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了內遷的胡人的問題，接下來就是商討是否出兵滅代的事情。
大臣們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所處的位置不同，故而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群臣各執己見，針鋒相對相對起來！
以崔皓、王猛為首的文官集團認為當下經過了朝廷的種種舉措，帝國的發展形勢一片大好，方方面面都需要投入資金，不應該在這個時候爆發大戰，把錢糧都耗費到戰事上。
而以李農、衛崢為首的武將集團則是覺得代國內亂，正是滅代的大好時機。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容錯過。
這個時候，崔皓心里一發狠，便怒視大司馬李農道：“李農，你休要在此饒舌！你以為打仗只是純粹的軍力比拼嗎？不，這是雙方國力之間的較量！而想要把一個偌大的代國吞并下來，我大魏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你知道嗎？這根本就無異于漢武帝針對匈奴的數十年大戰了！”
“這……”李農愣了一下，隨后就道：“令君大人，你這話就有些危言聳聽了吧？漢武帝之時的大漢，或許能跟咱們大魏相提并論，但是區區拓拔鮮卑，區區代國如何能與當時不可一世的匈奴人并駕齊驅？”
“匈奴的巔峰時期，北方及西北一帶的丁零、渾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族先后臣服于匈奴。甚至于漢高祖劉邦親率三十二萬大軍征討，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匈奴冒頓單于四十余萬騎兵圍困七晝夜！”
“劉邦是賄賂了匈奴人才逃出來的！之后漢朝采納了劉敬的建議，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以漢室宗女嫁與單于，并贈送一定數量的財物以及開放關市準許雙方人民交易。后文、景諸帝也是沿用和親政策以休養生息。然而匈奴仍不滿足，不時出兵侵擾邊界！”
“漢朝經過近七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國力大大增強，才對匈奴從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的！代國豈能與當時的匈奴人同日而語？”
沒想到李農對于漢與匈奴之舊事這么清楚，這倒是出乎崔皓的意料。
不過崔皓可不會就這樣敗下陣來，而是擲地有聲地道：“既然你知道這段往事，就不該勸陛下輕易出戰滅代！漢武帝時期，漢朝對匈奴先后進行了三次大戰，河南之戰（也叫漠南之戰）、河西之戰、漠北之戰。漢軍密集的大規模征戰前后持續了十五年，期間累積動用兵力達到一百多萬，數次深入匈奴腹地與敵決戰！但最后漢朝始終沒能把匈奴消滅不是嗎？”
“這不在于鮮卑人是否有當時的匈奴人強盛，而是漠北之地廣袤，一馬平川，實乃不毛之地，朝廷要之何用？而且鮮卑人多是騎兵，來去如風，我魏軍想要找到敵人的主力與之決戰談何容易？而且動輒大戰，兵線拉得這么長，不知道要派遣多少的民夫，消耗多少的錢糧啊！”
其實冉閔倒是很贊同崔皓的見解。
冉閔出身武將，他也想滅代繼而一統天下，但是冉閔是皇帝，從一國之君的角度上來看，現在與代國發生大戰，想要出兵滅代，實在是不是一個明智之舉。
打仗，要出兵馬，還要派遣民夫，還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尤其是在草原上作戰，戰線拉得太長了，魏國根本不可能派出太多的兵力。
要知道戰爭從來都不是單純的軍力比拼，蕭何在劉邦心中的分量比韓信重，李善長在朱元璋心中的分量比徐達重。
如果韓信、徐達是拳頭，那么蕭何、李善長就是供應血液的心臟，他們搞錢搞物的能力才是根本性的決定因素。
漢朝初期的疆土面積僅有二百萬平方公里左右，貧弱的漢政權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面對周邊四夷的侵擾大多時候都是忍讓退守。
漢武帝即位后一改漢朝對外溫和的形象，先后大規模派兵征討閩越、匈奴、南越、朝鮮、大宛、西南夷，可謂是四面八方無不出擊。
甚至也是無往不勝，先后在國家的東南西北增設了五原、武威、儋耳、文山、樂浪等30余個邊郡，使漢朝的疆土面積飆升到約1000萬平方公里。
起初雖有前任皇帝們積攢下的財力，但是幾年戰爭打下來，國庫很快就告急了。
尤其是與強敵匈奴的較量，密集的大規模征戰前后持續了15年，期間累積動用兵力達到100多萬，數次深入匈奴腹地與敵決戰，對國家財政實力的考驗是巨大的。
這種大規模軍需物資的籌集、漫長補給線的轉運、數十年的連續作戰，顯然也不是農業經濟所能夠負擔的。
所以后世人不免疑惑，同樣是遇到一位愛折騰的皇帝，為什么西漢沒有像秦始皇搞垮清朝、隋煬帝搞垮隋朝那樣，在漢武帝手里垮掉呢 這個問題可以換一種問法：漢武帝相比于秦始皇、隋煬帝的最大區別是什么？
軍政能力上或許難分上下，但財政能力上絕對是漢武帝更勝一籌。
漢武帝沒有把戰爭的負擔全壓到農民身上，他搞錢的策略可以歸納為三大法寶：征收工商稅、鹽鐵官營、收回錢幣鑄造權。
當時西漢是典型的國窮民富，在幾代皇帝休養生息的政策下，商賈們是最主要的既得利益群體。
《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了當時商業繁榮的景象：“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漢朝都城長安所在的“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關中以三分之一的土地、三成的人口，占有了六成的財富。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由于巨富的商賈太多，有車一百乘、有船一千丈的，才能稱得上是大商賈。
于是，因打仗而財政吃緊的漢武帝，祭出了他的第一大法寶：征收工商稅。
公元前129年，漢武帝下令“初算商車”，向商賈征收“車船稅”，規定：“商賈人軺車兩算，船五丈以上一算”，一輛車要納稅240錢，一條五丈以上的船要納稅120錢。
車和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運輸工具，漢武帝的這則稅令可以說是盯準了商貿活動的死穴。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下令“初算緡錢”，這是一則資產稅，是對商賈積存的現錢征稅，規定：商人財產每兩緡一算(2000錢納稅120錢，稅率6)，手工業者財產每四緡一算(4000錢納稅120錢，稅率3)。
后來為了打擊隱匿財產不報以及報而不實者，漢武帝又頒布“告緡令”，要求商人們申報資產，并鼓勵舉報虛假申報者。
一經查實，弄虛作假者將被沒收全部錢財，并罰戍邊一年，而舉報者將能獲得所沒收錢財的一半。
除此之外，漢武帝還下令對馬、牛、羊征稅，這是華夏歷史上第一次征收屠宰稅。
自古以來，鹽與鐵都是最重要的民生行業，西漢弛山澤之禁，并未實行鹽鐵官營。
所以在當時的諸多行業中，以鹽鐵商人為最富，他們積財逾萬萬錢，個個富可敵國。如果實行鹽鐵官營，這些鹽鐵商人的財富，就應當全部是國家的收入。
公元前117年，漢武帝終于要對這塊肥肉下口了，他祭出第二大法寶：鹽鐵收歸官營。
在理財大師桑弘羊的籌劃下，漢武帝下令設立鹽鐵丞，并任命當時著名的鹽商和鐵商擔當首任鹽鐵官，將鹽鐵的生產和銷售牢牢掌控在官府手中，鹽鐵之利盡歸國有。
當時，除了鹽鐵之外，漢武帝還實行了酒類專賣的酒榷制度，酒利也被官府所獨占。
這三項民生用品的官營讓漢武帝相當得意，他曾高興地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我還沒有增加賦稅，國家的用度就已經很充足了。
漢朝初年由于經濟凋敝，朝廷對鑄錢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諸侯郡國紛紛自行鑄幣。隨著漢武帝開征工商稅、實行鹽鐵官營，各地私自濫鑄錢幣對于財政和經濟的沖擊越來越大。
于是，漢武帝祭出他的第三大法寶：收回錢幣鑄造權。
公元前115年，漢武帝下令禁止郡國和民間鑄錢，指定上林三官為唯一的鑄幣機構，以其鐘官、技巧、辨銅三官分別負責鑄幣過程中的鼓鑄、刻范和原料，以所鑄新幣為國家的唯一通行貨幣，廢除過去所鑄的一切錢幣，并下令盜鑄金錢者處死罪。
收回錢幣鑄造權后，漢武帝終于贏得了與商人和地方諸侯之間的財富之爭，解了財政上的后顧之憂，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卓有成效的軍事行動，強悍的匈奴被漢軍趕到漠北，漢朝迎來極盛。
值得一提的是，漢武帝最初所鑄的新幣是三銖錢，又經過三次改革后，最終確定的便是大名鼎鼎的五銖錢，并一直流通到700年后的隋朝。
其實對于群臣來說，滅代與否，其實關系不大。
自古以來的華夏之地，除了南方的晉國部分疆域，現在就都是魏國的了。只要把晉國滅掉，冉閔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一統天下了，而且其疆土甚至比漢朝、晉朝都要大的多！
冉閔想了想，還是決定不出兵滅代，只接納那些內遷的胡人。
滅代的代價較大是一方面，更多的還是把代國滅掉了，如何安置這一百多萬的胡人？
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所以冉閔干脆不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