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宗皇帝趙光義滅掉北漢后,不顧眾臣反對,強行北伐,硬是將開國精銳兵馬大半葬送于高粱河。
七年后,其人又趁著遼國新君初立內部不穩之機,再命三路大軍北伐。
結果,還是慘敗。
此后,宋遼兩國攻守易勢。
這期間,白藤江之戰交趾獨立,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戰黨項坐大,蜀地又爆發王小波、李順起義,嚴重打擊了趙光義的個人威望。
為了自己的帝位穩固,其人只能不斷強化守內虛外和以文馭武的國策,逐步削奪軍頭的權力,使得向來有造反傳統的軍隊戰力盡廢,再無法對趙氏江山造成嚴重威脅。
等到趙光義死去,大遼為報復大宋屢次興進犯而大舉南下時,大宋軍力不振的問題便顯露無疑。
遼軍連戰連捷,鑿穿了河北路,兵鋒直抵澶州(即后來的開德府)濮陽縣城下。
危急之時,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寇準的力勸真宗皇帝趙恒御駕親征,宋軍士氣復振,守住了搖搖欲墜的防線。
遼軍則因孤軍深入,戰線拉得過長補給困難,又攻擊守阻,情況相當不妙。
不過,宋軍雖然主場作戰,而且人數比敵人更多,卻是守城有余攻擊不足,想趕走戰力強悍的遼軍同樣不容易。
遼國承天太后蕭綽意識到繼續對抗下去于兩國都不利,乃主動釋放和談的善意,最終與大宋達成澶淵之盟。
從此,兩國結束了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狀態,并開啟了此后一百多年的和平時代。
宋遼兩國簽訂盟約后,遼軍主力如約班師回朝。
但一些隨主力南下的部族武裝還沒有撈夠錢財不愿意就這樣走,仍賴在河北各地劫掠,趙宋朝廷乃以大軍“護送”。
如今,同宋兩國簽約后,正乾皇帝就立即分批退兵,卻又沿途招攬官吏百姓,嚴重擾亂了各地社會秩序,與當年遼人南下時情景看起來有幾分類似。
李綱以澶淵之盟舊事上書,實際是建議皇帝派大軍驅逐行動拖拖拉拉的同軍,必要時打幾場反攻,如果能夠趁機奪回失地那自然再好不過。
同軍這次入侵來勢極為兇猛,眼看就要攻破大宋國都臨安城,趙桓冒險出城見了徐澤一面,才乞求對方放過自己一馬。
現在,局面占優的正乾皇帝主動撤軍,趙桓好不容易才松了一口氣,打心底里不愿再招惹強大的同軍。
兩國議和之后,其人便聽取了部分臣子的建議,下詔追封范仲淹為魏國公,追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并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此詔絕非小事,而是對道君二十多年殘酷打壓正派士大夫的撥亂反正,代表著大宋朝政將要再次由新到舊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是極為強烈的政治信號。
詔令一下,眾多正派臣子就爭相上表為皇帝歌功頌德。
同軍尚未退去,趙桓便被臣子們捧到了挽救江山社稷和百年國運的神壇。
其實,趙官家并沒有這么復雜的想法。
其人只是單純地認為自家老子信用新黨開啟黨禁,才致大宋江山殘破到如今這一步,也讓朝野內外對他罵聲一片。
既然新黨解決不了大宋的問題,那便讓舊黨再次出來執政。
親賢臣遠小人能不能治好國,暫時不知道,但至少能讓他落個“好皇帝”的名聲。
其實,絕大部分能力超群抱負遠大的君主并不在乎臣子們對自己的評價。
君與臣,本就是對立又合作的主從關系,君主的抱負應該是名垂千古的歷史功業,而非非狗屁不是的士林輿論。
但對趙桓這等根基淺薄的又缺乏政治手腕的皇帝來說,士林輿論就非常重要。
沒有“真正的賢臣”支持,一幫尚未出仕的太學生就能以輿論裹挾民意,對其指手畫腳,甚至肆意屠殺傳詔內侍,并逼迫皇帝任用他們認為必須重用的賢臣。
現在,天子剛剛下達追封舊黨魁首的詔書,就立即受到大批臣子的擁護。
這種擁護不僅是口頭上的叫好,還有實實在在的利益交換——部分臣子便上書請求天子懲處暴民重振朝綱。
這正是趙桓需要的輿論,其人當即順應民心,詔誅當日士民暴動殺死內侍的為首者,并禁士民伏闕上書,廢除因戰爭需要向百姓敞開的苑囿宮觀之令。
如此,君臣各取所需上下一心時,李綱卻建議追擊同軍。
趙桓擔心由此招致急于穩定內部的群臣反對,拿不定主意,只能向作戰經驗最豐富的軍帥種師道征詢意見。
種師道剛剛進京就碰到這攤子爛事,除了在心底問候屌毬不懂還他娘盡瞎指揮的李綱祖宗十八代,還能有什么意見?
當年遼軍南下,是異族入侵,是低賤的胡人踐踏高貴的漢人。
大宋禁軍雖然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可淪陷區河北各地軍民卻沒有放棄,針對契丹人的反抗和襲擾一直沒停止過。
遼軍孤軍深入,攻擊受挫后路又不穩,補給都成了大難題,這也是遼人明明局面占優,卻在受阻于濮陽后果斷議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澶淵之盟簽訂后,宋軍有民心依靠,北上收復失地就相對比較簡單,一路上實際并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斗,可以說是真的“護送”遼軍離境。
現在的情況看起來和當年差不多,實際完全不一樣。
大同帝國不僅不是異族政權,還極善于收買人心,控制新收復之地很有一套。
即便各地大戶對注定要削奪他們利益的同軍心有抵觸,可在同軍強大的政治攻勢面前,沒有底層百姓當刀使,他們也翻不起半點浪來。
事實是大宋的各路、州一旦被大同拿下,當地的百姓很快便會忘了朝廷。
另一方面,徐澤公開造反后,同宋兩軍數次大戰,都是大宋禁軍完敗,導致將士們懼同入骨,根本不愿與同軍正面交手。
甚至,一些宋兵故意打敗仗,就是為了投降大同不用再過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
以兩軍的實際情況而言,現在派軍追擊同軍絕對是沒事找事。
就算真能打勝仗戰果也有限,可打了敗仗則后果不堪設想。
李綱這大頭巾卻不顧百年前后完全不同的客觀事實,胡亂引用澶淵之盟的例子出這等餿主意,讓老種如何不氣!
他統帥的陜西諸路勤王兵馬雖然沒能及時趕到臨安城下,卻也沒當看客。
其部出內鄉縣后,與前來岳飛部交手過十余次,可以說是無日不戰。
西軍戰力確實不如同騎,可數量畢竟十余倍于后者,只要穩扎穩打,步步為營,根本不懼這點騎兵。
但問題是同軍主力日夜攻城不停,朝廷十萬火急,臨安城隨時都會被攻破,同騎可以不急,勤王大軍卻等不起。
種師道只能行險用計,設下了幾個圈套,寄希望逮住機會讓重挫這股騎兵。
可惜,這名叫做岳飛的同軍小將極為狡猾,每次都能窺破種師道的精心布置,并將計就計,吃掉一小部誘餌就跑。
而宋軍將士則對同軍有了心理陰影,稍有傷亡就撒丫子跑路,根本不敢與之硬拼。
即便以種師道的威望,也不敢逼急了這幫丘八。
其實,就算將士們敢打硬仗,種師道也不敢命部隊放開了追。
因為同軍的主力就在不遠處,這部騎兵如此囂張,搞不好就是徐澤拋出的誘餌。
萬一大軍不小心追進了同軍的包圍圈,導致大宋這支最重要的有生力量被葬送,那可就真的要亡國了。
如此,幾次三番下來,西軍勤王兵馬雖然沒有遭遇重創,卻被神出鬼沒的同軍騎兵折騰得夠嗆,士氣極度低下。
仗打得如此窩囊,將士們怨氣很重,對他這個主帥也頗多怪話,種師道還能忍。
可數萬大軍被千余同騎所逼,離都城近在咫尺卻難再進一步,直到同軍撤走才趕至臨安城下,雖然軍事上的損失極小,政治上卻嚴重失分。
其人殫精竭慮為朝廷保住元氣,不僅沒有受到英雄般的待遇,還被各方詰難。
朝中諫官針對其人手握數萬勤王兵馬卻頓兵不前,坐視臨安被圍天子百官幾欲被敵人擄去險惡用心口誅筆伐,彈劾都堆成了山。
老種還沒法辯解,誰叫勤王大軍打了這么多仗,損失還不到千人呢?
你種師道若無異心,為何不敢拼命?
幸好老種的資歷足夠老,在如今軍帥凋零又急需用人的大環境下,天子還真不能把他怎么樣,頂多留著這些奏章惡心人。
所以,皇帝現在征詢其人李右丞“護送”同軍的建議,種師道無話可說。
不過,李綱這個建議也不是一點用都沒有。
汝州、唐州、潁昌府等地失陷后,本就潰兵、盜匪橫行,現在同軍退兵又招攬一波官民,各地更加混亂,沒有大軍進駐,短時間內別想恢復正常秩序。
因而,種師道明知道追擊同軍的主意餿透了,也只能昧著良心附和李綱的建議。
而且,為了政治上不再失分,其人還得積極請戰。
大宋最能打的文武重臣都支持派重兵護送同軍出境,趙桓這沒主見的皇帝也只能順應人心,派兵出征了。
趙官家當下便分遣將士,以卒萬于數道并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
并詔凡依附同朝的官民只要復歸本朝者,朝廷不予追究,許各還其鄉國。
出兵前,軍帥種師道再三要求各部務必大張旗鼓,緩進勿急,只要將同軍禮送出境就算完成了任務。
其人強調這么多,就是怕有人貪功,導致仗打完了還敗一場。
各部軍將也不想枉送性命,出南陽府之前都嚴格遵守了制置使的要求。
但得知同軍早在三日前就果斷撤出境內且一路不停后,一些軍將便有了別樣心思。
須知道,這次同軍入寇,汝州、潁昌府等州縣官員可是盡皆降敵了的,盡管天子下詔免除了他們的罪責,但大軍不到,哪有那么容易反水?
這種不用打仗就能收復失地的大功,誰不眼紅?
另外,遍地的盜匪也是功勞,還有金錢。
這些人趁著天下大亂可沒少撈好處,軍爺們再從他們手里劫下錢財天經地義。
宋軍將士不敢跟同軍交戰,卻對這些戰斗力更渣的盜匪沒有半點心理陰影。
既能得功勞,又能撈錢財,還能恢復軍隊士氣的好事,誰會拒絕?
于是,各部逐漸放開了手腳,開始搶功勞競賽,并很快搶紅了眼。
有些人追不到到處亂竄的盜匪,便將注意力放在了驚慌失措的百姓身上。
汝、潁等地的百姓萬萬想不到,同軍打過來沒多少的事,甚至還保護百姓。
反倒是入侵者退走之后,才是他們噩夢的開始。
但百姓做完噩夢后,就輪到宋軍自己了。
當宋軍統制楊世可率兩千人渡過潁水,準備向東收復潁昌府長社時,同騎突至。
其部當即大亂,將士們爭相渡河,淹死者眾……
事實上,統帥騎兵師的岳飛雖然殺了回馬槍,卻沒有再啟戰端的想法。
只因楊世可等人急于求功,鬧得實在不像話,為了震懾這些眼里只有錢財不顧惜百姓的家伙,其人才決定殺一殺他們的銳氣。
此“戰”中,同騎僅僅沖鋒了一段距離,并沒有與宋軍直接解除,也沒有射出一箭,便嚇得兩千宋軍爭相蹈河,造成了死傷數百的夸張戰果。
戰報送至正乾皇帝御前時,徐澤的車駕已經返回了河北,正向河東路進發。
宋軍向來都有禮送侵略軍出境的光榮傳統,戰部的戰前推演就考慮到了這一點,徐澤在撤兵前便給岳飛等人下達了“勿輕啟戰端也勿漲宋軍士氣”的命令。
因而,收到岳飛送來的“請罪書”后,正乾皇帝非但沒有追究其人的問題,還下詔予以表彰,并派人前往臨安,質問宋廷意欲何為?
臨安城中,繼解除黨禁,釋放重用舊黨的信號后,趙桓這段時間接連出招,正努力將因大戰而內外混亂不堪的大宋扳回正軌。
同軍主力撤出南陽府的當天,其人便下詔京師解除戒嚴。
次日,再詔精減明堂班朔布政官。
解除戒嚴是展示朝廷有控制局勢的信心,穩定京城人心的必然舉措。
而精簡禮儀官員編制,依然是撥亂反正的行動。
同軍全部撤出南陽府后,趙桓繼續努力做一個“好皇帝”。
其人先是下詔大赦天下,并詔諭士民,自今以后國家一切事務一律遵照祖宗舊制辦理,凡是蠹國害民之事一律停止、廢除。
一日后,再詔罷除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及殿中監、符寶郎,并詔用祖制選擇能得軍心的武臣為同知、簽書樞密院,以有威望的邊將為三衙統帥,要求監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
以此,期望朝中重臣能各安主業,抓好本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