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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名覺得熊蘭提出的問題確實需要思考，雖然退伍老兵不是都像熊蘭這樣精于算計，不過大多數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有了先例，以后的退伍工作就不好做了。
“不能讓率先響應官府移民號召的士兵吃虧，”略一思索后，鄧名就拿定了注意：“所有簽字退伍的士兵可以自動享受十年的最惠待遇。什么叫最惠待遇呢？就是無論以后的十年里有人談出什么優惠條件，他的待遇都會自動提高，與最好、最新的條件看齊。比如一個士兵簽字退伍時，定下的條件是補償給他二百畝，后面有人談出了五百畝，那他也自動獲得三百畝的增益；再比如一開始說的是十畝山林折算一畝耕地，后面有人的折算是二十比一了，那他也要獲得同樣比例的補償。而且這個只是向上看齊，而不會向下，將來的補償條件若是不如他們的，官府也無權收回已經授給他們的土地。”
“十年……”有幾個與會者面露遲疑之色，因為他們都覺得這么長的時間里不一定會出什么事，如果定下了最惠條款，那官府在未來就只可能吃虧卻不可能占便宜。
“國公這個辦法好！”熊蘭又是第一個表示支持的，他拍手叫道：“這真是釜底抽薪，大部分人沒有了后顧之憂，就會先行一步去綿竹、江油等地圈地；那些留下來和官府精打細算的人肯定都能明白，他辛苦一場也沒有占到任何便宜，大家待遇都一樣；而且靠近縣城的地和遠離縣城的地肯定不是一個價，在他和官府討價還價的時候，最好的地都被先去的人圈得一干二凈了。”
如果拒絕退伍補償的老兵很多，官府也會非常頭疼，因為沒有居民就會讓川西集團重返江油變得代價高昂，更擔心他們的抗議和不滿會影響同秀才的參軍熱情。但若是只有幾個人的話，官府就完全不害怕了：幾個人不接受補償就不接受好了，他們的影響力有限，而且退伍的士兵是一批接著一批，而空閑的土地只會越來越少。就算沒有這幾個人，川西集團一樣能在江油等地駐扎軍隊，從當地居民那里獲得生活物資和必要的幫助。
“只是三年的最惠待遇就差不多了。”熊蘭提出了一個修改意見，在他看來十年是太過慷慨的條件。這些土地雖然現在還在永歷天子的名下，不過很多川西集團的官員都認為這遲早是鄧名的私人所有；所以現在太慷慨，就等于是在揮霍自己未來的財產：“一年或許稍微有點短，可能有些人會想著先在都府找份工干著，看看風向再說；但是三年就足夠打消大部分人的觀望心思了。”
“沒有必要和我們的同秀才斤斤計較。”鄧名搖搖頭，他從來沒有把國家的土地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而移民工作更是需要爭分奪秒地進行，越多的人愿意在第一時刻前往江油等地，川西集團就能更早、更多的收益。
既然鄧名這個主人都不在乎代價，而是認為時間更重要，熊蘭他們這些管家也不會固執己見，退伍補償的修改方案就此確定。
接下來就是討論短期戰爭的進攻方向問題，現在成都周圍完全沒有可進攻的目標。
建昌是同盟，而且還不斷受到吸引，越來越迅速地向成都靠攏。很多建昌將領都開始到成都游玩，類似劉曜、楊有才他們之前的表現。
而重慶沒有值得勒索、搶劫的財物，最值錢的恐怕就是各式寶石加工刀具，其中大部分還都是川西剛賣給他們的，就是搶回來也沒有地方可賣。再說四川還要指望這條銷售渠道把廉價的緬甸特產出售到清廷控制區。
夔東的情況和建昌差不多，而且因為劉晉戈、周開荒他們的關系，成都哪怕是和建昌打起來都不可能和夔東發生武力沖突。
再距離遠一些的是湖廣，湖南盛產稻米，屬于川西目前最不需要的貨物，武昌留作銷售渠道的益處比強搶到手要好，因此張長庚也被排除在四川的攻擊名單外。
接下來就是南昌。這里倒是有瓷器，不過要是搶江西的話還不如搶江南，反正都走了那么遠了，江南遠比江西的物產要豐富得多，蔣國柱能掏出來的賠償也要比張朝拿得出來的多得多。不過這兩地都存在一個借口問題，剿鄧總理衙門目前似乎越來越紅火，張長庚申請朝廷同意后，在武昌也設立了一個分部，周培公已經掛著四省布政使的銜了。
這個總理衙門的建立，讓鄧名辦事方便了很多，只要和周培公打好招呼，貨物從武昌到南京一路暢通無阻，不用像之前那樣和武昌、南昌、南京三個地方談判。而且成都的貨物也只需要向總理衙門繳納一份賦稅就可以了，而不是之前那樣，明軍的貨船每到一處，都要向當地的清廷地方官府納稅。
但壞處就是讓東南的清廷督撫變得團結起來，現在不會再出現以前那種競相坑害鄰居的行為了。如果鄧名沒有任何借口就去攻打蔣國柱的話，武昌和南昌的二張也不會像幾年前那樣幸災樂禍，而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因此，看起來似乎只能打浙江。浙江總督趙國祚（因為鄧名的影響趙國祚一直沒有調任山西）上次向福建總督李率泰借兵抵抗，但最終還是一敗涂地，繳納了贖城費送走了川軍。聽說最近他一直在和蔣國柱私下聯絡，說不定過些時候也會奏請朝廷批準建立溫州剿總，讓周培公兼領浙江布政使。
任堂等人都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現在還沒有發生只是因為福建總督李率泰堅決主剿，所以趙國祚還在遲疑不決，怕露出破綻被福建的主戰派發現，反倒給自己惹罪。川西集團都認為，若是等周培公就任浙江布政使，那攻打浙江就會變得和攻打南京一樣投鼠忌器，所以要打趁早；現在去痛打趙國祚一頓，還不至于引起長江中下游督撫們的激烈反應。
不過即使還沒有設立溫州剿總，打趙國祚似乎還需要尋找借口。因為上次任堂、周開荒他們收贖城費時，許下了三年不來的諾言。而趙國祚幫助明軍收羅工匠等，也做得讓人無可挑剔。如果毫無理由地攻打他，同樣可能會激起剿鄧總理衙門的驚恐不安，有損川軍言出必行的聲譽。
“或者干脆去打福建。”終于有人提出了這個建議。福建比浙江要窮，路途更遠；閩督李率泰的水平比較高，而且作為海防重地，駐扎在福建的清軍質量和數量都要高于浙江。更有耿繼茂這個藩王，藩王的私人軍隊戰斗力比駐防部隊還要可觀。
因此，攻打福建是一件成本高、收益小的軍事活動。雖然可以指望金廈的鄭軍協助，但戰利品勢必也要和他們分享，這會進一步降低出兵的收益——而鄧名已經向帝國議會的議員保證，不經帝國議會批準，他不會發起任何需要川西父老貼錢的軍事行動。
“寧可對外食言，也不能對內食言，還是先以浙江為假想目標制定計劃吧。”鄧名指示軍方先以此為基礎準備作戰方案，計算一下再次進攻浙江可以獲得的收益：“再把江南也算一算，如果一定要食言，那路過南京的時候勒索一筆也是好的。”
雖然鄧名嘴上說他已經做好了無理由撕毀協議的準備，但其實他完全不打算這么干。之所以讓手下準備進攻浙江和江南的預案，是因為鄧名覺得他隨時可能會與南京、杭州進入交戰狀態，這個原因就是“文字獄”。
雖然不精通歷史，也不知道“莊氏明史”案以外的文字獄各大案的名稱，就是唯一知道名字的這個文字獄，鄧名也不知道爆發的時間。但他覺得滿清肯定要大肆迫害江南文人，而這是鄧名一定會出手干涉的，就算不是為了發動戰爭，他也不能坐視清廷如此為非作歹。
預先做計劃就是為了避免明軍到時候措手不及，不要在臨近行動的時候才發現完全沒有準備。可是鄧名至今仍沒有見到任何文字獄爆發的跡象，這讓鄧名也不禁有些懷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的影響，使得清廷對漢人言論方面的容忍變得要比他前世強了。
北京。
經過一段時間的審查，鰲拜已經發現了好幾起大案。比如去年吳縣有十幾名秀才哭孔廟，控告知縣貪贓。在鄧名的前世，蔣國柱因為鎮江之敗被免職，由朱國治接任，吳縣縣令屬于他的親信，因此將十八名秀才一起抓起來，最后全部處死。可這次蔣國柱采取的是懷柔態度，接受了秀才的狀子，把那個屬于朱國治派的吳縣縣令撤職下獄，最后以貪贓罪處死。
最讓鰲拜關注的是，朱國治之前還炮制了一份奏銷計劃，計劃以欠明朝的稅為理由，黜落一萬到一萬五千名東南進士、舉人和秀才。對清廷來說，這無疑是立威的好手段，而且還能帶來巨額的財政收益。不過在朱國治的奏章進入朝廷討論前，就爆發了高郵湖之戰，隨后朱國治也因為出賣先帝的罪行被處死，這個奏銷案也就中止了。
免去一萬多人的功名，并罰銀追繳，鰲拜當然明白這會造成多么大的影響。如果朱國治的計劃成功，除了巨大的財政收益，還能震懾地方豪強，讓他們對清廷心懷畏懼。不過鰲拜也知道，處理不當就可能帶來嚴重后果。就算鰲拜下定決心，在鄧名和鄭成功還嚴重威脅著東南安全的時候，蔣國柱敢不敢執行朝廷的命令也很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