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少，這個捐獻的小學以什么標準？”，歐陽震華問了一個具體的問題。{}《綠色》.
“標準其實沒辦法具體，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地利估計需求會有不同，不過我的建議是弄得好一點，至少20年之后不會被拆除，要包含運動場和圖書室”，陳康杰說的是實事求是的話。
“這樣的話，我估算，耗資會超過兩百億人民幣，再加上打深水井和水窖，起碼得五百億以上，如果每個省資助兩三所大學開展基礎性研究，還要培訓老師的話，光這部分，每年就起碼要120億人民幣，西部大學的科研水平總體來說和東部是有一個階梯型差距的，特別是和首都，明珠等地的大學相比”，歐陽震華稍微心算之后說道。
“或許會不止這么點，大學這一塊可能完全可以和大學直接合作，其他的部分雖然主導權在我們手里，但是一定程度上這需要和政府適當合作，而且絕大多數涉及的地方交通不便，運費和材料費會很貴，錢的事情你看著辦的，要通過多渠道的方式轉進來，不同的組織可以分工去做不同的事情，畢竟術業有專攻”，陳康杰幫著分析道。
實際上陳康杰說的沒有錯，五年之后核算，在這個項目上，從1995到2000年結束，整個耗資高達1200億人民幣，極大的改善了西部地區的基礎教育條件和農村生活條件，惠及人口達到兩億人，成立的五個慈善組織，每個組織每年花出去的錢有數十億之多。
這個項目，為后面更大規模的行動打下了基礎，培訓了人才，完善了操作模式和管理手段。
“這符合你要求低調的條件，放心，我會采用多支流的方式來轉移資金，而且，會只干不說”，歐陽震華很是理解陳康杰的要求和目的。
“對，就是這個意思”。
雖然陳康杰要求低點，只干不說，但是，當多年以后，有關陳康杰的資料被一步一步曝光，他做的這些事情，使得千萬億的人對他今天做的事情感動不已，很多很多人將他當成恩人。
實際上這真不是他所需要的，他只不過是不想抱著一個很巨大很空洞的金錢數字離開這個世界而言，他只覺得那是他應該做的，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思想和“樂善好施”的品質而已。['小說`]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想建立一個獨立智庫，我們國家雖然有很多智庫，但是都是政策性的，有具體的利益傾向，不是偏向這個利益集團，就是偏向那個利益集團，而且，還幾乎都是政府智庫，這會使得那些智庫在研究問題之前就有部門傾向在里面，很難發揮他真正的作用，影響力也很微小，基本上很難走出國門”，陳康杰突然之間又想到了一個問題。
“你是說像霍普金斯學會，卡耐基基金會那樣的智庫？”。
“是的，智庫其實是十分重要的，是軟實力的濃縮代表，我們國內的智庫的產品，除了推銷給國內政府，基本上就沒有市場，例如國家級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實際上是為中央政府服務，各省的政府研究室，就是為各省服務，大型央企，有自己的智庫，可是面很窄，就是為自己這個企業服務，這是很有偏向性的，雖然相當多大學也建立了智庫，可是他們的研究都需要政府的撥款，大學也是國有的，他們并不能做到真正的獨立研究。我們目前的智庫還有一個通病，那就是資金短缺，實際上，一個課題的研究，要深入的話，是很費錢的，需要許多專家攜同合作，為了保證信息的通暢和視野的開闊，要頻繁的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與其他知名智庫和大學做短期以及中長期的交流和互訪，最關鍵一點，智庫的研究基礎是信息，沒有充足的信息就不能做完整的研究分析，而我們國家的信息公布機制是相當緊和死的，國外的許多信息也不一定能夠全部免費拿到，這就需要花錢購買信息，說得實在點，假如要研究亞洲的經濟走勢的話，沒有各個國家統計部分最新的詳細統計數據，根本不可能得到一個很理性的結論，除了統計資料，還要各大銀行的內部資料”，陳康杰口干舌燥的說了一大堆。
“杰少，這是只花錢沒收益的事情啊，要是這么說的話，我們公司都已經有研究部門了，投資在內部，還能帶來收益呢”，歐陽震華對智庫的理解顯然沒有陳康杰的那么深。
“這就是我說的偏向性，我們內部的研究部門，那是只站在我們的角度去研究問題，缺乏客觀性，而且，一個大型的有規模的智庫，不僅僅要有投資專家，經濟學家，還需要有戰略專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外交家，軍事研究者，甚至地理學家，倫理學家和大批的自然科學家，記者，官員等等，就像那些國外的大型智庫，他們不僅僅研究經濟問題，還研究各國，各地區的政治問題，軍事問題，社會問題，歷史沖突，環境問題，未來的科技走向，甚至人群的心理走向，科技對人的影響等等，既然能夠有這么多有深度又客觀的研究成果，那么它的顧客就不只是本國政府了，還可以是各種大學，大型企業組織和銀行，國際組織，外國政府，ngo，某些政黨，甚至是普通老百姓，許多時候他們會做委托研究，這都是要收費的，這些研究成果會影響到許許多多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擴大軟實力的輸出，進而也許能影響到某一國政府的外交方針，影響到全世界許多理性的人對我們的看法，因為它是獨立的，所以更容易被對象所接受”，在陳康杰的眼里，一個好的智庫，是會帶來無限收益的，有些收益是能看見，有些收益是看不見摸不著，只能去感覺的，不管是哪種，都有現實存在的意義。
“照這么說，我們也不打算施加影響？不打算主導它的發展方向？”，歐陽震華總感覺不能為我所用有點得不償失。
“如果那樣的話，還叫獨立智庫嗎？那樣的話，還有什么意義呢？不過，你放心，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絕對的獨立，每一個智庫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會慢慢形成自己的個性和特質，特別是受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影響，就拿美國的某些獨立智庫來說，當研究到中華國的國情和綜合實力的時候，美國政府也許沒有對他們直接施加影響，但是，你別忘記那些研究人員大多數都是美國人，他們根本性很難擺脫他們的傲慢與偏見，會盡可能的多釋放對美國有利的信息，這是一定的，只是，他們站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立場上，他們的觀點會客觀一些，不像我們自己來研究同樣的問題，不是自夸過火，就是自卑過度，目的性太強，所以除了在國內有用以外，在國外，幾乎沒有市場，舉個例子，當有個人告訴你一件事，有十句話，其中九句是真話，一句是帶有偏見的話，那么結果就是你會十句話都全部信，但是那一句帶有偏見性質的話，就會影響到你的態度，說實話，美國人玩這一招玩得很好，不像我們，要么十句都是真話，要么就是五六句是假話，不管是哪種，不是對自身傷害很大，就是根本不被人接受，就拿我們公布的物價上漲統計數據來說，我敢講，估計超過一半的老百姓都不會信。最后，有一種心理邏輯會幫助我們，即便我們不會刻意的去影響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我們是出資人，會在潛移默化之中影響到這個智庫的利益傾向和價值傾向”，說完之后，陳康杰咕咕咕的喝了一大口冰紅茶。
“既然老百姓不信，那么怎么還那么公布呢？這不是傻瓜嘛，吃飽了撐的”，歐陽震華對這種低級的失誤很是不解和不屑。
“簡單，這是需要，如果公布了真實的數據，那么負面影響會很大，每個數據公布之前都會被修正，你看，我們公布的失業率，那都是很低的，原因很簡單，需要營造一個欣欣向榮的景象，人家也能說得通，因為他們列入的失業率只是城市常住居民的數據，要是加上流動人口，加上農村人口，如果老百姓知道失業率是百分之九點二或者十一點八，那會是什么效果和影響人家才沒那么笨呢，我們國家是精英社會，聰明人很多的”，陳康杰搖著頭說道。
“那應該怎么辦？”。
“這就需要一個獨立的機構來實實在在的研究類似的問題，拿出客觀的答案和研究成果，這對誰都有好處，就比如我們，能夠拿到所有的研究資料，這會幫助我們做好客觀的正確的決策，對政府實際上好處也不少，他們能發現并且修正自己的政策，這也是一種監督”。
“那政府會同意嗎？”。
“短時間內也許不會，不過慢慢就會，嘗到甜頭之后。再說了，也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會公之于眾，許多研究成果是只在小范圍內的使用，并且不得不說我們的開放政策會越來越加深，政府的信息也會越來越公開，或許很難達到我們需要的程度，但是我有信心當這個智庫闖出名堂之后，政府的態度會大為改觀”。看無廣告請到《綠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