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的節奏確實很好，拿捏的恰到好處，剛好是李慢侯這個最大的藩鎮頭目能夠接受的極限，在進一步，李慢侯就可能要反擊。
李慢侯能理解，但他知道林永等人不可能理解，心里會產生強烈的被卸磨殺驢的感覺，盡管他們本身也不是什么聽話的好驢，問題是他們這些驢子都有很硬的蹄子。
他們無法從李慢侯這里得到支持，無法跟李慢侯抱團，但他們自己一定會抱團。林永就是最好的旗子，以后恐怕江北藩鎮，都將視林永馬首是瞻，擰成一股繩跟朝廷斗。
李慢侯派人去安撫林永，告訴他不用恐慌，朝廷不會動他們。只要他們不犯下大錯，像田平那樣棄地，就不會丟藩。并且告訴林永，還可以繼續大膽的撈錢。
林永他們撈錢的法子，除了私鹽這種簡單粗暴的老行業，大多數都是跟李慢侯學的，其中包括擅自開海。
尤其是林永，通州開海之后，效益增長的比海州快的多。原因是這里的區位優勢比海州好太多，用來形容上海優勢的那些詞匯，在通州都能找到，什么控扼長江咽喉，什么直面東海，這些優勢通州的靜海和海門都有。而且這個時代，通州一直比上海要繁華的多。
其實上海之所以在近代能快速發展起來，并不是控扼長江咽喉這個優勢，最直接的其實是因為上海的腹地經濟很好，蘇湖熟天下足，上海崛起的時候，恰好是蘇湖已經形成發達的絲綢行業的時候。但在宋代之前，其實兩淮地區經濟更好，沃野千里，文化興盛，通州的腹地比上海更好。
現在的通州，有長江溝通上游，有運河貫通揚州、泰州等地，淮南的商品可以暢通無阻從這里出海，比偏僻的海州不知好了多少。開海比海州晚了一年，卻很快就趕上了海州。李慢侯在海州一年能收三十萬貫關稅，而林永已經可以收到五十萬貫。不但截留了大量南方前往海州的商船，連明州的商船都大量被吸引到通州。
李慢侯并不怕通州的競爭導致他手里的財政收入下降，因為他有的是辦法從通州的發展中分一杯羹，不提他那些隨著通州穩定和發展，翻了幾十倍都不止的地產。光是他控制江北金融體系這一點，就足以讓他從任何江北地區經濟發展中攫取利益。
李慢侯的金融系統，是一點一滴逐步搭建起來的，每一步都走的很穩，他很重視信用，因此目前很穩定，細水長流。每年的收益已經到了三百萬貫，明年肯定增加到四百萬貫。
一方面，他建立了從杭州到海州的一條金融匯兌渠道。從半官方的淮海公所發匯票，到地頭兌付，匯水是客戶和公所行商互相商量的結果，隨市場浮動，目前一般收取百分之一的匯水，最高也不會超過百分之三。匯兌收益并不高，可是這會讓大量商人使用這個系統，大量商業現金就進入了這個系統中流通，相當于一筆巨大的商業存款。有這筆錢后，就可以短期放貸。因此他在港口開展貼現業務。海貿是需要巨額資金轉賬的，有時候未必需要現金支付，僅僅是在買賣雙方之間，架設一個擔保體系。給雙方巨額資金的買賣進行擔保，賬戶里的錢劃來劃去，一進一出就是一筆生意。
另一方面，李慢侯還不吃獨食。淮海公所里找不到任何一個跟匯兌、放貸相關的商鋪，而是一個個當地富商，個體經營，公所是一個紐帶，是一個平臺。當一個海州商人，打算匯一筆巨款去杭州的話，他會通過公所擔保的一個海州人，手寫一張標準票據，然后拿到杭州，從杭州另一個公所擔保的杭州人手里領出這筆錢。過程中，這個海州人和杭州人很可能都不認識。但他們認有公所蓋章的票據，公所起到了一種授信機構的功能。而且公所從中是不收費的。
由于各地資金中轉有差額，因此每年底會進行一個結算。很多人每年都可以收到一大筆錢，但因為每年年底結算才能拿到這筆收益，所以富商不太愿意將現金投入進去。但是那些公所認證的當地富人，并不需要投入大額現金，他們提供的只是一種擔保，在每一筆票據背后，都有足夠的資產抵押在公所，比如當地的地契，房契，當然也可以是現金。
有這些資產擔保，并不會給公所帶來任何風險，也不會擠占營業資金，因此許多擁有不動產的富商很愿意做這種生意，大量將自己家的資產抵押在公所里，進行這種匯兌業務。
公所能得到什么好處？當然不是直接的利益。而是搭建起一種正規的信用通道，可以將不動產資本化，讓不動產變成信用流動起來，一所海州的房子，可以作為擔保，讓一個杭州人取到急需的匯款，這就是現代金融的力量。一個現代金融體系初步建立起來后，作為他的創建者，李慢侯得到的好處當然是巨大的。
一方面，大量商業流通資金進入這個通道，許多資金不會馬上取走，就沉淀在了會所賬戶中。這是一筆可以臨時挪用的款項，數量巨大，成本很低。于是李慢侯就可以從里面臨時借款，利息很低，但都是走正規渠道，他可不敢挪用，否則信用就破產了。吸引商人的資金進入這個渠道并沉淀下來的信用，卻不是李慢侯自己的，而是無數各地的土豪和富人的資產，他等于將大量富人的信用，裹挾到了一個系統中，這個系統的信用就是剛性的，剛過了南宋政府。
另一方面，由于打著公益的旗號，公所不收錢，聲稱只是便利商民，讓官府想打擊都找不到目標，想插手都找不到方向。甚至大量官員自己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公益的機構，將其跟蔡京開創的漏澤園等公益系統相提并論。而官員作為富人群體中最顯赫的一批人，他們也在大量使用這個系統賺錢。將他們的信用也投入到了公所平臺上，從匯兌業務中分一杯羹。
同樣的，公所的短期貸款業務，也是通過這種方式讓私人受益。以前有現金的富人，大多放高利貸。現在沒現金的，有資產的就可以為別人進行擔保，然后從中受益。一艘海船靠岸，一船的舶來品價格高昂，買主有吃下的能力和銷售的渠道，只是臨時資金緊張，于是求助于一個、兩個或者一群公所的牙商。牙商們開出一張他們資產可以沖抵的票據給海商，海商從公所的公賬中領出現金，或者直接匯兌到海商的家鄉。買主逐步回籠資金，還給公所的牙商，牙商則拿走他們可以獲取的利潤后，將本金歸還給公所。
公所認證的牙商，其實已經是一群現代銀行經理人，甚至就是一群現代銀行。
而公所則是一個平臺，類似央行，又不同于央行。是慢慢摸索出來的產物，李慢侯也不知道叫什么。但他發現帶有某種歐洲早期銀行的味道，歐洲早期銀行，經營匯兌業務的時候，其實也不可能像現代銀行那樣電匯，很多銀行都只是本地經營的家族銀行，為了將資金匯兌到外地，他們選擇的是合伙人制度，在其他城市選擇可靠的合伙人，合伙人銀行之間進行資金轉移，幫助客戶匯兌資金。
公所系統匯兌，靠的不是一個個互相有姻親關系或者家族血緣關系的合伙人，而是一個個不同地區的富人，互相之間甚至不認識，而是靠公所進行認證，將資產抵押在公所，從而獲得信用。因此這個體系，比歐洲的合伙銀行要大的多，這不是李慢侯有意的創新，他只不過加以引導和支持罷了，主要是跟他有資金往來的大量富商們自己慢慢摸索出來的。早期是一些江南絲商在李慢侯和公主府之間轉移資金，發現方便安全之后，愿意出一點匯水，漸漸的大量商人開始使用李慢侯和公主之間的渠道，資金往來的數量越來越大，李慢侯和公主兩方都吃不下，開始邀請海州、揚州和杭州兩地的其他富人加入，這個系統就越來越大，李慢侯設計了規范化的制度，形成了現在的淮海公所。
由于公所開設在一個地方，吸引一批當地富人，相當于將當地富人的信用注入公所，也將當地大量需要流通的現金吸納進入公所賬上，所以李慢侯發現，他隨時可以從這里借到超過千萬貫的應急資金，而且利息極低。這就相當于一個金融市場，他甚至可以在公所發行債券，因為作為淮海公所的建立者，他自身的信用就極高。
動一點心思，讓公所開始盈利，比如從匯兌中收取小比例的抽成，從貸款中收取小比例的分紅，對于已經形成的這個信用體系來說，是完全可以承受的。那樣就更像一個銀行，而不僅僅是平臺了。
可換一種思路，公所可以調節經濟系統，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央行的作用，大多數國家的央行設立的目的，都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構建起一個健全的金融體系。
所以李慢侯才一直小心呵護著公所成長，沒有去從中取利。宋朝的金融系統是先進的，因為已經大規模使用紙幣，而且離不開紙幣，可同時又是混亂的，因為官府肆無忌憚的印刷紙幣，信用幾乎一直在破產邊緣掙扎。
李慢侯之所以重視揚州，就是因為揚州已經是江北金融中心，他在哪里印刷有糧食做擔保的糧票和食鹽做擔保的鹽票，目前已經在長江兩岸流通，在江北已經讓官府的錢引不被接受。李慢侯已經開始嘗試，將糧票、鹽票通過公所系統，推廣到江南腹地，進一步蠶食那濫發的錢引的領域。
可是這種做法，很可能會遭到朝廷對公所系統的打擊，因為趙鼎試圖對糧票和鹽票動手了。他是通過戶部尚書晏孝廣進行試探的，他說揚州印刷的那些藩票，大量流通到江南，此時還不是通過公所系統，完全是民間自發的，許多沿江商人愿意持有。
官府無法限制私人持有，但可以通過權力打擊印刷。
李慢侯讓晏孝廣強硬的頂了回去，告訴趙鼎說，糧票是當年為了從老百姓手里把糧食集中起來，進行堅壁清野，以免落入女真人之手，給上交糧食的老百姓發的憑據。現在江北大量藩鎮都有這種堅壁清野系統，堅城中大量建造糧庫，儲存鄉村送交的糧食，如果貿然廢棄糧票，老百姓不會在把糧食送到城里，一旦金兵南下，他們就能暢通無阻，因為一路上都能找到糧食。
至于鹽票，晏孝廣更是表示，目前朝廷已經可以從江北鹽場每年得到五百萬貫鹽稅，貿然改動，擔心影響這筆收益。
不管是讓金軍擁有長驅直入能力帶來的威脅，還是五百萬貫收益帶來的利益，都是趙鼎不敢觸碰的，很容易把他這個宰相碰倒！
于是李慢侯不但扳回一成，而且決定趁機大舉反擊，將糧票、鹽票注入公所系統。
注入的方式，經過他一段時間的思考和摸索，有了基本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