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二，東京皇城，垂拱殿。
御史中丞俞栗昂身而立，手捧笏板，語氣憤慨，奏道：“今日士風，有觀望茍合之弊，有頹靡不振之弊，有阿黨之弊，有誕謾之弊，有巧言譖愬之弊，有奔兢請托之弊。凡此六弊，皆起于好進，革好進之心，禮義廉恥為本。”
“今有知定州梁子野上表‘管下有嘉禾合穗，一科相隔五壟，計六尺三寸，生為一穗，并中間壟內，一科三莖，上生粟三穗’，實駭人聞聽，物極必妖，臣請令定州速貢嘉禾，以定真偽。”
玉階上，天子趙佶沉吟不語。
今日輪值押班的宰相余深暗自搖頭，朝堂爭斗了這么多年，純臣都快絕種了，怎的這個俞栗就是不開竅呢？
官家天資聰穎，所觸之事無不精通，登基之初，向太后還在聽政，官家尚未親政，便能一言而使跋扈至極的權相章惇“懼而退”。
如今，官家御極十二載，馭臣之術早就爐火純青，便是當朝第一人——位極人臣的蔡太師，不也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說用便用想罷就罷么？
以官家的圣明，又怎會被梁子野這種跳梁小丑般的臣子蒙蔽？
在梁子野之前，今年就有兩個奸滑臣子欺君而先后獲罪。
二月初一，河南府李譿奏“新安縣萬歲蟾蜍背生芝草”，官家不信，令其進蟾芝。
蟾芝入宮后，官家僅看了一眼，便說“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近侍取水盆浸泡一晚，蟾蜍和芝草自行分開，發現乃是用竹釘和膠紙，將二者強行固定在一起，由是，下詔責李譿欺君罔上之罪，作散官安置。
五月初七，又有知永嘉縣虞防上表，言“朝廷昨行當十錢，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所貴推行之得其人而已，前日異議之人，務快一日之私，上欺天聽，改為當三，亦誤國之一也。望特許興復，以便上下”。
對這種把握不準風向就投機的奸猾臣子，官家都懶得細查，直接下詔將其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
這幾年，州縣地方進獻祥瑞的，又何止李譿、梁子野兩人？
可以說天下州縣，幾乎爭相進獻，以至于玉芝產禁中殆無虛歲，凡殿宇、園苑及妃嬪位皆有之。
除了祥瑞，州縣也屢獻嘉禾。去年，便有知河南府鄧洵武言“秋禾大稔，自雙穗至十穗以上，嘉禾無雙”，又有榮州奏粟一莖九穗，蔡州奏麥一莖兩歧，或三五歧至八九畝近約十畝，遠或連野。
一個比一個膽大，一個比一個更駭人聞聽！
梁子野不過是追趕這趟風潮的眾多臣子之一，甚至都算不上惹眼。
俞栗才高八斗，是崇寧五年（1106年）的狀元，眼光是有的，其不言祥瑞嘉禾，而直指吏治士風積弊問題，也算言之有物，且有一定的政治頭腦，知道不打攪官家的興致。
只是行事還是過于剛直，前幾年還曾因“勿和于時”，由殿中侍御史貶知襄州府，官家能召其回朝，授以御史中丞之重任，足見官家明見萬里，用人上極有決斷。
但，官家也有苦衷，自興花石綱、修宮殿道館始，朝堂上下總有臣子變著法的進言，官家不堪其擾，屢次禁言，也難堵住眾臣之嘴。
而且，自六月份始，屢現災異，六月辛亥熒惑入井，隨后傳來成都大火，乙卯白虹貫日，七月熒惑犯太歲，歲星犯積薪。
為平息朝野物議，官家先后放出宮女三百八十三人。
不想，昨夜又有流星出斗西南方。
當此之時，天子急切需要能沖抵災異影響的祥瑞，就算明知梁子野欺君，也得暫時放過，若貿然同意俞栗所奏，諫臣們受此鼓舞，豈不是又要牽出一大堆事？
余深正思索間，忽聽玉階上天子綸音：“余相公可有奏？”
“臣確有奏，知鄆州事梁子美及知壽張縣事蘇瑾，聯名上表‘梁山四十二亡戶沐官家圣德，已登冊歸治，梁山匪患自消’。又，知成都府事龐恭孫上表‘夷人董舜咨、董彥博乞內附’，都堂不敢擅斷，請陛下圣裁。”
成都路保州董仲元、霸州董永錫二夷部乞內附，根本不是甚新鮮事，實際上，兩部在嘉佑（仁宗最后一個年號）、熙寧（神宗第一個年號）年間就曾兩次請命于朝，此類蠻夷素無禮信，今日附明日叛乃是常事。而梁山幾十戶亡戶歸治，也是政事堂就可以處理的“小事”。
但在這個敏感時機，將二者放在一起，意義便大不同了，這就是內圣外王，乃圣君所為，盛世氣象，有此兩奏，臣子們再想就梁子野之事借題發揮，扯到道觀、花石綱之上，就得掂量掂量了。
天子曰：“余相公所奏兩事，便依前例，俞卿所奏之事，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