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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唐開科舉后，便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語，非常生動地反映了科舉之途的難度極大，很多人考到老都未必靠得中。
對動輒四五十歲才能殿試高中而出仕的“正途”官員而言，讀書時間比當官時間更長才是人間常態。
教主道君皇帝御極二十五年，比很多科舉出身官員的政治生命都長。
其人又聰明絕頂，政治手腕相當了得，多年下來，通過蔡京等白手套一再掀起朝堂爭斗，硬是將朝臣被換了一茬又一茬。
最終，充斥朝堂的臣子基本成了趙佶一手提拔起來的應聲蟲。
其人的地位因而極其穩固，就算這些年來一再作死，臣子們頂多是變著法地勸諫，卻沒人敢提出換皇帝的建議。
若不是趙佶懼同入骨，在大同帝國入侵的關鍵時刻自己拋棄了天下，李綱、吳敏之流即便能力再強，蹦噠得再歡，也奈何不了其人。
趙桓剛被立為皇太子時，蔡京進獻了一套大食玻璃酒器，以與儲君拉好關系，趙桓也非常喜歡。
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陳邦光卻趁機進言，說是蔡京故意以寶物迷惑太子心智，趙桓怒而砸爛了這套酒器。
未過多久，天子便下詔令陳邦光提舉洞霄宮（實際是罷職），池州居住。
有此事可見趙佶對一切可能危及自己皇位的人都和事都極為敏感。
趙桓雖然做了十幾年的儲君，根基卻非常淺薄，被道君和臣子們強行推上大位，談掌控朝堂，純粹就是個笑話。
其人并不傻，或者說為其出謀劃策的臣子們并不傻，清楚登基之初絕不能輕易處置道君留下的寵臣，就算有“民意”加持也不行。
因而，趙桓僅僅是下詔將西城括田所之前搜刮的田地返還給“百姓”，并沒有處置陳東上書所列“六賊”中的任何一人。
效果卻格外好，當即贏得一片歌功頌德之聲——不只“倒道派”。
表面看，是天下人看到了新君不同于舊皇，確有革除天下積弊的大決心，大宋中興有望，而自覺為其造勢。
實際卻是另有隱情。
無論從哪方面講，趙佶都是昏君無疑。
但昏君也分很多種，他就是那種智商極高且志向遠大的昏君。
沒錯，教主道君皇帝很有志向。
其人登基后，選用的第一個年號為“靖中建國”，本意就是努力化解新舊黨爭，營造上下一心的局面，以統合力量振興大宋。
只是，這個年號僅用了一年，就換成了“崇寧”。
不再求靖中，只想崇寧，很直觀地反映了趙佶治國理念上的轉變。
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趙佶親政一年多，驅逐了權相章惇，啟用韓忠彥、曾布等人，基本穩定了政局，欲要有所作為。
但放眼大宋，卻是一副行將就木的爛攤子，根本無法承載其人的勃勃雄心。
大宋脫胎于混亂的五代，本就先天不足。
宋太祖趙匡杯酒釋兵權被后世視為寬和典范，但其本質卻是皇帝以富貴爵祿收購軍頭們手中的兵權。
換句話說，就是掌兵重將們“自廢武功”，再不能重復“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五代歷史，趙匡則給予他們不用打打殺殺也能富貴數代的特權。
得國過易，建國的過程中又缺乏“戰斗性”，便使得大宋接受了五代遺留的諸多社會矛盾。
而趙匡的繼承者們除了神宗趙頊和道君趙佶兩個另類外，其余人皆充分繼承了太祖皇帝“寬和”的性子，不斷向特定的群體讓渡國家利益。
最終，打造出了歷代以來獨此一份的“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如此，各種特權階層不斷膨脹并瘋狂攫取國家財富，沉重的社會矛盾讓立國僅僅數十年的大宋提前進入了白病纏身的暮年狀態。
早在仁宗時期，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就主持實施了“慶歷新政”。
“慶歷新政”僅僅是微小的政策調整，就因為觸犯了太多人的利益而受到極力抵制，最終慘淡收場。
此后，又拖了二十多年，到神宗即位，大宋的財政問題已經極為嚴重，虧空多達一千多萬（匹、石、貫、束、兩），就連英宗的葬禮都辦得極為寒酸。
并不是神宗皇帝好大喜功想改革，而是大宋已經到了不改革則破產甚至亡國的窘迫境地，不得不改，不敢不改，不能不改。
但改革冠以再多崇高的理由，都改變不了其就是利益調整的事實。
大宋國力窘迫至此，靠小打小鬧已經無力挽救時局，必須大刀闊斧地改。
靠壓榨小民自然不行，大宋對小民的壓榨已經夠深了，再榨也榨不出二兩油，還有極大的穩定風險。
因而，神宗皇帝只能向特權階層開刀，剝奪他們的部分利益以補足國用，且這一“部分”并不小。
威望最隆的太祖皇帝都不能辦成的事，沒什么威望的神宗皇帝能辦成？
所以，結果早已注定。
熙豐變法最終失敗，其實與拗相公王安石用人不當沒有根本上的關聯，與神宗皇帝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使得大業半道而殂也沒多大的關系。
只因反對力量太過強大，而大宋這種畸形政體根本沒有自我革命的可能。
熙豐變法雖然失敗，本就是為了各自利益而戰的新舊黨爭卻沒有就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最終演變為一方主政必然盡廢另一方之法，并驅逐對方所有朝臣。
趙佶改元崇寧，其實就是“靖中建國”的美好設想已經破滅了，新舊黨爭充斥每一次朝議，換誰也受不了，只能“崇寧”。
其人逐漸意識到在熙寧變法以前，皇帝凌駕于所有臣子之上，即便朝中有黨爭，皇帝也只是超脫于外的裁決者。
但經過熙豐變法、元祐更化、紹圣紹述的連番折騰，大宋皇帝已經事實上與執政派聯成了一黨，不再具有超越的地位。
要想做事，就不能再有幻想，必須乾坤獨斷，一意孤行！
當然，皇帝無論如何也不能親自下場，必須有白手套。
神宗有王安石，哲宗有章惇，而他趙佶有誰？
其人開始頻繁流露欲修熙、豐政事，再振大宋的志向。
起居舍人鄧洵武身為天子近臣，明白了趙佶的志向，趁機進獻《愛莫助之圖》以獻，極力向道君推崇蔡京。
蔡京搖擺于兩黨之間，名聲早臭了，還因為黨附向太后，被親政后的趙佶貶斥過。
但道君為了自己的大志，還是決意啟用其人。
先拜尚書左丞，隨即又取代曾布為右仆射。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蔡京宦海沉浮數十載，閱人無數，早練就了一雙識人慧眼，自然能夠分辨皇帝這話是出自真心，還是耍嘴皮子，也知道皇帝究竟需要什么。
其人當即頓首謝恩，表示愿為天子盡死。
未過多久，道君便進蔡京為左仆射，開始了這對君臣長達二十多年的合作與斗爭。
蔡京主持的很多改革受到了有識之士的抵制，甚至是人身攻擊。
但其遭遇與數十年前得神宗皇帝支持的王安石相比，并無本質上的區別。
都是打壓寄生在王朝肌體上的吸血蟲，從他們手中奪取財源用于富國強兵，以挽救大宋不斷衰敗的命運。
因而受到舊黨或者說利益既得群體的抵制、污蔑、彈劾再正常不過。
只不過，拗相公王安石行得正坐的直，政敵很難對其進行人身攻擊。
而蔡京此人簡直就是標準的奸臣模板，隨便找找都能找出一大堆。
其人上位之后，彈劾就沒中斷過，承受了利益既得群體絕大部分的火力。
道君則躲在幕后，通過數次罷相，既拿捏有些飄起來的蔡京，又能保證新法在磕磕跘跘中不斷推進。
趙佶登基以來，大宋王朝國土未增而賦稅不斷增加，這些錢財除了供其人揮霍享受外，也做了很多管長遠的實事。
比如改革科舉制度，繼續實施王安石改革時就已經設立的三舍法，并大力推廣縣學、州學、太學三級官辦學校等。
其目的都是為了抵消大族的教育資源優勢，讓知識下沉，進一步大宋王朝的擴大統治根基。
而在全國范圍內大力建設居養院、安濟園、漏澤園等“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救濟制度，更是開創性的善政。
君臣二人聯手，不僅有富國和惠民之政，還有強兵之舉。
崇寧四年，趙佶下詔改開封府界為京畿路，并于京畿四面置四輔郡。
以拱州（崇寧至宣和年間數次調整，最終轄襄邑、柘城兩縣）與潁昌府、鄭州、開德府共同為東、南、西、北輔，每輔屯兵二萬。
大宋執行強干弱枝的國政，設置四輔，就是加強國家防御力量。l
原本禁軍巡夜打更每月給錢五百，在蔡京的主持下，直接增加十倍。
這在他朝來說有些荒唐，但大宋就是這國情，丘八們就認錢，有錢就有戰斗力，更多的錢就是更多的戰斗力，沒錢說啥都是虛的。
當然，如同慶歷新政、熙豐變法必然失敗一樣，道君主導的變法也必然會失敗，即便其人擁有王安石一樣優秀的臣子，也照樣會失敗。
一切都已經注定，無法更改。
只不過，在對反對派的處理上，趙佶比其父趙頊更加“堅定”，受到的反彈自然也更大。
而其人又是標準的昏君，既要富國強兵北伐燕云，又要個人享受大搞花石綱，還要裝神弄鬼見道觀，不玩脫才是見了鬼。
結果，便是禍害了整個天下。
以李綱為代表的眾臣明知道趙桓治國的水平遠不如他老子，且明確拒絕當皇帝，卻仍要扶其人上位。
除了趙桓擁有合法的儲君地位之外，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其人不僅“不類”道君，還喜歡與自家老子對著干。
這樣的儲君才是“完美”的皇位繼承人，才能撥亂反正，再現“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輝煌。
這才是趙桓在內憂外患的緊急關頭，下詔將一部分國家利益吐給“百姓”后，眾臣就迫不及待地歌功頌德的根本原因。
若不是同軍進展太快，讓這場中興大戲才開場就趕緊換劇本的話，大宋臣子們還會把新君抬到更高的位置。
迷夢初醒，壞消息便接踵而來。
同軍第四軍解珍拿下東京城后，牛皋便親率大軍南下，迅速接管京畿路各縣，并命一部人馬沿惠民河而下，攻入潁昌府長葛縣。
潁昌府一旦陷落，同軍便可經北面汝州或東面唐州攻入南陽府。
而同軍第五軍王進部也接連攻下淮寧府宛丘、商水、南頓三縣，并率軍繼續向西南方向突進到蔡州境內。
蔡州的西邊就是唐州，很明顯，同軍第四、五兩軍就是要夾擊南陽府。
幾乎與此同時，同軍第三軍史進部也兵出河東路。
一部由絳州攻入永興軍路河中府，直入西軍老巢。
一部由懷州攻入孟州，威脅河南府和鄭州。
第三軍只是佯動，攻破河中府聞喜縣和懷州溫縣，取得前進據點后，便沒有再深入，卻牽動了多地兵馬。
尤其是進入臨安勤王的西軍士卒，得知同軍攻入老家，頓時軍心不穩。
不過，勤王兵馬畢竟還沒與同軍正面接觸，就算軍心不穩，有老將種師道彈壓，暫時還不會出太大的事。
其他的地方卻出了大事。
新皇倉促登基，朝中人心惶惶，要想穩住朝政，非兩三日可成。
但同軍已經侵入國內，時間不等人，朝廷也不可能被動等同軍一路打到臨安來。
趙桓之前便安排了內侍梁方平領兵前往潁昌府長社縣，以居中呼應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的兵馬，并阻止同軍鑿穿鄭州直接南下。
梁方平到位后，就與其徒日夜縱飲，探報不明，奭敵無備。
待到同軍岳飛部騎兵繞過長葛突然出現在長社，梁方平部宋軍一矢未發便大潰當場，連帶著附近的臨潁、襄城（汝州）等縣守軍也受到驚嚇而爭相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