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死后，宋神宗繼位，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更是一個人定勝天的人物，對自然缺乏敬畏，再次進行治河工作，目的依然是讓黃河回流。他們到處圍堵，逼黃河入山東故道。結果再次造成泛濫，因為故道淤積的，已經比上游高了，水往低處走，根本流不通，所以上游不斷決口。
最后淹沒郡縣四十五，山東的濮、齊、鄆、徐，沖壞田地逾三十萬頃（3000萬畝），黃河亂流，其中一支就潰入了淮河水系，甚至淹了蘇軾做官的徐州，讓蘇軾大罵王安石“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復生。”
王安石之后，就再也沒有大膽之人，敢在黃河上搞事情了。直到張浚。
導水入山東，這是一個超級大工程，天下反對的官員無數。尤其是吃過大虧的山東官員，不管是在東藩府任職的，還是在朝廷任職的，無不反對。比如在臨安做官的綦崈禮，在東藩做官的花馬劉等。
花馬劉哪里懂這些，他之所以挺身而出，主要是背后山東豪族的慫恿。
最后這件事是李慢侯力主的。
他力主此事，可不是他不懂，他至少比王安石更懂一些。也不敢像王安石那樣急促，強逼黃河歸流。他打算借用現行水道，以疏導為主，封堵為輔。晏湲加固白馬湖圍堤的同時，山東在不斷疏通濟水，疏通的濟水現在都可以通萬石（千噸以下）海船了。而且還大力疏通北流黃河，不管是漳河這樣的自然河道，還是御河這樣的運河，都進行拓寬，挖深，加固，盡可能讓水北流，降低南流和東流水量。
濟河容易疏通，因為山東人多，花得起錢人力比較容易招募，漳河難疏通，因為北流黃河太長，而且人力缺乏。只能對淤積嚴重的地方，重點清淤，對堤岸淺顯的地方進行加固。這是一個長期工作，每年預算三百萬，將常年執行。
經過雙方三年的合作，今年冬天，晏湲的人，今年冬天，終于堵住了五丈河往南流的一條渠道，這是黃河自己沖刷出來的，在五丈河和古汴渠之間，還形成了幾十個湖泊，斷了這條渠道，這些湖泊會慢慢干涸，重新成為良田。古汴渠徹底廢棄。因為古汴河原本是從開封流過來的，引的是黃河之水，之前就已經淤積的已經不堪使用，這次下游河段被黃河奪占，淤積嚴重，已經很難從上游繼續引水貫通。
五丈河則成為唯一引黃河東流的渠道，進行了深挖加固，不知道能用多少年。但有梁山泊緩沖之后，實際上進入山東的黃河水安全多了。因為經過這幾年的觀察，發現從八百里水泊梁山流出的河水，清澈不少。梁山泊“港汊縱橫數千條”生長了茂密的蘆葦、水草，竟然起到了過濾作用。于是經過梁山泊流入濟水和泗水的黃河水清澈了很多，下游的濟水和泗水淤積不嚴重。
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暫時也無法預計。因為黃河泥沙并沒有減少，無非是讓八百里梁山泊承擔了淤積而已。隨著梁山泊淤積家中，這塊大洼地早晚也會淤滿，到時候黃河該去哪里？
宋徽宗對這個問題也很好奇。
李慢侯告訴他：“我們留著幾千條河叉導水，疏通了其中兩條河運。淤積年年冬季清理，十年二十年之內，應該能夠堅持。萬一將來淤滿，則另想辦法。反正不能讓黃河南流，影響淮河水道。”
目前至少進入了正軌，有充足預算，有效施工的情況下，應該能夠盡可能維持目前的河道穩定。
“將來改道，還是要走山東？”
“最好走河北。能便于河運！”
還有一點李慢侯沒說，那就是燕京萬一發展起來，黃河北流能解決燕京一帶的水源，但那可能是幾百年之后的危機了。走山東其實更便利，因為入海距離更近。而且徒駭河、土河等都得到疏通，目前承擔漕運和商業通道，能從商業中得到源源不斷的盈余支持運轉，可以作為黃河東出的備選。
“這個晏湲不簡單啊。河都能治理。不愧是宰相之后！”
宋徽宗感慨道。
事實上治河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很可能是不要命的張浚，之后是山東府學幾百個先生和學生提供的智慧。他們走遍了北方水系，探索了很多穩定的河渠，尋找經驗。比如他們會去探索為什么黃河上游就比較穩定，最后認為是水流速度夠快，泥沙不易淤積。因此建議挖深五丈河，但不加寬，提高堤壩，讓水流加快。讓五丈河不易淤積，將泥沙都沖進梁山泊。
這應該叫做束水攻沙，歷史上到了明代，水利專家潘季馴才找到了這個辦法。到了現代更是大規模運用，黃河泛濫就變得少多了。
現在這種經驗，已經在山東許多連同黃河的小河流上運用，在一些河段修建堤壩，每年放水沖沙，逐段將泥沙沖擊到海里，比人工清淤更加高效。
“沒準不久就是宰相了！”
李慢侯感嘆道。
晏湲是拿他當了給朝廷的投名狀。因為這幾年，晏湲雖然在江北經濟上，跟東藩集團深入對接，江北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穩定金融體系，流通金銀錢票，已經取代了過去的糧票、鹽票，大量積壓的糧食和食鹽流入市場，糧價和鹽價都下降了一些。
可是晏湲是要拿好處的，每年索要的水火錢水漲船高，從最初的一百萬貫已經漲到了三百萬貫。不答應他，他就要自己印發紙鈔，通過印刷糧票、鹽票的經驗，他具備構建紙幣體系的能力。
一旦失去江北地區，燕王紙鈔的信用就會大受影響，關鍵是一個統一的貨幣體系就會崩潰，這個風險李慢侯冒不起，因此才一次次讓步，印鈔的利潤都快被晏湲榨干凈了。
晏湲理財的手段是不錯的，不但大量引進東藩經驗，關鍵是他曾經跟李慢侯學到了一套管理哲學，他自己也在摸索。江北朝廷控制的地區，大多數都比較富庶，比如揚州到開封這條運河線，商業十分繁盛。晏湲給每個州的知州都下放了大量權力，讓他們可以自行摸索，尋找最適合當地的管理辦法。各城的商稅都可以不同，但大多還是以地稅為主，以為這確實容易征收，方法簡單，一座城有多大，這是跑不了的，稅率多少，稅額就是可以計算的。以前土地財政上，權貴隱匿良田，地主詭寄土地這些辦法都不好使。
所以晏湲管理下的江北財賦十分寬裕，歲入高達三千萬貫，其中一千萬貫都拿出來治河，一千萬貫作為運作經費，還有一千萬貫上交給了朝廷。要不是晏湲有濃厚的輕徭薄賦思想，事實上運河沿線的商業城市，可以讓他榨取出更多的稅收。比如揚州，如今最高不過三百萬貫，可人口高達一百五十萬人。人均納稅兩貫錢，李慢侯在齊州每年征稅一百萬貫，可齊州才三十萬人，人均比揚州還高五成，但齊州的商業發展也好，手工業發達程度也好，地理趣味油水也好，都是趕不上揚州的。
由于每年能打出大筆稅金上供朝廷，還能穩定平衡東藩集團，南制江藩集團，西接西藩集團，所以晏湲入相的呼聲變高。江北官僚集團，已經以他為首。唯一制約的是，他一走，換一個人能否平衡好朝廷跟江北藩鎮的關系。
尤其是跟西藩集團的關系，最難處理。雖然燕王李慢侯代表的東藩實力最強，可要說跋扈，吳階為首的西藩集團最跋扈。西軍本來就不講理，吳階兄弟后來收復了整個陜西后，大有一口獨吞關隴，閉關自守的態勢。
當時險些跟朝廷兵戎相向。那是在李慢侯南下不久，朝廷從陜西撤回了大量官軍之后。吳階兄弟在穩住西夏之后，向華州一帶發動了總攻。劉豫集團在沒有了西夏人支持之后，手下不是叛逃，就是潰散。華州到潼關，全都落入了吳階手中。
這時候大量朝臣紛紛反對吳階獨霸關隴，張浚雖然罷官，但他的門生故吏很多，張浚鼓動他們反對。
不止是張浚，很多人都能認識到關隴的重要性。尤其是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平原，自古就是帝王基業。這塊平原西有大散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四方關隘，再加上北邊黃河，南邊秦嶺兩道天險，地理版塊十分優越，誰得“八百里秦川”誰得天下，古往今來十個朝代有九個都是這樣。
于是大批官員紛紛引經據典，論證“自古帝者必居上游”的道理；唐代杜佑說“夫臨治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一時間，朝堂上，進兵關中的呼聲壓倒一片。
可當時李慢侯退兵不久，岳家軍、韓家軍已經崩潰，無力北上。江藩集團的藩兵，也都全部退回，擔心天下大變，守江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