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企業改制方案里充滿著悲憫的情懷，心里面有國家，更有人民！”首長的這個評價，是真正讀懂了趙無極的改革方案的。
作為重生者，對于國企改制這一塊，趙無極最怕的是重蹈平行時空覆轍，一是數萬億國有資產被賤賣，二是數千萬下崗職工陷入生活的絕境。
或許，站在歷史的高度看，趙無極的改制方案，除了這兩條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外，其他的內容，譬如操作層面的一些東西，與平行時空的改革也大同小異。
有些觀念，趙無極此時還沒有提出，譬如“國退民進”，因為一個縣域的企業改制，與這種帶有整體性和全局性的理念，還有一定的“距離”。
有了中央的“尚方寶劍”，盧江縣委和趙無極的動作都快了起來。
5月24日，星期天，盧江縣委召開縣委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全體縣委常委、非常委的副縣長以及縣委辦主任陳立德、政府辦主任宋克非、縣人大主任尤軼農、縣政協主席關儒林等人。
會上，胡永生傳達了中央關于設立盧江縣為“縣域經濟發展試縣”的通知，同時向會議報告了趙無極撰寫的《盧江縣企業改制暨工業發展方案（草案）》。
胡永生首先強調，這個方案，中央已經批準（向會議出示了中央首長批示的復印件），因此，常委們就不要議論要不要實施這個方案了，而是要將思維的重放在如何實施這個方案，全縣干部必須統一思想認識，統一行動指揮。
但是，“興高采烈”的胡永生沒有想到，當他把“統一思想認識。統一行動指揮”兩句話講出來后，立即就遭到了與會者的“質疑”。
他們“質疑”的，不是“縣域經濟發展試縣”本身，也不是“企業改制方案”本身，而是為什么中央會專門對盧江作出這樣的決定。
雖然，他們這種“質疑”的語氣是委婉的，語調是溫柔的，但在胡永生聽來，卻有如“晴天霹靂”！因為他有些“得意忘形”了，他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與縣人大、政協以及委常委們通氣，然后再上報中央。
而趙無極在聽到“質疑”聲后，也猛然想起所謂“組織程序”的問題，胡永生此舉，顯然是不太講規矩了。
經過艱難的掙扎和考慮，胡永生只得承認是他自己的“過失”。他說，趙無極同志在寫出企業改制方案后，他的本意是拿到省里以私人身份請求省里專家和省委領導提意見的，誰知省委領導看到方案后。很高興地就拉著他到了京都，直接去請示中央，而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看了改制方案后，也非常贊同。于是便有了這樣的結果。
胡永生這樣一解釋，眾人的氣也就差不多消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那么，中央此舉有沒有違反組織程序呢？當然沒有！一國之最高政權。有權對領土內的任務事項作出直接指示或命令，其責任則由最高政權承擔。
如果最高權力機關有一個命令，必須層層傳達。才算符合什么，那么這個國家就永遠談不上“快速反應”。
胡永生承認了錯誤，承擔了責任，但趙無極卻知道，這些人的“質疑”并不是針對胡永生去的，而是針對趙無極來的。
不過，趙無極也沒表示什么。該他說的話他才說，不該他說的話他又何必說。是騾子是馬，先溜溜再說。這些人的“質疑”，有可能看不慣趙無極火箭式的上升，有可能看不慣要“挖社會主義墻角”，甚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企業的影響。
趙無極對那32家企業的《建議書》，同樣保持著“質疑”，他覺得，內在的原因不會那么簡單。
在“中央”二字的壓迫之下，常委（擴大）會議做出了兩個“決定”和成立了兩個“機構”。兩個決定是：《盧江縣委關于貫徹落實中央“縣域經濟發展試縣”精神努力發展盧江經濟的決定》和《盧江縣委關于加快推進企業改革的決定》。
兩個機構，一是“盧江縣縣域經濟發展領導小組”，二是“盧江縣企業改革領導小組”。
盧江縣縣域經濟發展領導小組。組長：胡永生；副組長：安福林、趙無極（常務）；成員：尤軼農、關儒林、李江林、劉昌平、袁永慶、趙歷法、陳文敏、吳宗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陳立德。
盧江縣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組長：胡永生；副組長：安福林、趙無極（常務）；成員：鄭丹強、許蜀康、張圣元、李江林、李蘋、劉昌平、孟恩遠、袁永慶。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袁永慶（兼）。
兩個決定，爭議不大，但兩個“機構”卻引發了爭論甚至爭吵。
這兩個機構的人員組成名單，之所以引發“爭吵”，在于趙無極最初拿出的名單，并不是這樣子的。在趙無極看來，“經濟發展領導小組”，縣委掛帥沒問題，但成員應以縣政府方面的領導為主，再加上縣計委、縣工業局、縣輕工局、二輕局、縣財政局等相關職能局即可；而“企業改革領導小組”，因為涉及到的問題更深一些，趙無極擬就的名單里包括縣人大、縣政協領導，以及縣計委、縣警察局、縣工業局等相關職能局。
但是，“職能局”領導進入領導小組，當即遭到了否定，理由只有一個：級別不夠。補充意見是，這些職能局可以進入辦公室組成人員名單。另外，在企業改革名單中，人大尤軼龍、政協關儒林兩人，卻表示不愿意擔任相關職務。他們的理由是：改革是個新事物，他們并不是很懂。
最后就變成了上面，而且人員幾乎“膨脹”了近一倍的名單。趙無極也只得同意，他知道，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華夏的體制以及辦事習慣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扭轉的。
在兩個機構中，胡永生和安福林兩人，雖然是“組長”和“副組長”，但實際上是不管事的，真正負責的是趙無極。但加進來這么多人，趙無極在有一個想法后，必須先在“領導小組”內部做通工作，然后才能形成方案。
做人的思想工作，趙無極并不怕。但這樣的體制放在其他地方，誰有趙無極那逆天的能力，以及直通中央的背景？
或許，從這小小的“人員名單”上，也就可以理解了，為什么華夏改革幾十年，人們真正記得住的卻只有“包產到戶”、“下崗工人”等少數幾個詞匯，前者是農民的首創，后者是一個時代的傷痛。
常委（擴大）會議是是“政治會議”和“組織會議”，這個會議后，就是正股級以上黨員干部參加的“全縣干部大會”，這個大會，就叫“動員大會”。
根據趙無極的想法，在“動員大會”之前，應該召開一個企業負責人的“意見征求會”，但遭到了胡永生的否定；在“動員大會”之后，還應該有幾個專門性的工作會議，即按照趙無極最初給胡永生說的那些，譬如調查研究，譬如建言獻策等，在調查研究里還有“清產核資”項目，那需要用到相當多的財會人員和監察人員，抽調哪些人員，也確實需要研究，并要與主管部門領導通氣。
動員大會的召開，代表東風吹，戰鼓擂，事情就可開干了！于是，趙無極便以“常務副組長”的身份提議，召開一個“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以便確定抽調各單位人員。但是，除胡永生、安福林表示同意外，鄭丹強、許蜀康、張圣元、劉昌平、孟恩遠等人都表示，“趙書記，些許小事，你以領導小組的名義發個文就是，沒必要再開一個會議了吧？”
趙無極想了想也對，便炮制了一個文件，抽調包括財政局、工商局、稅務局、工業局、輕工局，以及部分企業的財會人員以及縣紀委的工作人員，擬組成至少5個調查組，深入各企業清產核資。
紀委的工作人員非常積極，接到電話后，立即趕到了縣委會議室報到，等待分組；其他部門的人員也來得不慢，在接到電話之后的半個小時內也趕到了會議室。
由于趙無極對各單位的業務骨干人員并不清楚，因此來的這些人，趙無極覺得他們老的老，小的小，還有兩位同志明顯身體有病，但他并沒有深思，還以為各單位的人員構成本來就是這樣的。
根據趙無極的計劃，這些人到了會議室后，要填一張昨時借調到“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的表格，這個表格，自然是趙無極設計的，需要填寫的項目并不多，但大多集中在學歷、所學專業、原單位所從事工作以及年限等。
當辦公室工作人員，即趙無極自己的通訊員文達把各單位派來人員填寫完的表格，匯總到一張表格上交給趙無極時，趙無極連續發出了幾聲冷笑：尼媒，這就是國內的“非暴力不合作”？(。請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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