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二百一十六）手把手教民主 “現今之中國，要采用歐洲的生產方式。適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要在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過渡的新社會。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華，而決不成為以前文明糟粕的犧牲品。”黃興說道，“目前中國實業尚未達，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無產便用不著。”
“不錯，瀚之以前便對我說過，科學的社惠主義有預期之目的可達，有一定的階段可循，其進化之跡象與動植物之擅蛻相同，其因果之公律與物理化學之分析無異，非僅一種之理想。”蔡鍔想起了最近北京城里生的事，不無憂慮的說道，“自俄國革命之后，現今國人無不以談社惠主義為時髦，以為有捷徑可履，大誤也。”
聽到“時髦”一詞，梁啟感嘆了一聲，點了點頭。
對于中國知識界追求時髦產生的惡果，梁啟可以說是深有體會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自晚清以來，在“救國圖強”這個大目標下，一直被西方牽著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資本主義打敗之后，一窩蜂似地高呼要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當現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資本主義的弊端而興起社惠主義時，又一窩蜂似地高呼著要學習社惠主義，趁機“駕乎歐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實正是中了西方“社會進化論”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毒的表現。自嚴復“天演論”啟蒙之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種虛無縹滅的“社會終極進化目標”，這個目標，曾極短暫地是“資本主義”；很快就變成了“社惠主義”；后來終于成了“共有主義”。
在1918年以前，在總數約26o中的報刊中，表社惠主義內容的報刊，只有近3o種；而在1918年至192o年間，共計約28o種報刊中，表社惠主義內容的報刊，已達到約22o種。這些報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報刊，也包括激進的青年黨報刊，自然也包含總量極少的共有主義報刊。總體說來，在1918至192o年間，幾乎中國的所有政治派別的知識分子，都在談社惠主義。這種趨勢的影響下，連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們，也不得不開始談社惠主義，以免落后于時代！
“這回歐洲大戰后的結果，社惠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里的國人便也忽然醒覺，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著一路走。現在社惠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卻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黃興不無苦澀之意的說道。
“社惠主義學說，其屬于改良主義者，吾固絕對表同情；其關于革命主義，則吾亦未始不贊美之，而謂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數百年之后。”梁啟說著，從衣袋內取出了一張信紙，遞給了蔡鍔，“這是我和東蓀、百里及君勱集思廣益，廣征博議，匯總出來的一點心得，名為‘公定之趨向”共計十六條，松坡和克強不妨看一看。”
蔡鍔接過信紙，和黃興一起看了起來。
“第一條：人類之福利，當以群性與個性互相助長，務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個性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條：中國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顛覆制度。”
“第三條：政治改造，在打破舊式代議制度，故國民須有組織之自由權。”
“第四條：經濟改造，在于既不抹殺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計之現象。”
“第五條：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國家最高主權之論，使各國人自覺為人類一分子。”
“第六條：軍事上取消極自衛主義，且為適合世界新潮，應取兵民合一制度。”
“第七條：國家之組織，全以地方為基礎，中央權限當減至必要范圍為止。”
“第八條：地方自治，應由各地方自動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第九條：國民的結合，應實行地方和職業同時并舉。”
“第十條：社會之生計，應對于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力求實行分配平均之法。”
“第十一條：生產之事業，應于分配平均之際力求增加之。”
“第十二條：教育普及為一切民治之本，故應于地方根本法中規定強迫教育。”
“第十三條：勞動神圣，為世界不可磨滅之公理，故國民有勞動之義務。”
“第十四條：思想統一，為文明停頓之征兆，故對于世界有力之學說皆應采取無限制輸入主義，待國人采擇。”
“第十五條：淺薄籠統的文化輸入，實為國民進步之障礙，故對于所注重之學說應進行忠實深刻之研究。”
“第十六條：中國文明，實全人類極可寶貴之一部分遺產，故我國人有整頓揚之責任。”
“然而，很多人卻以為，這樣主張的結果，意味著中國仍然需要沿著社會進化自然演進的程序，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梁啟說道，“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番理解，其實恰恰契合本人的社惠主義觀。他們應該好好想想，我為什么只要‘社惠主義改良”而堅決不要‘社惠主義革命’。”
“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有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蔡鍔笑了笑，回答道。
蔡鍔的回答可以說一針見血，他明白的點出了老師梁啟反對社惠主義革命的原因：因為直接革命必然導致以“富人”而不是社會制度為革命對象！而這會嚴重破壞中國經濟展的前提！中國的歷次“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任公的這個‘公定之趨向’十六條，可否給楊瀚之看過？”黃興問道。
“沒有。”梁啟的臉上現出了落寞之意，“軍閥總是軍閥，縱然能夠開明一時，將來難保不會成為第二個段芝泉。”
蔡鍔和黃興知道新國會選舉的失敗帶給梁啟的刺激過大，都禁不住嘆息起來。
梁啟一直認為，自民國元年以來，因為議員素質太低，國會屢屢與政府為難，導致政府與自己種種良好的施政計劃屢受挫折譬如開明，袁世凱對德宣戰。故此在袁世凱的弘憲帝國覆亡后，梁啟與段祺瑞合作，蕩平楊度的帝制復辟后，即明確表示拒絕恢復被袁世凱解散的國會和被廢除的《臨時約法》。梁啟的理由是：“已為袁世凱復辟帝制所滅，今國家新造，應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重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后，再行召集新國會。”
梁啟認為，已經在袁世凱復辟的那一刻滅亡了。此后，是梁啟的進步黨與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聯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個新國家。這個新國家與之前的不存在法統上的繼承關系，所以，應該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臨時參議院，制定新的法統，選舉出新的國會。梁啟認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讓現政府與此前的一刀兩斷，舊國會自然是不要了，《臨時約法》同樣也不能保留；進而，新國會將由進步黨控制，而不再有原來革命黨勢力的存在；新憲法也將基本反映進步黨人的意見，而不再體現革命黨人的意志。
在當時的中國人心目當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為人被時人視作楷模，但梁啟并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里并無太多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個聽從自己意志的國會出現，梁啟的“改造國會”的設想一開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啟的進步黨“再造共和”，之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財力打造出了所謂的“安福系”，將梁啟的進步黨徹底排擠出了國會。
對于段祺瑞這樣的對待自己，梁啟的失望多于憤怒。
“別人怎么議論我我不管，我近來卻現了自己的一種罪惡，這罪惡的來源在哪里呢？因為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但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因此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
梁啟主張的“賢人政治”舊觀念，一是指開明，即將國家的轉變希望寄托依賴于一個“賢明”的威權領袖如袁世凱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啟“改造國會”排擠激進革命勢力，就是基于這樣一種“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啟看來，革命黨人是出身底層的“亂暴勢力”，而研究系進步黨的中層精英才是能擔負起國家轉型重任的精英。
但讓梁啟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權領袖段祺瑞，竟然會用賄選這樣的下三濫手段，擊破他的“賢人政治”的夢想。
現在的梁啟，可以說已經對“賢人政治”心灰意冷。
“楊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段芝泉對共和其實并不熱心，但楊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沒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難變成現實的，很可能一開始便毀在那些審查委員會的人手里。”黃興說道，“任公其實應該把這個給他看看，對他在閩桂湘贛云貴等省推行底層建設是很有幫助的。”
“底層建設？”聽了黃興的話，梁啟不由得一愣。
“楊瀚之想要提高國民的素質，在民間搞的實驗。他還弄了一個‘教材’出來，任公想必沒有看過吧？”黃興笑了笑，說道，“一會兒任公隨我走一趟吧，我給你搞一份看看。”
此時，在北京的“中國國家社會黨”總部，一些年青人正在興致勃勃地讀著同一本書。
“今后民國前途安危若何，則全視民權之達如何耳。”
“凡有識者，均認為我國國民素質不高，對共和、的認識很有限，更談不到上升為政治信仰。其實我國國民素質不高，恰恰是長期的體制所致，中國四萬萬之眾等于一盤散沙，此豈天生而然耶？實異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滿清之世，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凈盡，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豈復能期其人心固結、群力揚耶！”
“開啟民智，為諸君子賢達之共識。而開啟民智之方法，則所見多有不同。主張‘開明’者，認為可依靠一個開明的政府，來提升國民的基本素質，當國民基本素質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開明’的政府則自然消亡。另有相左之觀點則認為，政府絕不可能主動去承擔開啟民智的重任。以吾觀之，民智之開啟，需要依靠社會的力量，國家應該與社會分離，當限制國家的作用，任社會自由展，避免國家對民智的摧殘，才是展民智的關鍵。蓋人格之淘養，其權不在政治而在社會。此操作之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何為民國？美國總統林肯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謂民國也。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制法案之權，民有復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權，方得謂為純粹之民國也。辛亥所倡‘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蓋欲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強、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
“如今共和再造，造就純粹民國之重任，理所當然為全體國民之責，非一人一黨之責也。蓋國民為一國之主，為統治權之所出，而實行其權者，則端于選舉代議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漸而進，由幼稚而強壯，民權達，則純粹之民國可指日而待也。”
“讓民眾知曉自己在‘’中享有何種權利，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如何去實踐和維護自己的這些權利。唯如此，民權才會達；民權達了，自然就沒有了復辟的空間。民權何由而達？則從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始。而欲固結人心、糾合群力，又非從不為功。是者，實為民權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之厲禁，數百年于茲，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之原則、之條理、之習慣、之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于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則烏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學者必曰‘非不可’。不知國猶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舉步，而國之初造豈能一時而突飛？孩提之舉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國民之學步亦當如是。此《民權操典》一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當開會之時，會長起立，稍靜待，或敲案而后言曰：‘時間已到，請眾就秩序而聽前會記錄之宣讀。’乃坐。書記于是起而稱‘主座”然后宣讀記錄，讀畢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諸君聽悉前會之記錄矣，有覺何等錯誤或遺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無之，此記錄當作認可。今當序開議之事，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覺記錄之錯誤，當起而改正之，言如下，曰：‘主座，我記得所決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書記以為所改正者合，而又無人反對，書記當照錄之，而主座乃曰：‘此記錄及修正案，當作認可成案。’倘有異議，或書記執持原案，任人皆可動議，曰‘照所擬議以修正記錄”或刪去或加入何字。此動議經討論及表決，而案之修正與否，當從大多數之可決、否決而定之。主座于是曰：‘記錄如議修正，作為成案。’”
“此書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流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若以流覽誦讀而治此書，則必味如嚼蠟，終無所得。若以習練演試而治此書，則將如啖蔗，漸入佳境，一旦貫通，則會議之妙用可全然領略矣。凡欲負國民之責任者，不可不習此書。凡欲固結吾國之人心、糾合吾國之民力者，不可不熟習此書。而遍傳之于國人，使成為一普通之常識。家族也、社會也、學堂也、農團也、工黨也、商會也、公司也、國會也、省會也、縣會也、國務會議也、軍事會議也，皆當以此為法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