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朝，冉閔還很懵逼，便將王猛留在了建章宮，坐而論道。
“景略，今日的大朝會上，你為何站在文章的那邊說話？寡人想要富國強兵，就不得不變法，而變法就不得不推行均田制，而均田制想要順利推行，還要效果顯著，就不得不進行人口普查，而想要做到真正意義上的人口普查，就必須要推倒士族這只攔路虎！”
“但是士族們絕不會配合均田制的推行，也不會讓我們順利進行人口普查的。他們這么多年來不知道藏匿了多少的人口！這一次的高煜之死，就是寡人要鏟除宗主督護制，鏟除士族豪強的塢堡的一個契機呀！”
冉閔有些憤慨，有些不解，花費了這么大的氣力，好不容易抓到了潁川陳氏的小辮子，正想要擴大影響，利用這個事件大做文章，對士族們的塢堡下手呢，可是王猛這廝怎么一點都不配合，反倒還跟他對著干呢？
王猛淡淡的搖搖頭道：“大王，請恕臣下直言，關于此事，大王你做得確實不厚道。須知法不誅心，唯論言行！這，才是法家之精髓，這，才是變法之精髓呀！”
“此話何意？”冉閔有些不解。
王猛侃侃而談道：“大王，你不能隨意憑借自己的主觀臆測來確定一個人的好壞，行為是判定一個人功過的準則。命令或法令一經公布，就嚴格執行，如有違犯，就依法論處！”
“而現在高煜確實是死在了陳氏的塢堡之中，這是事實，但并非鐵證。要給一個人定罪，需要證據確鑿，使其百口莫辯，但凡人證物證俱在，談何辯駁？但是大王你沒有，你只是憑借著主觀的臆測，憑借著個人的喜好，帶著個人的目的去蓋棺論定，這不是在給咱們的變法增添許多阻力嗎？”
還給變法增添了阻力？
冉閔更是不解。
但是冉閔已經明白了法不誅心的意思。
“法不誅心，唯論言行”，是戰國時期法家的重要思想之一。
法不誅心，對罪與非罪進行了明確規范。
將“法不誅心，唯論言行”應用于司法實踐，有效厘清了人的內心想法與言行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
簡而言之，就是確定一個人是否犯了罪，要看他的言行是否是法律明文規定禁止的。法律不懲治人的內心想法，只懲處有現實危害的觸犯法律言論和行為。
王猛繼續道：“大王，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在法不誅心，唯論言行的理念指導下，人的內心思想是不觸犯律令的，也沒有寫進律令。即使有人主張對思想危險的行為進行懲處，官府也應以罪刑法定為依據，作出無罪推定，而不是作出有罪推定。”
“法律可以禁止人的言行，卻無法禁錮人的思想。對于每個人來說，內心的思想總是很活躍，也不乏危險的思想。比方我們和某一個人發生矛盾，或者某件事令我們很氣憤，內心甚至會產生將對方殺死一百次的想法。但事實上，那只是一時之氣，心情平復之后還會對自己有這樣的想法而羞愧。”
“要是法律誅心，對人的內心思想以犯罪進行懲處的話，恐怕世上沒有人不犯罪的了。法不誅心，唯論言行能有效防止別有用心的人以法律之名，行泄憤、報復、迫害他人之實。”
看著冉閔似懂非懂的模樣，王猛笑了笑：“大王，臣說了這么多，你都聽懂沒有？”
冉閔頷首道：“景略，你說的這些寡人都知道。寡人也知道作為一國之君，應當以身作則，不應該濫用職權，公報私仇，為了自己的目的而將刑事擅自扣在一個人的頭上。”
王猛點了點頭，沒說什么。
冉閔起身，向著王猛作揖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景略，寡人自知這是不應該做的事情，但是寡人想要新法順利推行下去，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啊！”
“這不是大王你將罪責強加于別人身上的借口。”
王猛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大王，須知法家主張的是法治而非人治。”
“噢？這法治為何？人治為何？”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人治之思想，在于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賢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
“儒家重視人治，主張為政在仁，法固然不可缺，但執政者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人治主張君主以身作則，施德行仁，并尚賢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禮治，以達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的境界。”
“簡而言之，就是主張把人治與禮治、德政結合起來。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難道是大王你想要的嗎？”
“不，這不是寡人想要的。”冉閔果斷地搖搖頭。
王猛又道：“推崇人治，不是不可以富國強兵，但是局限性有限，除非是賢明的君主在位，不然國家想要強大絕無可能。如春秋時的齊桓公，戰國時的齊威王，他們都是依靠人治來使得國家強大的，但是富不過三代，他們一死，國家就漸漸衰落了。”
“何以也？就是因為主張這種國策的國君薨了，而繼位的國君又施行了另一種國策，故而這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反之，就是法治。人治與法治是相對的，最為鮮明的例子就是戰國時的秦國！秦孝公重用商鞅進行變法，使秦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從一個瀕臨滅國邊緣的西陲小國，一躍成為了戰國七雄，乃至于后來的秦王嬴政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為何齊桓公薨后，齊國的霸業就沒落了？但秦國卻是在秦孝公、商鞅相繼去世后，秦國卻是愈加的強盛，甚至是長達百余年幾代人的強盛？這就是人治與法治的區別！”
王猛擲地有聲地道：“人治，人還在，政令就能繼續推行下去。但是人死了，政令也將不復存在！而法治，則是人無論生死，國策不變的情況下，即便是出現了碌碌無為之君，國家也還能強盛下去！政令也還能繼續推行下去！”
人治，即德治。
華夏古代德治與法治是兩種不同的治國主張，但實際上并沒有哪個朝代使用單一的治國方略，基本上是并用的，不過區別的是各有側重。
同時，也應看到，很多時候，德治和法治都服務于皇權。所以，實際上會表現出三種情況：
一、皇權至上，德法兼用。大部分的歷史時期都是這樣，這是典型的人治。這又分兩種情況，君主推崇德治，那么身后多數能拿個仁宗、孝宗的廟號，而推崇法治的強勢君主就復雜了，如秦始皇、隋煬帝等。限于篇幅，這里不展開討論。
二、法治為主，德治為輔。這種情況一般是君主較為弱勢，相權或其它權勢強于皇權，如曹操時期。
三、德治為主，法治為輔。一般是什么德宗、寧宗時期，皇帝或許儒弱，同樣也有權臣。
華夏古代，雖說儒治、法治方略是基于在人性前提，比如儒家傾向善、法家傾向惡，企圖依賴思想教育（德育）或法律懲罰（律法）來進行國家統治，但是最終強化的還是君權為核心的統治結構，君主變化了，治國方略就會有變數。
因此，能繼承和堅持先皇治國方略的，多數不會是糟糕的朝代，比如文景之治，仁宣之治。
冉閔聽了王猛說這么多大道理，總算是聽進去了，于是讓人把陳亮無罪釋放了。
“景略，但寡人對宗主督護制深惡痛絕，還是想要鏟除各地的塢堡，解放被藏匿的人口，你何以教寡人？”冉閔虛心納諫。
聞言，王猛云淡風輕的笑道：“大王還想不明白嗎？大王代表的是朝廷，是大魏國的主君，鏟除塢堡，解放被藏匿的人口，這本就是伸張正義之舉，大王又何必遮遮掩掩地搞這些陰謀詭計呢？恕我直言，大王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派兵去要求士族自行搗毀壁壘，釋放奴隸。”
冉閔聽到這話，頓時眼前一亮！
對啊！
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自己干嘛這么瞻前顧后的呢？
要知道，歷史上鏟除塢堡的王朝可不在少數。
東漢建立后，漢光武帝曾下令摧毀塢堡，但禁之不能絕。
此后各個朝代都有打擊塢堡的戰事，遠的不說，就羯趙一朝，石勒與石虎都曾不遺余力地攻破中原各地的塢堡。
就連冉閔的祖父和父親都曾經做過乞活軍的將軍，在塢堡里反抗趙軍的入侵！
冉閔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派兵去攻打各地的塢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