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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九章 天未變道先變

  同舟社的發展策略,

  外人看不懂,內部非核心成員也未必能懂。

  說韜光養晦吧,

  從南到北,由東至西,

  所有的政治勢力,全部暴揍一頓,真是逮誰咬誰,行事無忌。

  說肆無忌憚吧,

  明明已經有了拳打金國,腳踢高麗的實力,

  面對最慫最弱的大宋,

  徐澤卻偏偏要悶聲發大財,選擇猥瑣的只挖墻腳不吭聲。

  在這種形勢下,

  同舟社未來幾年的發展形勢其實很難預料,根本沒法制定長期的“發展計劃”。

  如果可以的話,徐澤當然希望能有有長期穩定,

  給自己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讓同舟社一直挖空整個大宋。

  但大宋朝廷那幫神仙大能混蛋歸混蛋,卻是一點也不傻,

  他們遲早會發現徐澤的膽量和貪婪超出想象,靠綏靖買不來平安。

  最終,他們將不得不選擇對抗和打壓。

  只是,“神仙”的思維方式和常人完全不一樣。

  未來的幾年,究竟會發生哪些事,誰也預料不到。

  因此,徐澤并沒有盲目照搬后世的“五年計劃”。

  也沒有因為隨時可能會打仗,就稀里糊涂過一天是一天。

  實際上,同舟社從成立至今,徐澤就一直堅持邊抓建設邊擴大地盤的方針,

  而且,擴大地盤也是為了抓建設,讓治下百姓過得更好。

  其實,徐澤并沒有指望各部、曹能夠一次性就拿出可用的發展計劃。

  不算之前的改組后的工作磨合期,

  他又給了各部曹足足兩個月的時間,讓眾人慢慢準備,

  一次不行就多寫幾次,缺一手資料,不熟悉治下情況,

  還可以安排快船送到遼東去調研,務必要做出可用的計劃。

  制定年度發展計劃并不是一件簡單的臨時任務,而是有著極深的戰略考量,

  但包括趙遹、宗澤、吳用等人在內,沒人知道徐澤的真實用意。

  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過于“優越”,導致“古代”向四邊拓展的收益都不大,

  甚至,疆域擴張太大后,漫長的供給線,會使得維穩成本大過擴張所得。

  這使得歷代王朝一旦完成統一,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而將精力放在維穩上。

  “量入為出”是王朝管理的常態,甚至是較好的狀態,

  大部分的時間里,其實是“入不敷出”。

  至于制定長遠發展計劃,要哪玩意干啥?

  封建社會講究的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這句話出自大儒董仲舒,有很深刻的哲學內涵。

  一個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統治百姓,

  就必須改制,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等,

  以體現與腐朽沒落的前朝不同。

  但治理社會必須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變的。

  這一點,其實并不完全是糟粕,在后世也有一定的適用性。

  如曾經的超級大國,后來的毛熊,

  “根本大道”變來變去,受折騰的是普通百姓,得利的是誰?

  問題的根源在于此時的生產力不足,

  在“天”沒變“道”也沒變的情況下,天下的百姓“變”多了,

  多到開荒、移民都無法解決人多地少,百姓吃不飽的前提下,怎么辦?

  任何時代都有遠超常人的精英,新舊之交的人杰們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并不是后世鍵政者以為的“古人”如何短視,

  實際上,各朝各代的奠基精英們都有極長遠的眼光,

  也都認真的思考過王朝治亂循環的問題,并且想出了很多的辦法。

  但都無法突破“生產力不足”這道桎梏,

  既然開荒種地的增長速度,永遠都不可能趕上百姓的自然繁衍和增長,

  生產資料的“發展”有極限,而人的“發展”卻沒有極限——

  那鼓勵發展就是危險的、要命的、自取滅亡的。

  這一點,對當前的同舟社也部分適用,

  若是沒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消化人口過快增長的壓力,

  僅僅是之罘灣不斷增加的外來人口,就能把同舟社撐垮,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事實!

  經歷了人口銳減的亂世后,那些奠基王朝的人杰們痛定思痛,謀求出路。

  但受限于生產力的不足,最終都只能無奈選擇設計一個靜態的、穩定的、不變的理想社會模型。

  沒有誰會癡望王朝萬載,能維持幾百年就行,國祚延續的時間越長,就越成功。

  這一點,一直影響到后世,

  很多人衡量古代王朝“好不好”,照樣會帶入這個標準。

  因此,在治理國家的精英眼中,

  未來的幾年,“天”會變嗎,還是誰想讓“天”變?

  “天”既然不變,“道”也不會變,

  那制定未來幾年的“發展計劃”,就是極度的“政治不正確”!

  這并不是開玩笑,而是一件非常嚴肅的大事!

  當然,同舟社現在還處于造反的階段,并沒有完成大一統,

  就需要不斷發展,以完成“天變”,進而實現“道變”。

  但實現“天變”和“道變”以后呢?

  還要走老路么?

  實際上,現在的同舟社也解決不了人的發展與生產資料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但徐澤堅信,未來的同舟社一定能。

  所以,他讓眾人擬定發展計劃的目的,

  根本就不在發展計劃本身,其實是為了培養眾人制定發展計劃的習慣。

  在儒家獨大,就連同舟社學校的所有教習都是靠儒家經典讀出來的情況下,

  搞學術辯論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人如何能辯得過包括自己下屬在內的整個天下?

  徐澤也沒想用辯論的方式讓屬下人接受自己的思想,

  他更習慣用鐵一般的發展事實打臉,并讓所有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新的一切。

  同舟社上下早就適應了社首愛開會、開短會,要材料、寫干貨的做法,

  就連農曹曹首梁忠,也能用歪歪扭扭的字跡寫出能用的政令了。

  再多一個發展計劃,眾人也能很快適應。

  靜態模型永遠都不可能解決動態問題,

  社會是動態發展的,矛盾客觀存在,

  有矛盾不可怕,可怕的只是閉目塞聽,不去尋找解決的辦法,

  有矛盾就解決矛盾,解決不了矛盾,就改變解決矛盾的方法。

  社會便在這種矛盾——解決——再矛盾——再解決的動態循環中,不斷前進。

  徐澤就是要在漫長的“造反”事業中,

  培養眾人制定發展計劃,養成用發展眼光看問題的習慣,

  并最終將這一習慣固化為制度。

  待日后“造反”成功,

  誰再提“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屁話,誰就會被眾人當成異類。

  在同舟社各部、曹長官被徐澤的年度發展計劃折磨的欲生欲死的時候,

  之罘女學也被大宋著名女詞人李清照折騰的烏煙瘴氣——

  哦,不對!

  是歌舞升平,學術氛圍日漸濃厚時,

  好在,女學名譽山長趙竹嫻受折磨的日子終于到頭——領人的趙明誠總算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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