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后，特別是在日本占領武漢以后，斯大林認為中國事實上已全面亡國，因此加大了對遠東中國人力度，把遠東的十多萬世代居住的華僑和二十多萬中國客商勞工，安上各種罪名:如社會危險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務，分別判刑數年到十多年。幸運的被發配遠離日本占領地的中亞無人煙地區的青山腳下，更多的發配到西伯利亞的高寒地帶去服苦役。海參崴這樣的城市，華僑一個也不準居留。
斯大林對遠東華人趕盡殺絕 十月革命前，海參崴、雙城子、伯力、海蘭泡，中國人的店鋪林立。據莫斯科一位漢學家去年在聯合國《世界華僑史》廣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資料:十九世紀中葉，海參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國商店，而俄羅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中國人常常騎馬把商品賣到周圍和偏遠的農村。中國貨價便宜，很受當地人歡迎”。大批華商、華工從海蘭泡入出境，到海參崴、伯力附近城鎮經商或做工。
“每年僅季節性臨時工過境的就有二三十萬人。一般是夏季來做工，冬季返回”。“他們一個人一個月可以掙十五至二十個金盧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錢，俄海關允許帶回中國一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蘇聯對遠東邊界看管加強了，主要防控中國人進出，利用蘇聯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國，斯大林更不客氣了，對幾十萬華僑、華工的迫害與希特勒當年迫害猶太人幾無二致。
蘇共當年對中國男青年迫害尤其嚴酷。我知道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叫趙福昌的青年，住在距離伯力近五十公里的農村，到伯力買東西，被蘇聯大兵不由分說地抓走。塞進一間已關押了三十多名中國人的臨時牢房。審問時逼他承認是“日本問諜！？趙答:“不是。我早就在這里住，還有妻子。“。審問者根本不聽，揮手帶回去。經一位朝鮮人翻譯指點:“不承認就會被槍斃。”第二天提審，趙便承認是日本特務。并編造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蘇聯空軍數量。由于“態度好”，被從寬判刑十年，發配到北緯六十三度的北極圈的雅庫茨克。這里夏季兩、三個月沒有黑夜，冬季兩三個月無白晝，氣溫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來人約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趙福昌仰仗青壯年，耐受力強，活了下來。“刑滿”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謝世。
十多年前，筆者在外興安嶺的結雅斯科附近農莊，遇到了三位中國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歲了，是煙臺福山縣人，叫張德魁，見到我們兩位中國人哇哇大哭，“可見到祖國親人了！”（半個世紀沒有看到從中國來的人）他們是一九三八年從海參崴被清理趕出來的。“家口”（老婆孩子）給轟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
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八名中國男人，被發配到這高寒地帶，密林深處，那五人已先后故去，現在只活著他們三人。我向他們說，中蘇關系改善了，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你應當回老家看看。張說:“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我心里很酸楚，依依惜別。好在蘇聯女人多，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
老黨員回憶斯大林迫害華人 早期黨員河南人馬員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及列寧學院學馬列。與董必武、王若飛是同期同學。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幾次“肅反”屢屢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經稱贊過紅軍總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蘇聯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國。后經董必武幫助恢復黨籍，在富拉爾基東北重型機床廠擔任技術處處長。一九八七年出版了一本真實生活的《旅蘇記事》，群眾出版社“內部發行”。該書中寫道:“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國人約有一百多，坐船路過農場到沃爾索特去，也因水淺，停在岸邊，他們的未來得和我一樣。談話中知道他們大部份是從海參崴來的。
據說，日本占領武漢后，蘇聯開始對在海參崴附近一帶的中國人進行大規模拘捕，許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還有十五年的。都給網上各種罪名。”“過了不久，又發來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訴我，中間有兩個中國女人。我很奇怪，便懷著好奇心去找她們。據她們說，一個中國人叫黃南波，一個朝鮮族中國人姓樸，曾在東北抗日聯軍中和日本人打過仗。年齡很輕，都是二十多歲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學習，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說她們是偵探，判刑到這里。”“一個五十多歲的山東老頭郭金玉，他從山東來到東北黑河地區金礦做工，夏天到呼瑪山上順黑龍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運的木排被沖到蘇聯邊界。被捕后，也以“偵探嫌疑”判刑八年。這個人又瞎、又聾、又啞，俄語一句不會。竟然也被判為“偵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