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知識份子都是最為關心政治的群體，盡管文人總是免不了這樣那樣的毛病，但毫無疑問，他們比普通民眾更關心政治，在政治訴求上也更明確。
直到進入工業革命之前，絕大多數底層民眾發起的暴力革命都是以消除貧富差距，宗教信仰、廢除不合理的稅收為訴求的，鮮有民眾提出要求獲得參與政治的權力，也很少有政治層面的訴求。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安安穩穩過日子就是一切，只有日子過不下去了他們才會起來反抗。至于造反之后該干什么，要怎么管理一個國家，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這些問題是當時的底層民眾無暇去思考，也無法理解的問題。
在查理曼，隨著大規模工業革命的開始，經濟迅速發展，各行各業需要越來越多受過教育的工人，而不是目不識丁的苦力。于是教育開始普及，越來越多受過基礎教育的人開始對自身和國家展開思考。在這股左翼思潮中，知識份子再一次走在了最前面。
大規模工業化的過程中，工人數量在不斷增加的同時，損害他們的健康、疾病和事故也伴隨而來，為了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本應誕生出現代意義上被稱為“工會”的團體與資方進行抗爭。然而，查理曼并沒有出現這樣的團體。其中原因有兩個，一是財團太過強勢，只要出現一點組織工會的苗頭，他們就會竭盡所能的進行打壓；二是查理曼官方也不喜歡這種威脅到傳統貴族的既得利益的團體，他們很清楚底層民眾力量的壯大——不論是在立法機構還是街頭——對于封建君主制都是嚴重的威脅。所以他們對財團嚴厲鎮壓工人運動不僅聽之任之，甚至有時候還會赤膊上陣，把鬧事的工人拉到墻根下槍斃。
在資方和官方的雙重打壓下，大規模有影響力的工人運動始終未能形成。但這并不等于左翼思潮也一并被遏制住了，那些浪漫又叛逆、同時對現狀不滿的知識份子已經在嘗試探索全新的出路。
左翼知識份子們看得很清楚，是帝國主義擴張最有力的支柱，v.e財團正是幕后推動和沙文主義等右翼思潮擴散的重要推手，他們表面上與傳統貴族及軍方爭斗不休，背后則借助軍方和激進勢力的戰爭野心來謀求巨額軍工訂單。因此，軍隊的擴張將會使得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從屬于的需要，為了保障這種增強軍備的財政，勢必會增加稅收，最終稅收的重擔又會壓迫到眾多底層民眾的頭上，使得本已艱辛的生活變得更加貧困。
這些離經叛道的智者指出，只有工人階級和廣大普通民眾才能代表整個查理曼民族的利益，無止盡的增強軍備和擴張戰爭不但會加劇底層民眾的貧困，最終還會把整個國家拖進毀滅的深淵之中。只有反對和帝國主義，才能避免國家毀于戰火，才能避免強加到民眾身上的重稅。
從后來的發展來看，上述論調無異充滿了先見之明。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大背景下，查理曼社會各階層都充滿了盲目狂熱的民族自豪感與愛國主義情結，所以這些智者注定不會得到“先知”的封號與尊敬。在上層人物眼里，他們是妖言惑眾、蠱惑人心的失敗主義者；在普通人看來，這就是一幫成天唱衰祖國、活該被憲兵隊逮去的“非國民”。可想而知，那些真知灼見全都成了馬耳東風，連泡沫都沒能翻騰起來，就被的狂潮吞沒了。
等到查理曼戰敗，精靈陣營崛起之后，這群左翼知識份子既沒有預言被證明正確的喜悅，也沒有國家覆亡的哀傷，一股前所未有的焦慮席卷了他們的心靈和靈魂。
查理曼覆滅固然值得慶賀，盡管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可也帶給所有查理曼人反思這種反動思想的契機。只要假以時日，完全可以因勢利導出推翻王制，以建立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為目標的共和制國家的市民革命。然而三大國對查理曼的分割以及踩著查理曼尸骸建立起來的神圣吉爾曼尼亞帝國徹底斷絕了這種可能性。
神圣吉爾曼尼亞帝國的前身就是財團，其對待工人運動和平權運動的態度不言自明。在此之上更有種族主義和更甚查理曼的威.權.主.義.體制，其核心價值是“各種族生來便不平等”，與“眾生生來平等”的平權思想完全對立。這個高度精密復雜的政體對任何聚眾活動——特別是占據大多數的第四等公民的活動都極其敏感，為此甚至專門出臺法律連宗教活動也嚴加管控，只要沒有政府批準，別說婚喪嫁娶，就連上天堂和下地獄都不行（葬禮的告解、涂油式必須事前報備，并且有政府官員現場監督）。不難預見，帝國必然會全力打壓左翼組織，立法禁止集會、禁止出版書籍，設立思想罪，甚至干脆直接從肉體上消滅，全部都是有可能的。此外在帝國無孔不入的監控網絡下，地下活動的風險也越來越高到難以承受。可以說，只要帝國存在一天，或者帝國還在堅持那套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這片土地上便不存在左翼平權運動的生存及活動空間。
留給左翼知識份子們的道路只有一條——武裝斗爭。
說實在的，其實左翼使用暴力傳播思想、打擊政治對手的歷史比右翼還要長一些，方式方法上也更專業一些。當年左翼發明無產階級鐵拳這種操作的時候，右翼還主要以打嘴炮為主。在大蕭條時期，歐洲國家的左右兩股勢力為了搶班奪權，可是實打實的用物理手段去辯論的。沖鋒隊善用啤酒瓶和椅子腿，意大利黑衫黨喜歡擺弄小刀，德共和保加利亞共產黨組建的工人武裝則是大量配發統一制式的斧頭和鐮刀（這很蘇維埃），那些年歐洲各大都市幾乎天天都在上演街頭大亂斗，每次左翼和右翼展開“巷戰”時的場景儼然就是斧頭幫大戰小刀會，不明真相的還以為是到了上海灘。到了西班牙內戰的時候，無產階級和們干脆直接用機槍大炮去辯論了。
在帝國堅如磐石的體制和強大的暴力機器面前，在大城市搞武裝起義無異于自取滅亡。可行之計唯有轉入偏遠的農村和山區，盡可能的保存革命力量，發展革命武裝，靜待時機來臨。
方向是明確的，可具體該如何執行，如何組織，如何動員，如何隱蔽，如何聯絡……面對眾多問題，缺少實際軍事經驗的理想主義者們甚至不知道該從哪里入手，更不要說著手解決。眼看著時間一點一滴的流失，監控網絡每天都在完善收緊，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放棄之際，一封有著金色母雞圖案、署名“高城堡里的人”的邀請函出現在他們面前。
以那封密函為契機，查理曼的左翼革命邁出了艱難但確實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