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大早，壽春縣城中的同軍斥候便循著宋軍留下的痕跡，一路追出了近五十里。
自然是——沒追著。
韓世忠確實驍勇難當，殺上了城墻還能憑借提前的布置退下來。
但訓練有素的同軍也不是吃素的，其部展開反攻之后，便是長槍、短刀、箭矢遠近配合，攻擊節奏并不快卻相當穩，殺傷效果更是不容置疑。
最后的撤退階段，陸續爬上城墻的七十多名宋軍死的死，俘的俘，折損殆盡。
包含韓世忠在內，僅有四人最終逃脫，且個個都受了不輕的傷。
同宋兩軍戰力差異巨大，李綱戰報中的雙方戰損超過五百人自然不存在。
但同軍最終的傷亡也接近百人，憑此數據就知道時間并不長的襲城戰況有多慘烈。
為了防范同軍隨后的報復行動，韓世忠連夜命剩余部隊直接撤回廬州境內，就連之前預置在合寨鎮的蘇格部接應人馬和六安縣的楚國璋部疑兵也一并撤回。
不過，其人顯然是多慮了。
緊張地等了好幾天，同軍第四軍仿佛根本不在意當晚的襲擊一般，始終沒有派兵攻擊壽春府以外的各地宋軍。
其實，壽春縣遭襲的次日午時前，駐守下蔡縣的同軍師正張雄便趕到了壽春。
其人詳細了解了昨晚戰斗的詳細經過，確認守軍的應對并沒有大的問題，便向軍部如實上報了頭日晚間的戰斗經過，并命部隊停止對宋軍行蹤的追查。
戰術手段服務于戰略目標是中高階同軍軍官的必修課之一，尤其是張雄這類從建軍之初就走到現在的軍師職軍官，更是時刻不忘自己任務屬于全軍戰略中的哪一環。
同宋兩國已經全方位拉開了差距，宋軍也完全被同軍壓著打。
這種形勢下，就算趙宋王朝能出幾個名將，并依靠奇襲贏上一兩場，也改變不了同興宋滅的必然結局。
類似壽春縣夜襲這種戰例不僅不會打擊同軍官兵的士氣，反而是幫助同軍檢驗戰備制度落實情況，有利于建軍后就沒受過重大挫折的同軍將士保持警惕性。
對于優勢一方的同軍來說，以堂堂之師正面打贏宋軍，再以更加深入基層的治理體系接管地方，就能不斷擠壓宋軍的活動半徑。
以己之長攻敵之短方得用兵之要，放棄自己的長處，跟只能憑借軍士血勇發動奇襲的宋軍見招拆招，才是丟了西瓜撿芝麻。
張雄在壽春縣僅待了一天，初步穩住城中秩序后，就帶著部隊繼續向南，當天便拿下了僅有數百宋軍防守的安豐縣。
隨后，其人一面向軍正王進匯報本部最新進展。
一面又以大同淮南巡撫使司授予的名義派出信使，要求壽春府剩余的霍丘、六安兩縣維持好城中秩序，等待同軍前來接收。
由是，緊張不已的韓世忠才沒有等來同軍的報復。
正如大宋淮南路宣撫使李綱之前的顧慮，同宋兩國爭奪的焦點并不在壽春府，影響戰爭走向和勝負的決策者們也不在淮南路。
事實上，徐澤向第四軍發出兵進壽春府的命令后，就算準時間派石秀前往臨安，向趙宋朝廷提出嚴正交涉：
因趙宋遲遲不能解決淮南路的動亂，導致潰兵和流民不斷涌入淮、宿等州，嚴重影響到了大同邊疆安全和百姓的正常生產生活。
大同朝廷決定出兵壽春府幫趙宋朝廷平亂，后者需約束淮南各地駐軍，以避免兩軍沖突，并付給前者相應的“維穩費用”。
李綱關于韓世忠奇襲壽春縣的戰報送到臨安時，大宋朝廷就已經在大同使者的威脅下亂作一團。
準確地說，是本就激烈的大宋朝堂爭斗，在大同使者的催化下，變得更加激烈了。
善于養望的“明德相公”范致虛僅僅做了兩個月太宰，便因實在處理不好國事還盡捅婁子，而被頭大不已的皇帝趙桓罷免了。
接替范致虛成為首相對吳敏乃是主戰派。
在同宋兩國才簽署停戰協議正攜手展望美好未來的大背景下，吳敏為太宰這個任職安排本就只是權益之計。
其后，自認看懂了皇帝真實意圖的臣子們就反復上書，彈劾主戰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李綱。
李綱已經被逐出朝堂，彈劾其人既是痛打落水狗的必然之舉，也是為了牽出與其穿一條褲子的吳敏，最終還是為了徹底將主戰派趕下臺。
吳敏歷經趙佶、趙桓兩朝，常年在中樞出任要職，見多了大臣們的起起伏伏，自是非常清楚大宋朝堂爭斗傾軋的殘酷性。
其人就算自己不戀棧首相之位，也不敢輕去，必然要想盡辦法保住李綱。
偏偏這李綱著實沒法讓人省心，其人到淮南沒有多長時間，就搞出來大事。
穎州在行政上屬于京西北路，不在淮南路宣撫使司治下，為了逼迫李成就范，朝廷才將穎州、蔡州和信陽軍三地軍隊調動之權配屬給李綱。
正常情況下，就算要殺人立威，也是在淮南路隨便挑個沒眼色的軍將殺掉得了。
但李綱這死犟的性子就是不改，偏要殺掉駐地在穎州卻對朝廷威脅最大的勝捷軍統制焦安節。
結果，引發了李福造反的一堆爛事。
潁州亂兵入淮之初，吳相公還能勉強壓得住。
但等到李福坐大，禍亂半個淮南路后，不僅處在平亂第一線的李綱因無力平亂而考慮一死以謝天下，遠在臨安朝堂之上的太宰吳敏也極為難熬。
言官多次彈劾李綱為軍功而擅殺武將致民生涂炭無果后，便將火力對準了首相本人，一時間彈章堆成了山。
離首相之位已經不遠的門下侍郎耿南仲也密奏天子，言“吳敏有黨”。
耿南仲是少數能得皇帝真正信重的潛邸重臣，其人的彈劾非同一般，而“有黨”之語更是極其毒辣，乃是戳中趙桓的隱刺。
就在趙官家下定決心免掉吳敏首相之職時，淮南路宣撫使司卻不合時宜地送來了韓世忠陣斬李福盡逼降亂軍的捷報。
言官們之前彈劾地焦點主要集中在李綱不通軍略而導致淮南大亂，太宰吳敏又為黨派利益一味包庇其人。
但韓世忠關鍵時刻平定動亂，充分證明了淮南路宣撫使李綱確有識人之明，而首相吳敏在朝中的調度之功也不可沒。
如此一來，再彈劾李、吳兩人就有些說不過去了。
但大宋朝堂還沒來得及消停，大同帝國的使者石秀就帶來了淮南之亂久久不能平定，其國已經出兵幫助大宋平亂的消息。
所謂輸人不輸陣，當著石秀的面，崇尚氣節的大宋臣子當然要嚴厲大同擅自干涉大宋內部事務的惡劣行徑。
但等大同使者拋下“三日內不給答復便不要談”的狠話退下后，朝堂上便迅速亂作一團，一些還算冷靜的臣子想到了必須找出人來負責此事。。
左正言程瑀上言：
“臣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則得傅說，周宣王則得仲山甫，漢宣帝則得丙魏，王相協心，相與圖治……
陛下自即位以來，於今三時，邊陲未寧，黎元擾動，興滯補敝之效，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
……吳敏、耿南仲昏懦，唐恪傾險，此政事所以曠敗而不振。昇下宜別選英賢，以圖大計。”
此公棍掃一大片，卻是只確診不開方。
反正國家衰敗至此，袞袞諸公都逃不脫責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彈劾了再說。
這也是比較保險的策略，言官有風聞奏事的權力，就算說錯了也不要緊。
不過，這種策略的殺傷性顯然不夠，頂多是讓相關受彈劾者“待罪府中”，方便其余人繼續落井下石。
但大同限定的三日時間還有大半，貿然開口有押錯寶的可能，多說多錯不如一默。
事實證明，程瑀的謹慎是對的。
當日稍晚，淮南宣撫使司就傳來了韓世忠奇襲壽春險些得城的急報。
李綱明顯玩了“屢敗屢戰”和“屢戰屢敗”的文字游戲，但這份戰報對于正被大同使者威脅就快跪了的大宋朝廷來說還是很及時的。
哪怕扛到最后還是要跪，也至少要跪得體面點。
韓世忠確實沒能奪下壽春城，但這一戰證明了宋軍并不是沒有反擊的膽氣和實力。
如此，就足夠了。
經歷上次的大戰后，大宋君臣上下一心，勵精圖治，國力日漲，已經不是大同隨便派個使者來威嚇幾句就能任人宰割的大國了！
這種想法很有市場，并不是才“勝”了一仗，大宋君臣就飄了，而是屢戰屢敗的大宋太需要一場勝利來證明自己可以堅持下去。
同強宋弱的現實暫時無法改變，“以戰促和”就成了大宋君臣保全江山社稷和家族榮華富貴的必然選擇。
這種形勢下，勇武敢戰的韓世忠必須賞，指揮有度的李綱也不能換，居中協調有功的吳敏——又躲過了一劫！
不過，正因為奇襲壽春之戰的戰果太過“輝煌”，反而顯得有些假。
趙桓之前才下旨撤掉了各地做走馬承受（廉訪使者）的內侍，使得其人對前線情況的了解只能依據守臣的一面之詞。
萬一李綱為了自保而欺君怎么辦？
為慎重起見，次日大早，趙桓便命館伴使以淮南軍情試探大同使者的口風。
石秀自然不知道壽春縣剛剛發生的戰斗，但其人根本不在乎情報的真假和戰斗勝敗，反問館伴使“貴國可是做好了大戰準備”？
大同使者一句話便驚醒了還在做夢的大宋君臣。
前線的戰局如何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朝廷可曾做好了大戰準備？
顯然，“一直在準備中”的大宋王朝從來就沒有“做好大戰準備”的時候，朝廷根本就有直面大同威脅的底氣。
很快，如何妥善解決壽春府之事，避免淮南路成為第二個河東路，就成了大宋君臣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應對方法也不復雜，除了照單落實按照大同的要求外，就是追究造成淮南亂局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這又涉及到吳敏、李綱、韓世忠等人功過是非的重新界定。
換句話說，就是朝廷要打自己的臉了。
好在，安豐、霍丘、六安三縣相繼不戰而降的消息送至臨安。
前線形勢仍然不明朗，但至少說明了同軍根本就沒有收到被襲的影響，反而是淮南兵馬坐視壽春府全境陷落而無能為力。
進一步推測，則可以得出一個讓人厭惡的結論：
根本就沒有什么壽春縣奇襲戰，一切都是自知無法收場的李綱搞得鬼！
對這種為個人私利而罔顧江山社稷的賊子，必須狠狠地懲罰。
而要扳倒李綱，就得先整垮吳敏。
于是，御史中丞陳過庭親自上書，彈劾太宰吳敏：
“臣聞漢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單于曰：‘漢置丞相非賢也，一妄男子上書得之矣。’
蓋宰相非其人，取笑四方。現天下形勢亦如是，而責其撫百姓，鎮四方亦難矣。
臣謹按太宰吳敏不才而喜為奸，無識而好任數。又其天資險佞，籧篨戚施，面若畏人，退而害物。
自童幼時為蔡京父子養於門下，側媚狎昵，日益親附。方鄭居中作相，與京搆隙，京乃峻擢敏輩，列於侍從，分布親黨，四面刺探，當時被其中傷者不可勝計……
居真州不能擇交，而與臟污罪人石悈宴飲游從，近乃召悈赴闕，士論大喧，其罪九也。”
陳過庭不愧為御史中丞，比起言之無物的左正言程瑀老辣了太多得多，其人不僅深得集中火力攻其一點的兵法精髓，而且言辭也非常犀利。
“九罪”之論是將吳敏從天性到人品，從能力到動機，全盤否定了個遍，更是將其人與大奸臣蔡京牢牢綁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倒吳”的信號一旦發出，已經站邊的朝臣們自然知道該落井下石了。
隨即，便有臣僚上言：
“近嘗論列吳敏掩蔽上皇內禪之德，當投荒裔，以為不忠之戒……
且陛下自即大位，屏去宮嬪，不邇聲色，近以星文謫見，減膳避殿，以消天變，憂勤恭儉，前古未聞。
敏身為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報國。
邇者重造金器數百千，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斯而已。木石肺腸，略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伏望遠賜投竄，雖未是償誤國之大過，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
朝臣幾乎一面倒地彈劾吳敏，讓本就對首相起了疑心的趙桓更加厭惡其人。
于是，在大同帝國的軍事威脅下，大宋皇帝再次順應人心，下詔：吳敏罷太宰中書侍郎，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彥州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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