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置
上一章
下一章

第一百七十八節 淮引(2)

  江北揚州印刷的糧票、鹽票,跟李慢侯的東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現在已經不是什么秘密。

  作為善于用錢引斂財的宋朝官員,他們都知道李慢侯肯定是利用這種票據在斂財,可當初這些票據在江北的藩鎮勢力里流傳,他們根本限制不了。當趙鼎收回了一些藩地后,在這些地方打擊這種糧票和鹽票,就成為朝廷的一種政策。

  鹽票、糧票也被稱作藩票,藩引。暢行江北,已經有五個年頭,老百姓早就接受了這種比錢引靠譜的多的貨幣。雖說這些藩引會隨著糧食和食鹽上下波動,可錢引那可是一水的下行,只跌不漲,相比而言,藩票可靠多了。

  因此趙鼎在揚州、真州直到開封府,推行的錢引制度,其實對抗的并不是東藩勢力,更多的是跟民間經濟力量對抗。這種對抗,如果沒有政權強制介入的話,肯定是會失敗的。呂頤浩在徐州、泗州遭到的遏糴,其實就是一種無聲的反擊。

  這次朝堂上的爭斗,呂頤浩甚至都不是主角了,任用晏湲,為他引入了一個強援,戶部尚書晏孝廣自然是支持他的。

  晏孝廣跟一群言官開始激辯,雙方其實都不著四六的亂彈琴,精確的金融邏輯他們都不太懂,所有的辯論都處在思辨階段,無法用數字范式拉回到科學領域,時代局限,否則金融學和社會學可能就誕生了。

  最大的大旗肯定就是國與民了。趙鼎系的言官認為推行錢引,于國有利。呂頤浩系的言官和晏孝廣則高舉老百姓的大義,認為江北的淮引已經流行數年,老百姓皆喜歡淮引,用淮引便民。

  利國還是利民,這種沖突,從王安石和司馬光時代就開始了。最終靖康年間自愿殉難的太子傅孫博總結說“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意思是祖宗之法是利民的,王安石變法至少是利國的,蔡京時代的法是利于奸臣的。這個說法,得到了最廣泛的認可。

  現在朝堂上演變成了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斗爭,結果也就沒有結果了,因為司馬光的信徒更多。自王安石變法以來,似乎所有的名臣,都是反對者。司馬光那些人,如果只是教條的認為他們是出于私利,代表地主階級在打擊變法,那就真的太小看他們了。他們跟王安石一樣,都是出于內心根深蒂固的觀念在戰斗。如果僅僅是為了私利,那其實太容易對付了,收買就可以了。

  恰恰是這種,不計私利,只為理念而斗的行為,是很難辦的。王安石身后有宋神宗,卻一直孤身戰斗,宋神宗同樣也在孤身戰斗,因為宋神宗的母親、皇后都是反對他變法的。兩個孤獨的人,試圖進行一場宏達的改革,注定不會有什么好結果。

  王安石之后,蔡卞繼續推行變法。但已經大勢已去,宋神宗一死,司馬光、蘇轍廢了所有新法,只保留了極小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代役法和西軍。直到蔡京當權后,才開始大肆打擊司馬光派系,將司馬光當時的大批名臣列為奸佞,刻元祐黨人碑,列在黨人碑上的官員,重者關押,輕者貶放遠地,非經特許,不得內徒。黨人碑就立在皇宮前,上朝的蔡京黨羽,都要向碑上吐口水。

  圍繞這塊石碑,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故事,有說因為石匠不肯接刻碑的活被蔡京流放的。后來這塊碑在夜里被人砸毀,外界傳聞說是星辰墜地砸毀的。

  在刻元祐黨人碑的同時,蔡京還將當年被司馬光打擊的王安石一派官員列入圣賢行列,王安石配享孔廟,封王。

  由于蔡京的關系,王安石的名氣進一步敗壞。活著的時候就是一個跟天下人斗爭的孤臣,死后還要被蔡京這樣的人利用。

  蔡京肯定不是一個為理念而戰斗的人,他可能有理念,也是變法派,但他并不會為了這種理念而戰斗,他是為了自己的權勢而戰斗的人。王安石倒臺后,他非但沒有受到牽連,反而贏得了司馬光的肯定。因為他開始按照司馬光的方式當官,而且當的很好。讓司馬光評價說,如果人人都像蔡京,何愁天下有困境。

  蔡京就是這樣一個沒有什么堅定的立場,但非常有能力的人。但他畢竟是一個王安石黨的人,他太臭了,導致王安石死后也無法翻身。

  如今朝堂上的人,誰也不敢說王安石的法好,哪怕他們其實也在用,也在用那些茶法、鹽法、市舶法來斂財,但不能說出來。

  呂頤浩和晏孝廣的話卻是可以大說特說的,因為江北的老百姓不喜歡用錢引,不是他們不想推行。

  而且他們也堅定反對說江北的票據是藩引,這不是藩引,這就是淮引,兩淮自己印制的引票。不是藩鎮私印的,晏湲還拿出了揚州印刷鹽票、糧票賬簿,聲稱這是揚州官府印的,跟藩鎮沒有任何關系。每年印制的數量各自只有一百萬斛,三年一換,市面上流通的淮引,一斛糧食不會超過兩貫錢,一石淮鹽,也不會超過兩貫錢,這些淮引總價值不會超過四百萬貫。正是因為印的少,所以才更值錢,老百姓才樂于使用。

  吵到最后,雙方完全成了亂扯。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趙鼎言官堅持推行錢引,利國而不害民,他們也只能這么說,明明心里都知道,錢引是搜刮民財的工具,但不能那么說。呂頤浩一方,也不能說錢引是害民,因為這樣吵就沒意義了,江南的錢引還印不印了?印了害民,不印朝廷完蛋。

  在為國為民一事上辯不下去之后,言官們開始轉向技術層面。趙鼎派說錢引是善政,可以幫朝廷得到財源;呂頤浩派說淮引更好,既讓老百姓喜歡用,還比錢引能在江北得到更多的財源。

  方法就是江北的官府,包括開封大都督府用淮引充作軍費,就不會有人遏糴了。不僅不會遏糴,有的是商人千里迢迢往開封送糧換淮引。至于呂頤浩的財政困境,則可以用借債來緩解,晏湲認為可以借到一百萬斛淮引不成問題,比朝廷給呂頤浩的三千萬緡錢引更有價值,還不會讓老百姓拒絕。

  雙方圍繞著錢引和淮引的利弊,逐條逐條的辯論。

  其實兩種票據的差別不大,淮引無非是跟糧食和食鹽掛鉤,對于絕大多數并不會去官倉兌換糧食和食鹽的老百姓而言,他們需要的只是一種穩定的貨幣罷了。錢引以信用為保證,強制老百姓使用,其實也沒多大區別,只要能維系好信用,是能夠通行的。否則兩宋的金融體系早就崩潰了,但他不但沒有崩潰,還比其他國家發展的都好。但這只是相對的,并不是宋朝玩的好,而是其他國家更爛而已。

  錢引的濫觴,早在蔡京執政時期,就出現了大問題。蔡京第一次執政,面對的也是匱乏的財政問題,宋徽宗欠了一屁股債,被商人堵門都是小事,中樞、地方普遍無錢可用才是大問題。

  蔡京一開始也采用濫發錢引的做法,結果搞的錢引破產,民怨沸騰,蔡京也因此下臺;第二次執政后,蔡京就知道錢引不能那么玩,開始謹慎起來。將錢引的發行量限制到25萬貫,流通區域限制于四川、陜西、河東地區,到了宣和年間,才遏制了錢引的貶值現象。可惜靖康之亂,將這種好勢頭終結了。

  蔡京都玩不轉的錢引,南宋這些文官其實也玩不轉。最大的問題就是沒錢,半壁江山要開支比原先大得多的支出,不濫發怎么辦?

  李慢侯印藩引當然讓朝廷顧忌,但當時不是李慢侯一個人在弄,張俊弄的更早。朝廷給不出軍費,張俊當時駐扎在婺州,想出了一個辦法,印了一種叫見錢關子的憑據。張俊在婺州募集軍餉,商人繳納現錢,換取等值的見錢關子。商人們可以在臨安的榷貨務換取現錢或茶引、鹽引。

  因此當初朝廷每次對李慢侯印藩引不滿的時候,李慢侯都說這是軍票,其實指的就是張俊印的關子。

  錢引能夠通行,自然是有限制措施的。許多都是蔡京在錯誤中總結摸索出來的,比如限制規模,一年印一百多萬貫;還有換界制度,錢引一界是兩年,到期作廢。但如果完全作廢,錢引也不可能被人接受,因此有換界制度,到期之前,老百姓拿舊引換新引;還有稱提制度,當錢引貶值嚴重,朝廷可以拿出現金兌換錢引,保證錢引的含金量。

  但這些制度,都是用來保證錢引信用,可在不同人手中,不同目的下,制度是不可能得到貫徹的。

  首先限制措施就被突破了,南宋印的錢引數量已經不能用一百萬貫來限制,一千萬貫都打不住,過量的錢引必然貶值;換界也被當成了另一種斂財工具,老百姓拿舊引換新引,是有手續費的,官府可不承擔這種成本,這種以舊換新的費用,叫做貫頭錢,越收越高;保證信用的稱提,也變味了。官府拿出現金定出一個匯率來兌換錢引,目的是為了穩定錢引的幣值,結果官府兌換的時候,市價已經很低,他們定出一個比市價更低的兌換比例,結果反而助長了錢引貶值。

  這些文官玩不好之后,就動用權力強制。印錢引的最大原因,主要是銅錢不足。他們限制老百姓儲存銅錢,規定平民之家最多只能儲存一萬貫銅錢,官宦人家最多可以儲存兩萬貫,試圖將銅錢逼入流通領域,讓錢引成為儲存貨幣;為了對付老百姓隱匿,就祭出了鼓勵告發這種邪惡手段。

  為什么不多鑄銅錢呢?

  因為成本太高!

  在南宋低效腐敗的管理體系下,鑄造一千文錢的成本高達兩千四百文,所以趙構才不斷廢除各地的錢監,停止鑄錢。

  印錢還能印賠?南宋就是!

  李慢侯在揚州印的藩引之所以穩定,最大的問題其實不是有糧食和食鹽做保證金,其實是嚴格執行了那些制度,有數量限制,也會動用糧食、食鹽來收取過多的藩引,杜絕過度編制,甚至拋售銅錢穩定幣值,而不是利用這些手段搜刮。

  雙方圍繞錢引和藩引問題,爭吵了好幾天之后,雙方都累了。趙鼎派開始懷疑這些藩引是否真的在揚州官府手里,哪怕他們拿出了所有的賬簿。

  最后呂頤浩和李慢侯做出了擔保,表明這些就是揚州官府再管這才讓趙鼎派沒有話說,同意了呂頤浩要用淮引遞解軍費的建議。

  問題是呂頤浩為什么會支持淮引呢?李慢侯真的放棄印刷藩引了?

上一章
書頁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