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大家可以通過這段歷史了解一個真實的西夏。西夏的立國根本不是什么民族問題，當然與宋朝在民族立場上搖擺不定，以及宋朝的虛弱有關，更多的卻是因為李繼遷等人的野心造就的。當然他們成就了一個輝煌的同時，也因為地域的狹小與人口數量少，成了一個弱夫挑重擔。最后將這個民族徹底消失在歷史長河里。同時還加重了宋朝的負擔，無數漢人與黨項人都死在長達數百年的戰爭里。就如同一個比喻，想死還要拖一個人下水。
西夏王國的出現，是我國古代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事件。這一時期，西夏與北宋（公元960～1127年）、遼(公元916～1125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金（公元1115～1234年）并立長達近二個世紀。如果從“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所建立的夏州政權算起（始于公元881年），西夏歷時比同時期的宋、遼、金更為長久。疆域上西夏境土之大，“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即今寧夏全部，甘肅大部，陜西北部，青海、內蒙古部分地區，在那個時代，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民族文化，對于西北地區的開發，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只因為蒙古滅西夏后，元人沒有寫出一部足夠分量的西夏紀傳體專史，致使留傳下來的西夏史料因未被系統整理而以致愈來愈少。
一、夏州地方政權的建立 公元873年，或其稍前，拓跋思恭占據宥州。唐開元二十六年曾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海勃灣一帶建宥州，寶應后廢，唐憲宗元和九年五月復置，距舊州城300里。元和十五年移治長澤，即今鄂托克旗東南城川古城。874年，爆發了著名的黃巢大起義。880年，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建國號為大齊，年號金統，建立了農民政權。唐僖宗逃到四川，號召各道節度使出兵合圍長安。881年，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響應僖宗號召，親自率領夏州黨項和其它少數民族軍隊數萬人與鄜、延節度使李孝昌相約會師鄜州，共同鎮壓起義。同年四月，夏綏銀節度諸葛爽投降黃巢，僖宗命思恭為左武衛將軍，權知夏綏銀留后。
拓跋思恭與陜西鳳翔鄭畋等四節度聯軍進攻長安，死傷甚眾。七月，思恭屯東渭，黃巢派朱溫、尚讓迎擊。八月，思恭遣弟思忠與戰，死于陣中。思恭率軍退至富平。十一月，黃巢部將孟楷乘唐各節鎮觀望不前之機，率軍襲擊富平。思恭戰敗，退回夏州。十二月，思恭繕甲訓兵，重整旗鼓，請求出兵再戰，僖宗傳令嘉獎，賜其軍號曰定難，并催促他及早率軍入見。
公元882年正月，僖宗命宰相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以思恭為京城南面收復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思恭再次出兵，受王鐸節制。八月，思恭率領8000精兵，不斷對起義軍發起進攻，受到僖宗的進一步重用，晉升為京城四面收復都統，權知京兆尹事。
公元883年四月，拓跋思恭隨同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率兵攻進長安，黃巢退出長安。七月，唐僖宗以拓跋思恭鎮壓黃巢起義有功，任命他為夏州節度使，加太子太傅，晉爵夏國公，并且再一次賜姓李。從此，夏州拓跋氏自稱李氏，夏州地區也因此而獲得了定難軍稱號，統轄銀、夏、綏、宥四州，這個領地的范圍，大體上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南部毛烏素沙漠南沿、長城線以北之地，無定河穿流其境。至此，雄據一方的夏州地方政權也就正式建立了。
二、五代時期夏州地方政權的發展 唐僖宗雖然借助方鎮的力量，鎮壓了轟轟烈烈的唐末農民起義，但方鎮割據的局面卻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激烈。
公元885年，中尉田令孜為了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奪鹽鐵之利，派邠寧節度使朱玫率領鄜州之兵同夏州拓跋思恭的軍隊合，共同討伐王重榮，雙方大戰于沙苑和鄜州，夏兵戰敗。
公元886年，朱玫與王重榮、李克用等聯兵犯長安，田令孜奉僖宗逃至鳳翔，四月，朱玫進逼鳳翔，十月，百官奉襄王李熳即皇帝位，改元建貞。僖宗命山南諸鎮及夏州兵討伐，拓跋思恭率軍至綏州，聞李煴失敗，回師夏州。
公元888年，拓跋思恭利用方鎮混戰之機，出兵攻占鄜、延，以弟思孝知留后，表請僖宗封其弟為鄜、坊、丹、瞿等州觀察使，并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公元895年，拓跋思恭卒，其子仁佑早死，孫彝昌年幼，由其弟思諫為定難軍節度使，此為拓跋氏世襲節度之始。同年三月，保大節度使李思孝請致仕，薦弟思敬自代。唐昭宗以思孝為太師，致仕，思敬為保大留后，旋授節度使，后徙武定軍。
公元906年九月，靜難節度使楊崇本率兵攻打夏州。
拓跋思諫請朱全忠發兵援救。全忠派遣匡國節度使劉知俊救援，大敗楊崇本入侵之軍。
公元907年，唐末農民起義軍叛徒朱溫殺唐末帝李柷，自立為帝，國號梁，建都汴，史稱后梁。同年五月，朱溫鑒于拓跋思諫表示愿意臣服，加封他為檢校太尉兼侍中。公元908年十一月，思諫卒，由思恭孫彝昌繼位。909年二月，彝昌為其部將高宗益所殺，三月，夏州諸將殺高宗益，推舉彝昌族父蕃部指揮使李仁福為留后，朱溫授李仁福為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
公元910年，盤踞河東的晉王李存勖，因不滿意李氏投靠其敵人梁太祖朱溫，與岐王李茂貞率兵合圍夏州，朱溫派兵援救，夏州圍解。十二月，朱溫為了籠絡李仁福，給他加官晉爵，先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后又進封為隴西郡王。公元922年，晉王李.存勖攻梁，仁福獻戰馬500匹以示助梁。923年晉王李存勖滅后梁，稱帝，國號唐，建都洛陽，史稱后唐。
后唐政府建立后，李仁福因曾助梁同李存勖作戰，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派人到洛陽表示愿歸順后唐，后唐為了拉攏雄據夏州的李氏以為己用，冊封李仁福為朔方王。
公元933年二月，仁福死，子彝超繼為定難軍節度使。
在仁福為定難軍節度使期間，后唐統治者表面上對他表示重視和信任，實際上很不放心，既害怕他潛通契丹，又擔心他吞并河朔和南侵關中。因此，一直等待時機將他消滅，現在仁福去逝，時機已到。唐明宗為了消滅這一隱患，決定采用“調虎離山”之計，發布了將彝超和彰武節度使安從進對調的命令。即將彝超自夏州調到延州為延州留后，安從進自延州調至夏州為夏州留后。并以武力為后盾，派邠州節度使藥彥稠率軍5萬，前往接受夏州。彝超決心保衛夏州。他一面上書明宗，講明不愿遷鎮的理由，一面調集黨項羌和所謂“諸胡”（西北各少數民族）騎兵萬人守城抵御。夏州城為赫連勃勃所建大夏國的都城，城墻以“蒸土筑之”，堅如鐵石。彝超命“四面黨項部落萬余騎，薄其糧道”，使后唐軍隊“死者甚眾”。在唐兵厭戰，糧運受阻，人民要求停止戰爭的情況下，明宗下令撤軍，并授予彝超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使。彝超也因此繼續稱臣納貢。
夏州統治者粉碎了后唐政府的吞并計劃，這在拓跋部發展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第一，這次斗爭的勝利表明，拓跋部與中原王朝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過去中原王朝動輒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強迫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就范的局面已被打破，經過這次較量，使夏州地方政權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作為一種政治勢力獨立發展和進一步建立國家的可能性。
第二，使拓跋部首領對中原王朝的態度發生變化。過去對中原王朝俯首稱臣、唯命是從，自此之后，開始“傲視中原，陰結叛臣”，積極參加對中原王朝對抗的活動。從表象上看，與各中原王朝雖然仍舊稱臣納貢，但這只是一種表面文章。
第三，對于提高夏州李氏政權在黨項羌和西北少數民族中的威望起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935年二月，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后避宋太祖父弘殷名諱，改殷為興）繼掌夏州政權。
公元93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沙陀部人石敬瑭，勾結契丹，率軍攻入洛陽，滅后唐稱帝，國號晉，建都汴，史稱后晉。石敬瑭為了籠絡夏州統治者，授李彝殷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出帝時又加彝殷為檢校太師。
二、北宋初期的夏州地方政權 公元960年元旦，后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發動軍事政變，奪取了后周政權，國號宋，建都汴京，史稱北宋。同年正月，李彝殷聽說趙匡胤已即皇帝位，派遣銀州防御使李光睿奉表入賀，同時為了討好太祖，避匡胤父趙弘殷的諱，改殷為興，太祖表示贊賞。
同年三月，北漢劉鈞結聯代北諸部兵馬攻掠黃河以西地區，太祖命各節鎮出兵，共同抵御，彝興遣從弟彝玉率夏軍抵達麟州，北漢率兵退出，彝興派人向宋告捷。
公元962年四月，李彝興得知宋太祖因進行統一戰爭，需要戰馬，遣使獻良馬300匹，太祖為了嘉獎彝興，命玉工制一玉帶作禮品，并親自打聽彝興的腰圍尺寸。他召見夏使問道：“汝帥腰圍幾何？
使言：“彝興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玉帶制成，遣使贈送，彝興十分高興。
967年九月，李彝興卒。太祖為了表示沉痛的哀悼，輟朝3日，贈太師，追封夏王。命其子行軍司馬李光睿權知州事。十月，又授光睿檢校太保，定難軍節度使。
公元968年十月，夏州所屬蕃部寇掠宋邊境，宋通遠軍使董遵誨派軍平息，李光睿派遣使者表示謝意。公元970年九月，綏州刺史李光琇卒，羌族乘機作亂。李光琇之子李丕祿逮捕帶頭叛亂者，斬首示眾，殺一儆百，余黨散去。李光睿命丕祿暫代知州事，并上奏朝廷，太祖命以李丕祿為綏州刺史。
公元972年三月，李光睿得知趙匡胤采納趙普“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解除方鎮大將權力，用文臣代替武將的建議，內心惶恐不安，于是派遣使者入貢方物，并要求讓他入朝覲見太祖，不許。
公元975年五月，北漢劉繼元招誘夏州統治者一同攻宋，遭拒絕，于是惱羞成怒，派軍1萬余人渡過黃河，進攻銀州，未能攻下。光睿奏知朝廷，八月，太祖調兵遣將分五道討伐北漢。李光睿出兵配合作戰，先后攻占天朝、定朝兩關，破吳堡寨，斬首700級，獲牛羊鎧甲數千，取得了很大的勝利。
公元976年十月，太祖趙匡胤死，太宗趙光義即位，因避光義諱，改光睿為克睿，太宗鑒于克睿擊北漢有功，加檢校太尉。
公元978年，五月，李克睿卒，其子繼筠襲定難軍節度使之職，太宗為了表示哀悼，輟朝2日，贈侍中。
公元979年三月，太宗親率大軍征討北漢，繼筠為了配合太宗，命銀州刺史李克遠、綏州刺史李克憲率領蕃漢軍隊渡過黃河，進入太原境內，以壯宋軍聲威。公元980年十月，李繼筠卒，弟繼捧繼位。
自公元960年至980年期間，宋太祖一方面用武力消滅十國的割據勢力；另一方面在同西北少數民族的地方割據政權諸如夏州李氏、府州、折氏的相處中，充滿著和平共處的友好氣氛。如宋夏之間政治上互通貢使，軍事上互相支援，因此，這個階段的宋夏關系是良好的。這種良好關系的出現，原因固然頗多，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與宋太祖對西北少數民族政權，采取了比較切合實際的正確的民族政策，有著很大的關系。
宋太祖對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究竟推行了什么樣的民族政策呢？簡單地說，就是“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具體地說，就是以其為眾所推的少數民族首領，統管其原來的州縣，然后加官晉爵，讓他們世代相沿襲。史載：“恤其家屬，厚其爵祿，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事悉聽其便宜處置……”。
說明這些“豪酋”政治上所享有的優厚待遇與內地將帥差別很大。這種內外有別的政策，大體上早在唐太宗之時就已推出，五代相襲，趙匡胤加以沿用。這已被上述北宋初年的宋夏關系發展的史實所證明。而這時候也是黨項人與宋王朝充滿了蜜月時期。
三、李繼捧獻地歸宋與太宗取消夏州地方政權 如眾所知，宋太祖趙匡胤自爬上皇帝寶座之日起，即采用各種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全力以赴地消滅方鎮割據勢力，但在消滅內地的方鎮割據勢力比較順利，而在處理邊疆地區如同夏州李氏地方政權時，卻感到十分棘手。為什么感到棘手呢？因為第一，夏州政權是一個長期雄視一方的，在西北少數民族中具有較高威望的所謂“恩信孚部落”的具有地方和少數民族兩重性質的割據勢力，如果處理不好，必然要激化宋同黨項之間的民族矛盾；第二，夏州地方政權割據一隅，經過唐末五代的發展、壯大，實力雄厚，如果使用武力，并不能穩操勝券；第三，找不到取消夏州地方政權的理由和藉口。因為夏州統治者“世篤忠貞，雖為西北之捍，可謂無負于宋者矣”。
正當宋太宗對夏州地方政權感到棘手之時，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作為繼承人卻因其從父李克文反對而發生問題。“宗族攜式，繼捧不當承襲，請遣使諭令人覲”。公元982年五月，繼捧親率族人入朝，并“自陳諸父昆弟多相怨懟，愿留京師，遂獻四州八縣”。
太宗當即表示接受，并親自召見繼捧于崇德殿，厚加賞賜，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同時，授李繼捧為彰德軍節度使，對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李克信等12人，一一加官晉爵。
同年九月，權知夏州李克文來朝，太宗設宴于崇德殿，任命他為澧州刺史，賞賜錢物很多。同時，太宗還派遣使者往諭綏州刺史李克憲，克憲隨使者一同進入首都汴京，授單州刺史。此外，還賞賜李克文、克憲宅第于汴京，讓他們永遠離開夏州。太宗的上述種種措施表明他決心將割據300年的夏州李氏地方政權，和平地加以取消。
但宋太宗不是去調解夏州統治者的內部矛盾，而是采用取消夏州地方政權的這一做法，顯然是錯誤的。其所以錯誤，因為第一，這種做法，與宋太祖趙匡胤所制定的對待少數民族地方政權的既定方針——“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相矛盾，既然允許其世襲，怎么可以又隨意加以取消呢？
第二，如前所述，夏州統治者“世有戰功”，且無負于宋。在此情況下，趙宋統治者怎么可以乘人之危，取消其統治呢？這在道義上是站不住腳的。何況繼捧獻地，并非真獻，而是一面獻地歸宋，一面卻暗中與繼遷勾結反對宋朝，太宗不察真偽，而是貿然采取取消其統治的行動，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事實證明，太宗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它激化了民族矛盾，使黨項族內一些具有野心的酋豪叛宋自立，“使中國（宋朝）有后顧之憂”。
從此，北宋西北邊防歲無寧日，一場由李繼遷領導的，曠日持久的旨在恢復祖宗基業、重建夏州地方政權的斗爭成為不可避免了。因此我在孤城中說固然是宋朝無能，特別是太宗的才華根本不如宋太祖。當然他舉斧子搞陰謀心狠手毒的本事比趙匡胤要大，其后又有李煜的故事。其次也是李繼遷等人的野心造成的。后面一點我在正文孤城中也解釋過了。還有一條，宋朝的軍力太弱，如果象唐朝那樣又是一回事。
四、夏州地方政權的重建 李繼遷生于公元963年二月，其高祖李思忠在鎮壓黃巢起義中戰歿，唐僖宗贈宥州刺史，曾祖李仁顏為唐銀州防御使，祖父李彝景，父李光睿于后晉、后周之際，相繼襲任銀州防御使之職。幼年的李繼遷即“擅騎射”，長大成人后，“勇悍有智謀”②。有一次他率領十余騎上山打獵，實然一只猛虎出現在他面前，他當機立斷地命令從騎退入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樹上引弓射中虎眼，虎不久死去，李繼遷也因此在黨項羌里成為家喻戶曉的英雄。公元974年李光睿授繼遷為管內都知蕃落使。李繼捧入朝獻地，宋政府派遣使者前往夏州發遣李氏族人赴京之時，李繼遷與其弟李繼沖均持反對態度。繼遷與其謀士張浦及其族人商量對策。繼遷道：“吾祖宗食茲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視一方。今詔宗族盡入京師，死生束縛之，李氏將不血食矣，奈何？”
繼沖認為：“虎不可離于山，魚不可脫于淵。請乘夏州不備，殺詔使，據綏、銀，可以得志”。
張浦的意見與此相反。他說：“不然。夏州難起家庭，蕃部觀望，克文兼知州事；尹憲以重兵屯境上，卒聞事起，朝發夕至；銀州羌素不習戰，何以御之？吾聞小屈則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聯絡豪右，卷甲重來，未為晚也”。
經過辯論，繼遷采納了張浦的計謀。恰在這時，太宗派遣使者已至銀州，于是繼遷詐言乳母死，需葬于郊外，將所有兵器藏于喪車之中，與其家族親信數十人，逃至“善水草，便畜牧”的地斤澤。并以此為根據地，統一黨項羌諸部，聯遼抗宋，從而開始了他的漫長的旨在恢復祖宗基業的斗爭。
如何統一黨項羌諸部，使其形成拳頭共同抗宋呢？當時擺在李繼遷面前的既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因素。其有利條件是“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可以說李繼遷所在的拓跋部在群羌中實力最強，威望最高，并且具有較強的組織能力；同時，拓跋部所建立的夏州地方政權，一直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認，以及宋太宗錯誤地接受繼捧獻地，為李繼遷找到反宋的藉口，等等。其不利條件是黨項羌諸部“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族帳分散，不相君長。也就是說，黨項羌內部還處于一種無統一領導的分散狀態。同時，這些分散的黨項羌部，鑒于宋朝的強大和繼遷力量的弱小，在反宋與擁宋的問題上，往往徘徊觀望，猶豫不決，首鼠兩端。因此，要將他們統一到李繼遷的旗幟之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李繼遷在此歷史背景下，為了盡快地統一黨項羌諸部，果斷地采取了如下對策和措施。
1.宣傳祖宗功德，爭取酋豪支持。李繼遷在地斤澤樹起反宋旗幟后，利用“戎人不忘李氏”，“（李氏）世澤長存，人心思舊”，以及羌人“宗貴種”的心理狀態，“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并對豪酋道：“‘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眾曰：“諾’”。這種利用祖輩威望，宣傳恢復祖業，以籠絡人心的做法果然奏效，史稱“族帳稍稍歸附”。
2.在經濟上為黨項族謀利益。西夏境內的鹽州和靈州一帶，盛產青鹽和白鹽。由于其質量優于宋朝解鹽，因此，宋朝陜西沿邊居民爭相購買。李繼遷叛宋自立后，宋政府為了從經濟上制裁繼遷，下令“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鹽禁數月，“西人大困，沿邊熟戶，無以資生”。繼遷為了迫使宋朝開禁，鼓勵蕃族44首領，引騎13000人，入寇環州石昌鎮，環州知州程德元企圖用武力將他們趕走，但無濟于事。“因詔弛鹽禁，由是部族寧息”。表明李繼遷率領黨項羌最終獲得了反經濟封鎖的勝利。
3.與酋豪聯姻。雍熙初年，繼遷為了同黨項羌中的野利氏等大族建立反宋聯盟，主動向他們求婚，結果如愿以償。“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繼遷通過聯姻，壯大了自己的勢力。“繼遷復結婚于帳族之酋豪，凡數年，漸已強盛”。
4.以武力征服不愿歸順的部落。靈州睡泥族首領岸逋不服繼遷統治，“繼遷以兵掠其七百余帳”。居住于黃河以南的泥中族“舊皆內附，繼遷誘之叛，不從，數以兵侵略。”該族首領名番俄，皆移尹遇，崔保羅等，因族帳屢遭摧毀，被迫“徙居黃河北避之”。
由于繼遷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達到了統一大部分黨項羌的目的。史載：“西界蕃部不下數十萬帳，始猶互相捍拒，及繼遷兵勢寢盛，自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至賀蘭山、西隴山內外、黃河以東，諸族無不帖服。獨睡泥族不肯下……。”這說明除了少數黨項羌部落未能統一外，大體上以夏州為中心，東北到府州、麟州一帶，西南到環州、鎮戎軍一帶，西到黃河兩岸的賀蘭山下，北到黃河河套北端的絕大部分黨項羌部落，基本上得到了統一。
初步建立的蕃漢聯合統治以皇族鮮卑拓跋氏為核心，黨項羌上層為主體，同時吸收其它民族上層參加的蕃漢聯合統治，早在繼遷襲據銀州之后，即已開始。史載：“稱都知蕃落使、權知定難軍留后；以張浦、劉仁謙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貴為蕃部指揮使，李光佑、李光允等為團練使；復署蕃酋折八軍為并州刺史，折羅遇為代州刺史、嵬悉咩為麟州刺史，折御也為豐州刺史，弟延信為行軍司馬，其余除授有差”。這說明李繼遷所建立的統治機構初步具有蕃漢聯合統治的雛型，此后的西夏統治機構就是在此基礎上不斷補充、調整而逐步完善起來的。
在建立蕃漢聯合統治的同時，李繼遷還建置州城、創建軍制、建立官制，以及重用儒學有識之士。史載：“遷賊包藏兇逆，招納叛亡，建立州城，創置軍額，有歸明、歸順之號，且耕且戰之基，仍聞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
這些，說明李繼遷的反宋目的并非僅僅為了恢復祖宗基業，繼續僻居一隅，而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統治地盤，為創建西夏國家而開基立業。
“觀此作為，志實非小”。的確不能不承認其才華。
四、發動曠日持久的對宋戰爭 李繼遷對宋戰爭，自公元982年至1003年，首尾22年，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自公元982年至986年，首尾5年。
即自李繼遷奔地斤澤到降附遼朝。這是李繼遷對宋戰爭的準備階段。在這個階段里，李繼遷在軍事上處于守勢。
公元982年十一月，繼遷利用地斤澤的有利地形，豎起反宋旗幟，積蓄力量，伺機發動對宋戰爭。由于這時的力量對比為宋強夏弱，因此，往往被動挨打。如公元984年，繼遷遭到夏州知州尹憲和都巡檢曹光實的偷襲，“斬首五百級，燒四百余帳，獲繼遷母、妻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僅以身免”。公元986年五月，李繼遷與宋將王侁戰于濁輪川，大敗，損失士卒5000，繼而又遭遇到宋內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憲的合擊，死的死、散的散，投降的投降，其兵力幾乎喪失殆盡。為了重振旗鼓，積聚力量，繼遷及時采取了兩項對策：第一，聯遼抗宋。繼遷在對宋的斗爭中連連失利，深感不借助外力，難以抗宋，他與其部下計議道：
“吾不能克復舊業，致茲喪敗，兵力單弱，勢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指契丹）方強，吾將假其援助，以為后圖”。
公元987年二月，繼遷派張浦為使臣，“持重幣至契丹請附”。表示愿意稱臣納貢。遼圣宗耶律隆緒猶豫不決。西南招討使韓德威建議道：
“河西中國右臂，向年府州折氏與銀、夏共抗劉漢，致大軍援應無功。今李氏來歸，國之利也，宜從其請”。
遼圣宗采納了他的建議，授李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五州觀察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李繼遷為了進一步獲得遼的支持，不久又親自向遼請婚，遼“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并贈馬3000匹。繼遷與遼結盟聯姻，對西夏與遼都有好處。對繼遷來說，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懾力量。“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懾服，輸牲畜者日眾”。對遼來說，“既得繼遷，諸夷皆從”。
第二，秘密聯合李繼捧共同反宋。李繼捧獻地歸宋后，雖然已被加官晉爵，但其歸宋并非本意。宋太宗為了使其更好地效忠宋王朝，曾采納宰相趙普的建議，重新授李繼捧為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并賜名趙保忠，讓他重返故地，以圖繼遷。繼捧深感進退兩難，于是派人暗中與李繼遷相勾結。繼遷為了達到與繼捧聯合反宋的目的，派人以投靠契丹，可以得到高官厚祿和永鎮夏州為誘餌，鼓動繼捧附遼反宋，繼捧心動，表示愿意投靠契丹。契丹授他為推忠效順啟圣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復本姓。李繼捧附遼與繼遷聯手反宋，使繼遷如虎添翼。在李繼捧的秘密配合下，出兵攻占綏、銀、慶諸州，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雖然，這些被攻占的州縣不久在宋軍的強大反攻之下，得而復失，但卻大大增強了李繼遷的聲勢。
第二階段：自公元987年至公元991年首尾5年。即自李繼遷攻取夏州至降服于宋。這是繼遷進行試探性進攻的階段。
公元987年二月，李繼遷乘宋遼交兵的大好時機，出兵攻打夏州，知州安守忠率兵3萬出戰，繼遷于夏州西北設伏以待，“大敗守忠兵，追及城門而止”。
公元990年十月，李繼遷又一次對夏州發起進攻，未能攻下，恰在這時，黨項羌內部發生分裂，其部下指揮朗吉等偷偷相約背離繼遷。宋朝利用其內部不穩定，派重兵進行反擊。繼遷走投無路，請降于宋，宋授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這是宋朝最好的機會，可被宋朝放過。
第三階段，自公元992年，至995年，首尾4年。即自攻占銀州至襲擊清遠軍。這是繼遷發動更大規模戰爭進行準備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繼遷雖然沒有停止對宋朝的軍事行動，如公元993年四月，繼遷以李大信為蕃部指揮使，率軍入寇慶州。公元995年十二月引契丹兵攻府州，以及攻掠宋沿邊諸州，但其主要精力用于發展農業生產，積粟練兵，為奪取宋朝西北的軍事重鎮——靈州做好準備工作。
第四階段，自公元996年，至1002年，首尾7年。即自繼遷開始圍攻靈州，至靈州失守。這是繼遷竭盡全力攻占靈州的階段。
靈州之戰：靈州位于興慶府的南面，在黃河與浦洛河交匯之處。其地形險要，“大河搶流，群山環拱”，“北控河朔，南引慶、諒，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靈州為宋朝咽喉，“西北要沖”，“西陲巨屏”，其地域遼闊，宜農宜牧。“靈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戰之地”。靈州文化發達，人材輩出，“文臣武將，產于該地者代有其人”。爭奪靈州對于西夏和宋都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對繼遷來說，如能攻占靈州，那么，他就可以“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對宋朝來說，如能守住靈州，“則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捍蔽”。如果靈州失守，“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鑒于靈州的戰略意義極端重要，宋朝政府為了守住該地，早就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其主要準備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面：以裴濟為靈州知州兼都部署，讓他在那里“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積粟練兵，長期固守；自陜西關中等地運去大批糧食，如太宗命白守榮、馬紹忠率領兵護送陜西芻糧，“分三番抵靈州”；讓大臣就靈州棄守的得失利弊展開辯論。史載：“今之議邊事者不出三途：以靈武居絕塞之外，宜廢棄之，以休中國飛挽之費，一也；輕議興師，深入窮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羈縻之，三也”。
但實際上大臣們發表的意見，并非只有上述三種。經過激烈的辯論，宋政府權衡利弊得失，最后決定“固守靈州”，推行“聯蕃制夏”之策。即聯合涼州吐蕃、甘州回鶻，以及賀蘭山的大涼、小涼和秦隴以西諸戎等等，要求他們配合宋政府討伐繼遷；增兵靈州。如公元1001年以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張凝為副都部署，率領步騎6萬，增援靈州。
正當趙宋君臣在靈州棄守問題上猶豫不決，和采取一些防御措施、行動遲緩之時，李繼遷早已抓住戰機，當機立斷，發動了一系列的旨在奪取靈州的戰斗。李繼遷奪取靈州的戰爭前后計有三次。
第一次在公元996年。這一年的五月，李繼遷率領1萬余人，進攻靈州。宋太宗為了守住靈州，“躬自謀度，未嘗寧息”他以李繼隆為靈環十州都部署，并于同年九月，下令兵分五路，增援靈州。命李繼隆出兵環州，范廷召出兵延州，王超出兵夏州，丁罕出兵慶州，張守恩出兵麟州，但進軍的結果，因“請將失期，士卒困乏，相繼引還”。
宋朝五路出兵救援雖然未能成功，但由于靈州守將竇神寶臨危不亂，堅守有方，“間出兵擊賊，卒全其城”。說明繼遷首次攻取靈州未能達到預期目的。
第二次是公元997年。這一年的十月，李繼遷再次進攻靈州，被合河都部署楊瓊所擊退。但這次戰爭僅見于宋史·真宗本紀，宋史·楊瓊傳、宋史·夏國傳均不見于記載，可見其規模不大。
李繼遷鑒于兩次攻取靈州失利，于是決定暫時停止對靈州的進攻，而將他的主力用于掃清靈州外圍的戰斗，即奪取清遠軍與懷遠城。李繼遷于公元1001年九月，攻占清遠軍，接著又于同年十月攻占懷遠城。從而使靈州陷入孤立無援、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
第三次靈州之戰，發生于公元1002年。這年三月，李繼遷下令“大集蕃部”，包圍靈州，并切斷靈州糧道，靈州危在旦夕。
知州裴濟親寫血書，十萬火急，派人請求朝廷派兵增援，但“大軍訖不至，城遂陷”。知州裴濟以身殉職。關于這段歷史我也在正文過寫過。繼遷攻占靈州后，鑒于該地地形險要，決定改靈州為西平府，作為夏州地方政權的都城。
靈州之戰之所以以夏勝宋敗，原因之一，是宋軍素質下降，缺乏破敵帥才。正如知代州柳開所指出：“今兵革雖眾，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說明靈州之戰，宋方之所以失敗，與士兵缺乏訓練，以及朝廷缺乏運籌幃幄的謀臣和決勝千里之外的猛將，有著很大的關系。原因之二，靈州地理位置對宋軍固守極端不利。知制誥楊億上疏在評價靈州地利時指出：“（靈州）蓋朔方之敵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邈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這種無險可守，在地理上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孤城，即使守將有三頭六臂，也是無法長期固守下去的。原因之三，是缺乏厚償存恤以激勵將士。正如李繼和在奏疏中所指出：“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奸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為不廉，憂身則思為退跡，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跡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嘗未厚、恩未深也。嘗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深則士有效死之志”。如果能厚償存恤，本可以激勵靈州官兵奮勇抵抗，眾志成城。但靈州糧道斷絕，士兵連吃飯都成問題，在此情況下，要想守住靈州，只能是一種幻想。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