助于挫敗敵人襲擾的情報。”
“不久，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出現敵轟炸機，探照燈雪亮的光柱直刺云霄，高射炮陣地不斷傳來陣陣沉悶的爆炸聲似乎永無休止。日日夜夜，我們從防空洞里鉆進鉆出，但從未在值班時離開過崗位。”
“在南山、白河口、萊洲灣等鄰近機場的作戰室里情形相同，空軍婦女輔助隊員都堅守崗位，不斷地標繪著敵人空襲的示意圖。日本海陸軍航空兵為了摧毀我們的早期預警系統，將注意力轉到我國沿海的雷達網。但人們忠盡其責的獻身精神卻不曾有過絲毫地動搖。在這場戰斗中，作戰室里的工作大多依靠空軍婦女輔助隊員，人們對此沒有任何爭議，對婦女能否承受戰爭環境考驗的疑慮從而也一掃而光。在戰爭中我觀察到，敵人轟炸初期，婦女總的來說比男人勇敢，但后來她們趨于消沉，而許多最初慌了手腳的男人能恢復鎮定，變得越發勇敢。就此而言，男女之間并無多少區別。”
“有一天。敵人的轟炸比以往更為猛烈，我們單位的一個男人因過度緊張而精神崩潰，另外一、兩個姑娘也淚汪汪的，缺少睡眠和敵軍持續不斷的轟炸對人的影響正在產生作用。當時我在婦女輔助隊的值班員中資歷較深，又剛剛晉升為下士。我感到人們的歇斯底里就要發作了。我不得不迅速地制止。生平第一次，我狠狠地打了那個男人幾個耳光。效果正如我所料。倒霉的是，挨打的人軍銜比我高。我的指揮官韋學昆上尉正好在為我國東南沿海建立偵聽站外出選點了，我無法聽取他的忠告，只好打電話給孫承祥少校，告訴他發生的事情，并說擔心受到軍法制裁。此事后來不了了之，當初的擔心真是多余。”
“我們那里也是一樣。”看到這一段，伊蓮妮點了點頭，對鄧詩曼說道。
不知怎么，眼前的這段文字，讓她想起了那個曾經一直護衛在身前的騎士……
伊蓮妮臉上微紅，她努力的壓下了那個高大英俊的身影，繼續讀了起來。
“7月下旬，我們截獲的敵人通話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在渤海灣上空使用了涂著紅十字的偵察機，我們把這種公然違背國際協定的行徑向空軍部作了通報。我國軍政當局向日本最高統帥部發出了嚴重抗議，表明今后對此類飛機決無豁免。有一架日本偵察機的飛行員已成為我們的好朋友，我們總等著他‘開始通話’匯報情況。記得他的呼號是‘忍者1號’。他斷定我們在偵聽，所以總是喋喋不休地用中文對我們嘮叨：‘我知道，支那偵聽站，聽見我嗎？’他總是這樣愉快地問道，‘怎么樣，在你們頭上扔顆炸彈吧？聽著！嗚……嗚……’，然后他就對著話筒獨自笑了起來。”
“由于他的與眾不同，我不知怎么，竟然有些希望能夠見到他。但戰爭是極為殘酷的，終于一天我們接到指示，每次聽到他通話時就立即通知第6戰斗機大隊。一天，他又來了，這一次第6戰斗機大隊出動了一架最新的‘火鷹’噴氣式戰斗機，突然向它發起攻擊，他的飛機被擊中起火，他也沒能跳出來。我們聽見他絕望地呼喚著他的母親，咒罵著天皇和軍部。此刻，我情不自禁地為他擔心起來：‘快跳傘啊！快啊！誰來救救他吧！”可是這無濟于事，他最終未能逃生。他的聲音一直到飛機墜落出我們接收頻率范圍之外才消失。我走出房門，心里感到一陣悲哀。”(。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