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輪訓結束的官員返回各自轄區時，登州的社會秩序早已經恢復正常了。
實際上，除了叛亂人員在之罘灣發動“突襲”造成少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外，其余幾家還在觀望消息的豪強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就沒出過自家的莊子。
這次叛亂的動靜雖不小，但造成的動蕩很有限，叛亂發生后僅三日，龔孝序便宣布解除登州的緊急狀態。
當然，解除緊急狀態只是相對于民間而言的。
該調動的軍隊三天內就已經全部調整到位了，至于之后野外訓練密度加大，跟叛亂之事無關，那是軍隊正常的訓練計劃。
總之，內緊外松，始終把風險控制在最小范圍內。
同時，龔孝序還將余四海、錢承恭、黃德等人的罪行公諸于眾，引得社會各界對這些破壞登州安定團結局面的老鼠屎一致聲討。
叛亂雖然被迅速平定，但彼時還沒有正式結案。
有利益關聯的人不趕緊跳出來落井下石與叛賊劃清界限，難道還要等某個喪心病狂的賊子攀咬自己？
龔孝序乃心思剔透之人，當然清楚治下這些人的小心思，但他的注意力已經不在這上面了。
社首之前反復交代，做事要會抓主要矛盾，做大事更要始終抓住主要矛盾。
叛亂案確實要徹查，以盡快消除隱患，但此事不宜擴大，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改革，而不是審案。
審案確實可以推進稅改，卻不能全靠審案來落實稅改，做過了只會適得其反。
在稅改中利益受損的大戶不管有沒有涉案，都不會感激同舟社，他們始終都是無法消除的不穩定因素。
辦一起大案確實能震懾更多的人，減少改革的很多阻力，但改革最終還是要看成績，而不是看殺人。
只有稅改能取得成果，讓占人數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等他們都真心擁護官府了，剩余的大戶就算再不滿也跳不起來。
因此，確認境內基本穩定后，龔知州便宣布了稅法改革的相關政策。
令人吃驚的是，落地的政策與之前的謠傳大相徑庭。
這次稅法改革的主要目標并非大戶，至少，不是專門針對他們。
改革的對象——所謂的“利益既得者”從來都不是某一個特定不變的群體。
這個群體隨時都可能轉化，甚至在改革的過程中，部分改革者本身也會成為“利益既得者”。
改革是利益再分配，是虎口奪食，是人性與人性的較量。
不是有好政策就一定能有好結果，在這場沒有硝煙卻同樣殘酷的戰爭中，不講策略和技巧，只會一敗涂地。
所以，絕大部分改革政策落地，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尤其是首戰突破口選擇上，更是非常關鍵。
龔孝序選定的突破口，是清查被民戶侵占的官田。
趙宋并不是所有田地都歸百姓私有，國家一直都有數量龐大的官田，天下最大的地主其實就是趙官家。
這些官田來源多種多樣，既有繼承自前代的田產，也有通過組織軍隊或招募客戶、流民開墾的荒田，還有收歸國有的逃田、絕戶田和罰沒田，而組織修圩和廢湖泊、陂塘等工程，更是能獲得大量的官田。
即便經常有地方官員和民戶通過冒佃、盜耕、收買等手段不斷蠶食官田，但私田轉為官田的進程也始終沒有中斷過，二者對流的狀態下，趙宋的官田數量并不少。
稅改之前，徐澤就充分考慮到各種情況，其中就包括大戶的反叛，但不論大戶叛與不叛，他都沒又想過直接打土豪、分田地。
若是有大戶不長眼，硬要反叛，當然要毫不留情地毀滅之，并沒收其家產；
但若是大戶們很茍，始終不反叛，同舟社就打上門去明著搶地，這樣做與匪寇何異？
土豪之所以“豪”，可不是因為有錢了才“豪”，大多數情況下，是“豪”了才有錢。
又“豪”又有錢的土豪又不是自己種的莊稼，你想割就任你隨便割？
相比起趙宋，同舟社的社會組織確實更加深入基層，但再深入也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同舟社的各級官吏和共建會骨干都是活生生的人，沒有誰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猴子，都有各自割舍不斷的社會關系。
他們有的和本地豪強沾親帶故，有的本身就是豪強子弟，即便沒什么根基的底層，也幻想著做豪強。
靠這些人，打土豪，做夢呢！
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簡單的裹挾百姓分浮財，而是一門非常專業的技術活。
它不僅需要嚴密的組織保證，還需要相應的理論支撐（簡單的說，就是分你的地也要分得“合情合理”，分得你無話可說）。
很明顯，現階段的同舟社還沒能掌握這門高深技術的精髓，盲目操作的話，很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入另一個極端。
所以，即便造反是改天換地，是利益再分配，是隨時都可以掀桌子翻臉的奪權行動，但光破壞一個舊世界是不夠的，最重要的還是建設一個新世界。
想要成功打下江山并牢牢守住，就不能一味使用暴烈手段。
要始終緊盯主要矛盾，合理運用多種手段，而不能因為造反就放任暴烈，更不能為了暴烈而暴烈。
治下私田快速兼并之勢必須抑制，隱田偷稅的現象也必須嚴厲打擊，但此事不能急躁，急躁解決不了問題，還會讓問題更復雜。
稅法改革只是手段，最終目標是“人心”，而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是土地改革，稅改只是土地改革的配套手段。
要完成土地改革，最首要的問題，是官府手中要有地，要有大量可供分配的耕地。
先把趙宋朝廷名下的官田拿到手中，以盤活當前局面，再通過稅收杠桿不斷逼迫大戶放血，就能促使土地兼并的持續逆向流動。
這種方法，要遠比直接進行高風險、難掌控、強對抗的打土豪行動穩妥得多。
不過，顯而易見，有膽量又有能力勾結官吏做手腳，將官田轉為私田的，絕不可能是普通民戶，所以，這項政策最終還是要落到一些豪強地主的頭上。
但轉了一圈后，性質已經不一樣了。
打土豪是以強硬手段剝奪豪強“數代辛苦經營積累”的“合法財產”，沒有階級論支撐，此種行為就是標準的以強權奪私產賊寇行為。
豪強們只要不采取過激手段對抗，就能合情合理又合法地硬頂軟抗。
而清理官田則是手握大義，變“私”為“公”，變非法為合法。
即便是在趙宋治下，侵占官田也是能治罪的，只是趙宋吏治腐敗，各種食利階層盤根錯節，治理太難而已。
趙宋解決不了的問題，同舟社來解決，這就是歷史負責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