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頁 待徐澤統帥大軍回到諸城時，京東東路的動蕩已經徹底平息。
除了極少數自持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官紳找到社首，狀告長史宗澤擅權致治下民亂、李逵擅殺滅多家大戶滿門外，其余人都明智的選擇了閉口不言。
這些告狀者并非都是惡意的“反面派”，因個人的身份不同，其目的也各異。
或是因為利益相關，不得不跳出來，不能不跳出來，不敢不跳出來；
或是為了邀名逐利，以引起徐澤的注意，好在欣欣向榮的同舟社中博取一個好位置；
或是持身以正，憂國憂民，真的為了同舟社的長治久安建言。
對所有狀告，徐都選擇了“留中不發”。
同舟社尚未建國，徐澤也不是皇帝，但在同舟社管轄范圍內，他已經是一言九鼎般的存在，任何動作都會被很多人深入解讀。
“留中不發”并不是對此事不管不顧，其本身就代表社首清晰的態度，懂的人自然懂。
經歷此次大亂之后，京東社會氛圍也沒有平亂之前那么“和諧”了。
一些底層百姓變得更激進，而沒有參與叛亂的大部分豪族大戶則變得更謹慎。
這一點很正常，徐澤也早有預料。
潛藏在平靜表面下的，是更深的暗流，何時才會再爆發，或是在潛藏中被消滅，就看他的手段了。
詳細了解各地叛亂始末，并處理完這段時日積壓的政務后，徐澤就離開了諸城。
到各地檢查隨大軍北上的杭州百姓生活狀況，順便考察各地的共建會建設和稅改落實情況，同行的演出隊也帶來了新排練的節目。
社首仿佛根本不在意大戶叛亂和平亂之事，自始至終都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但沒有意見本身就是意見。
檢查的途中，徐澤陸續頒布了三條“社首令”：
其一，“處罰令”。
京東東路規模龐大的抗稅叛亂，也有不少官吏牽涉其中。
有些與大戶利益相連，或是大戶家族子弟，而受到叛亂的大戶牽連；
有些則是看不清形勢，兩頭押寶，為大戶通風報信，奔走呼號；
有些“心懷忠義”，不忘舊主，身在徐營心在趙……
不教而誅是為虐，徐澤雖是逆取天下的造反者，卻一直很講“規矩”。
打天下的關鍵時刻，徐澤不惜利用戰略欺騙也要爭取時間，舉辦官吏輪訓、組織巡視巡察，改革考績目標等等，以整頓吏治，取得的效果也是巨大的。
這種情況下，還有人看不清形勢，逆潮流而動，就怨不得他人了。
所有牽涉叛亂的官吏，無論文武，皆由法曹和監曹依據相關法度處罰。
同舟社的根基不在士大夫，也沒有“不殺士大夫”的“好傳統”。
不想妄丟前程和性命，就要積極適應同舟社新的生存法則，活在新世界，還想延續老傳統，談都別談！
其二，“減稅令”。
在趙宋高額的稅收基礎上，同舟社治下所有田稅削減三成，以后還要逐步論證削減相應的錢、役、獻、捐等不合理稅種。
此令惠及包含官田佃戶到大地主在內的所有階層，以占據道義制高點，為的還是進一步強力推進梯級稅制。
減稅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藏富于民”，歷史上所有執行藏富于民政策的朝代，最終富了的都是極少數人。
而財富過度集中，官府通過稅收得到的財富越來越少，沒辦法實現社會資源的再分配，王朝便會逐漸走向死亡。
“減稅”的最終目的恰恰是通過減掉不合理的朝廷實際也收不到手苛捐雜稅，為中下層百姓增收，擴大內部消費市場，增加工作崗位和稅種，增強社會經濟活力創造條件，從而做大經濟總量，以創造 (本章未完,請翻頁)
第(2/2)頁 更多的稅基點。
而對各行業龍頭和掌握社會財富的上層，則要通過梯級稅制收取更多賦稅，并限制其發展。
以此，雙管齊下，不斷增加政府總收入。
只有掌控更多資源的政府，才能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社會再分配中，從而達到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目的。
財富只會追逐更多的財富，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
指望藏富于民富起來的富豪們“自覺投身公益事業”，或許某些個體可能做得到，但就整個富豪階層來說，絕不可能。
稅收和再分配是延續王朝命脈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絕不能假借他人之手。
其三，“重商令”。
相對于農稅“一刀切”的總體減三成，工商層面的稅種和稅率調整就要復雜得多，但總體上也降了大約一成半。
追求更多社會財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藏在人性中的本能。
舊體制下，百姓有錢后，除了購買土地擴大生產外，基本沒有更好更穩定的盈利興家手段了。
社會各階層有了錢就置地，地多了更有錢，有錢再買地，以此循環，成了死結。
打破這種死循環，不能野蠻的殺殺殺，更不能只限制不引流。
不然的話，掌握大量閑置資金的豪族大戶出于種種顧慮，也會不斷挖地窖藏錢。
哪怕同舟社有銀行，還給利息，但你總不能強制別人都存錢吧？
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會急劇衰退，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重視工商，引導社會財富投向多元化，當然不能只體現在在減稅這種低層次上。
相應的政策配套，管理和服務機構建設，以及擴大工商者正當的社會權益（比如逐步廢除對工商階層在衣食住行等禮制上的歧視性政策）等等。
但這些政策，徐澤沒有打算一步到位，甚至很多權益也不會主動放出。
他不喜歡無緣無故的給予，同舟社的政策肯定有“階級”偏向，但不管哪個社會階層，自己的權益都要自己去爭取，前提是在同舟社的規則之下。
違者，祝朝奉、李應兩家的下場便是榜樣！
這是一場事關政權根基的大戰，徐澤表面云淡風輕，實際卻是絲毫也不敢放松。
盡管相對于趙宋政權來說，同舟社的根基已經非常牢固了，但相對于開創前人未有之局面的徐澤來說，這個根基還遠遠不夠。
而在兩浙路，另一場大戰也已經開始。
少了徐澤這個不斷搞事的大反賊如山般的壓力，輕裝上陣的朝廷大軍終于在可以展開對賊軍的大規模清剿。
童貫到達杭州，指揮朝廷大軍同時展開對歙州、睦州、婺州三個方向賊軍的進攻。
趙宋朝廷為了“協助”京東兵馬平亂，精心抽調各地精兵強將。
天子命童貫為并、淮、荊、浙諸路宣撫制置使，譚稹副之；
婺州觀察使步軍都虞候王稟為統制；
鄜延路總管馬軍副都指揮使劉延慶都統諸路兵馬；
其中，楊惟忠、辛興宗統熙河兵，劉鎮統涇原兵，楊世可、趙明統環慶兵，黃迪統鄜延兵，馬公直領秦鳳兵，翼統領河東兵；
加上京畿禁軍、東南第一將與第七將等江南兵馬，總兵力近二十萬，可謂精兵強將云集。
為確保萬無一失，童貫明確宣、池、饒、信、建、溫、臺、越等州兵馬八萬外圍封控，防止賊軍走脫。
主攻方向睦州置兵力四萬人，還包括同軍二師牛皋部；
歙州、婺州為偏師，各兩萬人；
宣撫制置使童貫親率四萬兵馬為機動兵力，隨時準備增援。
各部預置到位后，同時發起進攻，務必要一舉蕩平賊軍以絕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