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底，各部門的考核結果也已出爐，升職的人非常多，一旦升職，俸祿也就增加了。
那些升職的人各自歡喜異常，準備過年好好的慶祝一番，而那些沒升職的，則在暗下決心，明年努力做好本職工作。
現在需要大量的人手，因此只要做好本職工作，那必然有機會升任，若能在成績上超出他人，則優先升任。
在趙巖手下做事，不用怕沒機會，就怕吃不了苦。而對于百姓來說，苦并不怕，就怕沒機會。
財政部年底亦是十分忙碌，各個方面的財政收入已經進入年底總結的時候，終于在除夕之前結算出了今年的總收入。
去年的主要收入方面皆是達標，鹽利達到四百萬兩，上繳三百萬兩，加上雇傭營剿匪所得的一百萬兩，也有盈余二百萬兩。
玻璃鏡的收入今年內上升到了六百萬兩，自從價格下調后，玻璃鏡的使用風潮已經刮遍了大明各地。
幾十上百萬兩銀子，對很多富裕人家來說，并不是太多，一面鏡子還是舍得買的，再則現在流傳琉璃鏡能驅邪，能保平安，能……的一系列傳言，很多人買這玻璃鏡有用來攀比的，有用來圖個吉利的。
光是這兩項收入，就達到了800萬兩，已經達到了去年定下的最低財政入賬額度。
其余方面的收入就更多了，海貿一項到目前已經套現700萬兩，年底內船隊已經成功往返曰本三次，每次的利潤也就穩定在二百萬兩左右，總收入達到1300萬兩，另外還有600萬兩處于未套現狀態。其中400萬兩是還未出手的貨物，另外還有200萬兩留在曰本商館以采購曰本貨物。
此外玻璃器皿的收入也達到了100萬兩，你玻璃器皿對山東淄博的琉璃沖擊很大，淄博是大明最大的琉璃制品出產地，主要產出珠簾、棋盤、器皿等各種用具、玩具，工藝品。
不過琉璃畢竟比玻璃厚重，在工藝品上的競爭，玻璃顯然還取代不了琉璃，只是在價格上具有明顯優勢。
由于海貿的展開，淄博的瓷器業卻受到了刺激，商行在采購海貿所用的瓷器，首先從臨近的淄博購買，而那些精品瓷器，則從景德鎮購入。
屯田方面今年收上了70萬石小麥的收入，紅薯粉條在把大部分利潤分給百姓后，收益也有500多萬兩（上一章算錯，就按一石大米2兩來算，價格也是每斤10文錢左右，粉條的提取率比大米重量低，因此紅薯粉條賣到10文應該沒問題，所以改為700萬兩）。
，在養殖業方面，今年的收益達到150萬兩，不過養殖業的投入較大，目前還未收回成本，主要是極速擴張的成本，再過幾年就能穩定了。行的貨物販運方面，也有100多萬兩的收入。而紡織業方面的收入，去年有230萬兩的收入，其中大部分棉花都是紡成紗線后賣到外地。
所有收入加在一起，達到3280萬余兩，而實際上已經入賬，只有1800萬兩。
其余銀兩，有些不會進行套現，例如收上來的小麥，就不屬于不套現行列。而有些則沒有套現，例如海貿的那400萬兩貨物，現在還未套現，還得等明年才能套現，另外還有200萬兩留在曰本作為周轉所用。
還有的已經投入到了新的運營當中，例如紡織所得收入，入秋后就悉數拿去買棉花了，目前紡織業方面的資本，已經達到了500萬兩。
這一年的收入，達到三千多萬兩，已經和萬歷時的朝廷稅收相差不多了，看似十分嚇人，其實將近一半的份額都是海貿上的所得，都是從海外獲得的。
就如鄭氏集團來說，每年的收入就富可敵國，就是鄭芝龍手下的一個偏將，身家也有上百萬兩，例如鎮守金門的鄭彩，身家就有數百萬兩。海貿有如此之高的利潤并不足為奇。
原本海貿方面還得進行一段時間的積累，但搶到了荷蘭人的貨船后，加上登萊對曰本的海貿效率遠不是鄭芝龍和荷蘭人能比，卻是像開了加速器一樣。
鄭芝龍的海貿所得，利用起來都不合理，大多數都被下面瓜分，只是一個純粹的利益體，并且非常不具備發展意識。
再則大明的稅收本身就低得嚇人，就單說農業稅，大明在萬歷時記錄在案的耕地有7億多畝，如果這7億畝土地平均征收20斤大米。
這一共會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當然非常簡單，它一共是140億斤米。一石米值0.7－1兩銀子。按一石米七錢銀子計算，這7415萬石米相當于當時多少白銀呢？答案同樣非常簡單，它就相當于當時5190萬兩銀子。
按照南北糧食產量1石來計算（只算一季，但很多地方可以種兩季，或者套種其他糧食），一年的農業生產總值就達到5億兩白銀，實際上可能達到10億兩。
這是萬歷時的數據，明末的生產荒廢，農業產值會減少許多，不過若是算是二季、套種，以及南方的糧食產量遠高于每畝一石，也絕對有這個數字。
當然，這些農業產出，大部分是不進行流通的，同時流通的那一部分，也不會使銀子增加，流通中銀子是在循環運作，并且農業產品屬于消耗品。
而這緊緊是農業上的產值，而工商業的產值更是高出許多。
從總產值看，大明的稅收是非常不合理的，也就是太低，同時征收不合理，西北猛加稅，其他地方卻不加，而且商業稅也不加。
這都源于一個政黨，那個政黨極其排外，非我同道，即是仇敵。且以抗稅為榮，抗稅為正氣，抗稅為愛民，抗稅為功績。
很不巧，明末后期都是這個黨獨霸朝綱，這就是東林黨。東林黨最邪惡的地方在于為了出名而出名，為了斗爭而斗爭。完全沒有想過后果和責任。
因為地主勢力非常強大，雖然百姓只要交一點點農業稅，但地租可就不是十幾二十斤大米的問題了，普遍都有幾十斤，上百斤。
所以這是一個代表著地主利益的國家，就算國家再怎么了不起，皇帝再怎么了不起，也不可能把田賦加到50的程度，真要是加到了50，百姓也許能活得下去，但那地主還吃什么？
這不就是觸動地主利益了嗎？而東林黨之所以以抗稅為榮，就是因為他們抗稅可以在地主階層博得美名。不征商業稅亦能博得美名，因為明末時，商人階層已經打進朝堂，同時地主階級和商人階級的關系非常緊密，甚至是重合。
兩百多年的財富積累，幾乎大半落入了地主和商人的口袋。目前朱由檢已經開始加稅，按照原來的歷史，到明朝滅亡前，朱由檢把農業稅加到原來的五六倍，加上差吏貪污，這也是為什么李自成、張獻忠提出不納稅之后，從者入云的緣故。
雖然說加稅并沒有錯，但征收的目標卻是錯了，因為沒把矛頭對準地主，在這點上盧象升曾上疏加稅時只征大戶，但被其他官員反駁。
那些地主自然有避稅的手段，而那些自耕農、佃戶，在賦稅增加后一般也能過，但問題是天災[]不斷，沒有一個穩定的生產環境，活不下去也是必然。
今年的財政收入有這么多也只能說不足為奇，趙巖所涉及的產業，主要都是壟斷姓，具有優勢姓競爭力的行業，圈錢的速度那自然是倍快。
有這么多銀子，該怎么花卻是要好好的計較一番，需要支出銀兩的地方，主要也就是生財、強兵、安民這三點。
生財即是加大商業投資，以賺取更多的銀子，以便有更多的銀子投入到強軍安民之上，在商業上趙巖可謂是嘗到了許多甜頭。
通過商業賺取銀子，然后調動大明這龐大的國力。大明本身就有一個良好的基礎，擁有龐大的人力物力，只要有銀子，就能夠對這些人力物力進行調用。
若是穿越到三國那樣的環境，就算商業活動進行得再多，也沒辦法調動多少人力物力，畢竟受到先天條件的制約。
大明是一個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國家，不可否認的是，地主在生產組織上也是發揮了巨大作用的，并且明代在對民間的管理上十分粗放，使得民間發展迅猛。但這種粗放，也讓土地兼并毫無監管，再則對他國的占領能力變得極低。
例如安南（越南），大明打下安南后，卻因為管理粗放而民變不斷，從而撤了出去。若是管理嚴格，哪里會鬧出那么多的民變，就算鬧了民變殺了便是。安南唐朝時就是中國的領土，明代打下后卻沒守住，真是讓人不知該如何說好。
各部門的高層匯聚一堂，開始商量這些銀子的預算問題。
明年的商業投資將繼續擴充，紡織業方面留著去年的230萬兩收益，繼續擴大規模。海貿方面，大明這邊留著200萬兩，曰本那邊留著200萬兩作為周轉之用。養殖業的那150萬兩收益，同時繼續留著擴大養殖規模。
今年的財政收入的確是出乎意料，因此在造船方面，趙巖打算撥調300萬兩，明年將在松江建立一個大型的造船廠，并開工建造50艘1000噸級飛剪船，其余銀兩，用來招募船匠等等。
其余能調用的財政數目達到2000萬兩，而軍費上，明年將有800萬兩預算，二線部隊得支出300萬兩軍費，而一線部隊，也要100多萬兩的支出，另外海軍再撥調100萬兩軍費。再則明年還要和建奴開打，軍費將增加300萬兩。
“造船、軍費方面都是必要的項目，這些項目所需項目預算扣除之后，還剩下1200萬兩。”趙全說道：“必須改善一下運輸，我們是靠經營生財，運輸部現在運輸能力很緊。”趙全說道。
“嗯！這方面的確需要改善。”趙巖點了點頭，就造船上，也是為了增強運輸能力，以便能進行更多的海上貿易，不過僅僅是為了生財，而改善運輸條件，不僅在陸上的商業更容易進行，而且也便于軍事調動。
趙全說話，其他部門的一把手自然沒有意見了，趙全的地位在這個集團里可謂超然，大部分商業運作也都是趙全艸手。
商議之后，決定調撥200萬兩給運輸部，用于道路修繕，以及運輸馬匹、車輛、江河船只的購買和建造。
屯田方面，則調撥200萬兩，用于訓練青壯，修建棱堡。現在屯地的青壯都已不再訓練長弓，而是轉而訓練火槍，對火槍的需求姓非常大，對火藥的需求姓同樣巨大，火藥一般都是各屯自己用土法生產，再加上外運一部分，也就夠用了。
只要在登萊各地都修上棱堡，趙巖也就能立于不敗之地了，敵人若攻入登萊，要想一個一個的拔掉這些棱堡，那幾乎是不可能。
各個部門這么一分，也只剩下800萬兩了。
負責教育部的宋汶這時起身作揖道：“大人，我們現在有六十多萬孩子還不能上學堂，教育上宜早不宜遲，今年財政寬裕，何不將教育普及下去？只要將教育普及下去，不出五六年，這些孩子就能成為我們未來的支柱。”
“師資可夠？”趙巖問道。
“師資已是足夠，去年我們教育部培養了兩千多名教師，教學生拼音、數學已能勝任。”宋汶原說道，“我們可以先讓男童入學，則十至十五歲的少年皆能就讀，明年再加緊培養師資，兩年內所有必然能讓男女生源皆能入學，四年內我們可以把教育范圍降至六歲，并且可以小范圍內對百姓進行掃盲。”
“教育方面的確宜早不宜遲。”趙巖點了點頭，就單單是軍隊方面，未來定然會朝著戰爭復雜化的道路發展，自是需要大量文化人員，“先談教育部的預算吧！”
教育是一個勒緊褲腰帶都要搞好的事業。
后世的中國教育，上個幼兒園天價，上個小學一年也要二三百塊錢學費，后來倒是慢慢的降低了。
而上個初中，一年學費四五千也是要的。上高中就更猛了，中考少一分就是兩三萬塊，而且那些負有聲名的高中，就算考上了，一年學費也要上萬，若是少了五六分，說不定得贊助學校幾十萬才能進去。上大學也就不用說了，比上高中還要高。
如此貪婪的教育，如何能發展起來？就單說小學，后世的那些發達地區的小學校長，一個人就能貪污幾百萬（小菜就認識一個龍巖某小學校長，他已經給三個女兒一人買一套房子，自己還一套，還靠開飼料廠洗錢）。
教育已經成了三座大山之一，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上不起學的事例時有報道。
趙巖要發展教育業，自然不會重蹈覆轍，上演后世的那種政策。首先要做到入學免費，其次給學生提供膳食，再則每月發一錢銀子補貼。
入學免費，可以減輕百姓的負擔，再則有補貼發放，也不會有那么多不讓子女上學的頑固份子。
給學生提供膳食很有必要，給這些孩子提供充分的營養攝取，讓他們的身體打下堅實的基礎。
推行這樣的教育政策，也就是把所有費用都由趙巖這個團體來承當，無利可圖，并且還要貼錢。
短期內的確是這樣的，但長期上卻是能創造無限的利益。
“登萊有十至十五歲的少年十一萬，潁州三萬，邯鄲四萬，共十八萬人，每人月給銀一錢則年需20萬兩。膳食費用，一人月三錢，則需60萬兩。教師每月給銀二兩，則需5萬兩，學堂修建，課桌椅方面，可由各屯地分擔一部分，加上書本、紙筆等方面，再調5萬兩即可。”宋汶原將早已計算好的數據列了出來，“也就需要90萬兩。”
“膳食費一月三錢銀子夠了？”趙巖有些擔憂，三錢銀子，能吃飽嗎？要知道趙巖下面的各部門，可是進行讀力核算的。
所謂讀力核算，就是各個部門之間，要調用其他部門的資源，必須花費銀子購買，雖然看上去像是自己賣給自己，但這樣一來各部門的盈利、虧損狀態則一目了然。
“三錢絕對夠了，糧食上我們多有產出，價格比外地低了一倍，可留下斤半購買肉食供應。”宋汶原說道。
“好吧！那就給教育部撥調100萬兩，多的那10萬兩，擴建師范大學，再成立幾所中學和一所登萊大學，最好是在入秋前把大學建起來。”趙巖決定道，美國佬的哈佛大學就是明年成立了，既然明年要成立大學，時間上自然不能被它比下去。
成立大學很有必要，趙巖也迫切的需要建立一個類似英國劍橋大學那樣的高級學府。
教育果然是燒錢的地方，才十八萬人就要花費將近100萬兩，可以預見，這一塊將來又是一個燒錢大戶。
明年還打算發展漁業，登萊銜接渤海、黃海兩大海域，漁業資源十分豐富，簡直就是一個無人利用的大寶庫。
年年鲅魚、帶魚、小黃魚都能形成龐大的魚汛，另外還有海參、扇貝、海膽、對蝦等經濟品種。
所以將撥出50萬兩建造漁船，漁船的建造成本就小得多，一艘較大的漁船，成本也不過三四兩，一般的漁船，成本也就十幾兩。
登萊的造船業是受到木頭的制約的，海船所需的木頭在登萊雖有，但并不是太多，主要都集中在登州的丘陵地帶。而漁船所需的木料就沒那么嚴格，到處都有木頭可以做。
一年捕到一萬噸魚，按照豬肉價格來算，一斤賣到0.04兩銀子，最少就能創造80萬兩的產值，不過海產品的價格，一般都比豬肉高，一萬噸創造150萬兩銀子的產值是絕對沒問題的。
實際上事實上就單單渤海一塊海域，解放后的捕撈量最高時達到135萬噸，后來工廠大量排污，渤海的魚幾乎死絕。
不過這個年代的捕撈能力也不強，要想一年撈到135萬噸幾乎不可能，首先是捕撈方式上的低下，再則在捕撈范圍上，絕大多數都是近海捕撈，自然捕不到多少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