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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六節 濟貧(1)

  李慢侯一開始也很感興趣,以為那些思辨他也想不明白,對啊,明明鄉下更容易謀生,糧價更低,吃的更保,卻為什么還要留在城里呢,城里物價高,生活水平低,為何不回鄉。

  這個問題不是歸納總結和推理思辨能得出答案的,因為總有人從農村進城,也總有人從城里返鄉。直接去問他們,答案是千奇百怪。有的城市窮人覺得,留在農村沒意思,城里有大戲臺,有青樓,有酒肆,有各種各樣的稀奇玩意,這是貪圖花花世界的人。也有人覺得,城里更容易發財,在農村一輩子也就那樣了,得出來闖一闖,搏個富貴,畢竟這是初期商業社會,各種進城發財的傳說故事,不比海商的鬼怪傳奇少。

  可這些一定不是主流,隨著越來越多的答案出現,一個真實而不合邏輯的結論出現了:城市事實上比農村更容易謀生!

  城市工資比農村高一點,可是城市物價要更高,工資比物價,城市人的相對收入更低。調查也確定,城里人比農村人吃的食物更少,更寒酸。可在這種情況下,城里人竟然還能存下一點錢,而農村人反倒是更不愿意存錢,他們住在土豪的屯堡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的十分穩定安逸,自然沒有風險意識。城里的雇傭關系并不穩定,雇傭雙方沒有血緣關系,市面不好說解雇就解雇,因此城里人會存下一點錢防備。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了,李慢侯也會覺得,人肯定會選擇更安逸的生活,給自己的二舅、三叔當長工,就算偶爾窘困,借錢也容易。可是人口依然是往城市流動的,只要人不被束縛在土地上,他們就會往城市里集中,帶來城市化,越自由的社會,城市化率就越高。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如此,城里社會分化最為嚴重,最底層的民眾比農村更苦,但人口依然往城市里流動,形成大片貧民窟也不走。

  李慢侯有自己的猜測,雖然城里底層民眾生活水平低,但有一些其他補益。城市貧民壓縮自己的衣食開支到最低限度,卻多多少少會有其他消費。有明確的證據顯示,城市貧民身上的衣服比農村窮人更鮮艷,哪怕同樣破爛;城市貧民每年看的戲,比農村窮人要多的多,都是免費的大戲;城市貧民的子弟還擁有比農村窮人子弟更多的讀書機會,官府的鄉學不可能覆蓋所有人,只挑選最聰明的兒童免費入學,但還有一些富人開辦的慈善學堂,機會要多一些。

  也許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但數以萬計的做出的群體選擇,必然受某種規律約束。

  最終落到實處,肯定還是因為城里的工作機會比農村更多,雖然不穩定,全日制的工作也有可能失業,但即便是打零工,城市居民每年工作的時間,也比農村短工只在農忙時干活的時間長。因此平均下來,城里的收益更多。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的批評太多了,李慢侯也受到了影響,他也開始反思這種絕對的自由競爭的利弊。利大于弊是肯定的,那么弊端能不能有效避免?現代社會的做法是福利制度,雖然東藩府的財政收入已經極其豐厚,但肯定還比不上現代社會,因此不可能推行覆蓋全面的福利制度。那樣的福利制度,連西方發達國家都扛不住,更何況宋代時候的一個重商藩鎮呢。

  要不要濟貧?

  李慢侯開始考慮這個問題,濟貧是不是政府改作的事情?

  現代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是貧民運動博弈的結果,而不是社會精英的良善驅動。精英的良善行為那叫慈善,不是福利。福利是征服提供的一項服務,通過轉移稅收的方式,對弱勢群體進行津貼。

  從經濟上來講,這違反逆優勝劣汰原則,是低效的。無數經濟學家反對這種經濟策略,比如他們認為設置最低工資標準,會使雇主轉向雇傭更少人的經營模式,會帶來工作計劃的減少,更不利于窮人。福利政策,只會造就爛漢,只對最有優勢的群體有利。他們通過福利政策,讓窮人失去了上進心,讓社會階層固化。窮人開始茍且,富人地位加強。

  英國有很多貴族學校,富人花費大價錢將孩子送進去,接受嚴格的教育。而普通公立學校,卻推崇素質教育,學生貪玩,隨性,缺乏自律。貴族學校的孩子畢業之后,進入了牛津劍橋深造,窮人的孩子畢業之后進入了工廠做工,接受福利,衣食無憂。

  面對這種私人貴族學校壟斷大學學位的情況,英國政府試圖改善,所有人都以為,貴族學校的學生更容易考入一流名校,是師資力量更強。于是政府撥款,提高了公立學校的師資力量,讓平民學習的老師水平跟貴族學校相當。可最后發現公立學校的學生,依然考不過貴族私立學校。教育家進行深入調查,發現兩種學校最大的差別,不是師資和硬件,而是學習文化。即便有了好老師,可平民公立學校的學生依然不好學,誰好好學習,還會被嘲笑和排擠。而學生的藍領階層父母,也并不在乎孩子的學習成績,反正他們畢了業也有福利保護。

  于是得出這樣一個恐怖的結論,富人已經通過福利政策,買斷了窮人上進的通道。

  面對這種情況,李慢侯產生了兩難,其實濟貧很容易,掏錢就行了。每年掏出多少錢,公示出來,他能獲得名望,能改變形象。可是財政這樣花出去了,能真的起作用嗎?他可以增加稅收,或者從其他項目上縮減開支,然后給每個窮人發饅頭,甚至逢年過節的時候,給每個窮人分一點肉吃。

  但這樣真的能改變他們的窮困狀態嗎?

  這是假的濟貧,是為了博取名聲的手段,有錢人花錢買名聲是他們的自由,但政府將公共資源這樣浪費掉,并不合理。雖然李慢侯知道,總有一天中國人也會走這一步,但不是現在。現在他不需要擔心不濟貧,社會就會崩潰,窮人有怨氣就能推翻政府的統治。

  但他還是要濟貧,只是方法不同,他要真的濟貧,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李慢侯決定強迫所有窮人送孩子讀書。

  他是一個很重視教育的人,從他擁有治權開始,最先恢復的除了軍事外,就是教育。鄉學、縣學、府學三級體系,被他當做小學、中學、大學來推行。鄉學進行開蒙,識字即可。縣學進行邏輯培養,接觸數學、幾何學習,府學開始進行更高級的地理學、天文學以及大量通識教育,包括學習孔孟這樣的傳統學問。最高級的山東府學,則是兼容包并,在已經培養出傳統世界觀的基礎上,開始用中國式的思維,對其他文明進行解析,借助其他文明的思維方式反向解析中國文明。

  李慢侯覺得,真正的濟貧,是徹底改善窮人上進的渠道,給他們開辟一條上晉通道,比給他們一只雞重要的多。可人在窮的時候,渴望的往往不是知識,而是面包。

  所以他打算通過改變教育的方式斷窮人的窮根,卻不一定能得到窮人的歡喜。好在他現在處在不需要取悅民眾的地位,他不是現代政客,而是古代親王。

  于是從紹興十八年開始,李慢侯開始推行普及教育。以前每年支出的教育經費是三千萬貫,占了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卻只能滿足十分之一適齡兒童入學。為了讓窮人子弟得到平等的機會,學校是免學費的,而且提供飲食。但依然有不負責任的家長,將他們那通過嚴格考核的聰明孩子從學校里帶走,只為了他們從七八歲之后有用的一丁點可憐的勞動力。

  現在要強制了,所有窮人子弟都要求入學,至少學完五年的鄉學開蒙課程。至于能不能完成開蒙,讀書識字,看個人的造化吧。能給與一個機會,已經超越了時代。

  為此李慢侯需要將財政增加一半,光是向教育機構就要投入四五千萬貫資金。

  他可以讓學校承擔一部分壓力,一個先生必須帶更多的學生,之前的標準是三十個,現在增加到六十個。孔子還有七十二門徒呢,六十個學生可能無法全部兼顧,平均質量下降,但數量會增加。這樣可以壓縮更大師資支出,將效率提高一倍。可是開支依然會很龐大,因為提供給學生飲食,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因為數量實在是太巨大了。

  這些年,隨著土豆、玉米等高產作物引入,能養活的人口更多,只要能養得起,中國人就傾向于多生,盡可能多生。所以每次大亂之后,中國人的數量往往可以在一代人之內恢復起來。李慢侯最初割據山東的時候,整個北方不超過一千萬人,可如今光是山東一地,就已經擁有了一千萬人,河北東路人口三百萬,燕云地區也恢復到了兩百萬人口。兩廣沒有遭受戰亂,如今加起來有五百萬人了。許多孩子都是在這十年間生育的,人口結構很年輕,一方面是勞動力充足,另一方面是適齡兒童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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