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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九章 皇帝與首輔的啞謎

  大明的稅賦是一個黑洞。

  是任何一個朝臣,或者皇帝都無法觸及的領域,即便是皇命,在執行的時候,也會被打折扣。

  明末稅賦自萬歷年間,加派征遼餉,再到崇禎年間,增加剿餉和練餉,在崇禎九年起,一年高達兩千一百萬兩白銀,而征三餉,是導致百姓揭竿而起,各地起義不斷的主要誘因。

  順治元年七月,攝政王多爾袞曾經下詔: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后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骨刮髓。

  自順治元年起,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詔買米豆盡行蠲免,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

  多爾袞深知三餉的危害,并且為此下達了必殺令,多爾袞這個人打仗不行,但是搞肅清,那是一等一的強,如此嚴厲的必殺令之后,有效果嗎?

  答案是否定的。

  順治二年六月,多爾袞就以以前項遼餉,在萬歷年間加派,故復照舊派征,征遼餉在被廢止了一年以后,再次起復征收,而后剿餉和練餉的征收,在同年九月份以同樣的理由,再次恢復征收,僅僅剿餉累年征收就高達五百萬兩。

  而崇禎年間,征遼餉是九百萬兩,剿餉是三百三十萬兩,練餉是七百三十萬兩。

  故復照舊派征,就是多爾袞開始征收三餉的理由。

  而這個理由多爾袞用了很多次,順治皇帝福臨同樣用了很多次。

  從基本的田賦商稅之后,巧立名目,在國家性質上,設立了耗羨、平余、落地、壓稅、帖捐等等稅賦。

  而旗人免稅和旗人每月八兩旗銀的基礎上,建立了如此多的名目的稅賦,稅負之重,比之明末有之過而無不及。

  所謂永不加賦的康乾減稅制度,就如同雙十一提前漲價,消耗大量時間成本之后,依舊溢價購買貨物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

  而且真的永不加賦嗎?不加賦?那就攤派嘛,左右不過是換個名字。

  韃清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治,防止所謂的海外反攻,開始了閉關鎖國的政策。

  海禁,將沿海遷界“上自遼東、下至廣州”沿海數十里地區,全部掃蕩成為白地,將百姓們從沿海遷出,達成海禁的目的。

  且不說這些沿海地區本身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滅絕性損失,這是無法用金錢去衡量的,是無價的。

  就是遷民之后,這沿海數十里的白地遷界,他們本身承擔的稅賦,就會被轉移到其他地區。

  而韃清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攤派。

  其(界內)四十里之歲課,同邑共償之,自江南達東粵數千里,鹽場在界內者勿論,其界外缺額商賠之;惟以浙、閩、山東等處因遷而缺之課額均攤于蘇、松不遷之地,曰攤派,而鹽課之額極重矣。

  相比較明末,清政府在入關之后的苛捐雜稅,遠甚于大明。

  不是清政府不愿意改變這種困局,是完全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

  廢除三餉后,僅僅一年,就不得不再次恢復三餉的征收,完全是這筆稅賦,你朝廷不要,自有人去取。

  你朝廷拿你的,我地方拿我自己的,互不干擾的綏靖,就是清政府入關之后,和反動地主、富戶、縉紳、官吏們達成的妥協。

  是多爾袞的錯嗎?

  多爾袞這種打仗,打著打著都能當逃兵的主兒,它能承擔的起這樣的歷史責任?

  這么多反動至極的措施,多爾袞他可不配。

  其實歸根到底,為了完成統治,清政府的行為,完全將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玩成了近似于奴隸制,才勉強保持了穩定。

  即便是改朝換代都無法避免的賦稅黑洞,畢自嚴終于是利用推廣番薯這件事,要下手了。

  “畢尚書呀,你知道你在說什么嗎?”黃立極品著茶,語氣里帶著幾分的揶揄。內史監監丞并不在,不會記入起居注中,黃立極說話就沒有那么多的顧忌了。

  畢自嚴看了一眼黃立極,跟這種人共事,對他來說,簡直就是恥辱。

  什么人呀。

  “黃老師父。”朱由檢的聲音帶著幾分的訓斥和嚴厲,對著黃立極說道:“景會掌司徒十數載,大明之頑疾,想必比黃老師父更懂其中的難處,景會肯做,黃老師父就不要陰陽怪氣的嘲弄了。”

  黃立極俯首說道:“萬歲,臣是怕畢尚書沒把事做成,還把自己給搭進去了,好心提點一句,為了貪功而冒進,是不可取的。臣是個壞胚,臣是艷羨畢尚書這等,能活的像自己個兒。”

  黃立極是十分羨慕畢自嚴這種,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理想主義者,并且除了空談以外,畢自嚴在皇帝的支持下,還能夠腳踏實地的做事,能把握一切可以把握的機會,完成自己內心的理想。

  讀書人最高追求是什么,其實就是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黃立極就不是個讀書人了?

  但是黃立極活在現實里,他羨慕活在夢里的人,而畢自嚴顯然是可以活在夢里的那種人。

  明知不可為,偏要為之。

  “哼。”畢自嚴用鼻孔出氣,并沒有接受黃立極的好意。

  “好了好了。”朱由檢算是看出來了,兩個人從頭到尾都不對付,繼續說道:“既然要將番薯改為正額,這件事,朕可以應允,但是具體貫徹上,景會有的忙了。”

  “臣定不負君恩,萬歲既然給了臣司徒之權柄,臣定當不竭余力。”畢自嚴聽聞,趕忙俯首說道。

  “畢尚書莫不是要做那,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黃立極立刻混不吝的問道。

  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上一個得此殊榮的還是張居正,張居正什么下場?畢自嚴、黃立極、大明皇帝能不清楚嗎?

  “在圣上面前,你屢次胡言,到底為何?!”畢自嚴猛地站起身來,盯著黃立極,這個人現在十分惹人厭了。

  朱由檢卻是滿臉笑意的看著黃立極,這個人去了遼東一趟回來之后,就有點瘋魔了,這話能當著皇帝的面這么說?

  畢自嚴是活在夢里的人,一心要成為道德圣人的那種人,而黃立極和朱由檢卻是活在現實里的人,所以朱由檢能聽懂黃立極的潛臺詞。

  戶部在整合六部私庫、穩定了京師物價、整合地方轉運司之后,終于將手伸向了稅賦之事上。

  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事,稍有不慎,畢自嚴就是萬劫不復,黃立極這么明目張膽的在大明皇帝面前,大放厥詞,甚至連禁忌的話題都大聲的喊了出來,其實目的卻是在保護畢自嚴。

  畢自嚴不懂,朱由檢則是揣著明白裝糊涂,黃立極是在問大明皇帝要承諾。

  有時候,惡語相向、冷嘲熱諷的并非敵人,小嘴抹了蜜,變著法的花言巧語之人,反而需要將警惕。

  任何既得利益集團,都是執政者最難啃的骨頭。在大明,換個首輔引起的風波,那是海面上的風浪,畢自嚴這個番薯入正額,完全就是深水炸彈了。

  官僚們也是會內斗的,大明首輔這個位置,雖然是個背鍋位,但是也是有無數的文人削尖了腦子想坐的,所以,出事了,換個首輔,殺幾個人祭天,對于官僚們而言,完全是無所謂的,暗地里不知道多少人額手相慶,空出來的闕也需要人補的。

  但是收稅,搞稅改,就不太一樣了,這玩意兒損害的是集體利益,是要挨千刀的。

  朱由檢稍微琢磨了下,笑著說道:“治國如治病,改制如同下藥,藥多了不行,藥少了也不行,但是大方向上,還是要死人的,畢尚書盡心去做就是,朕給你的劍,可不是因為這次的轉運糧草打仗才給你的。”

  黃立極立刻閉嘴了,老神在在的品著茶,對畢自嚴的詰責,一言不發。

  他要萬歲的承諾就是這句,將畢自嚴手里的尚方寶劍,從因事授予變成了因人授予。目的達到了,他自然不會繼續作死了。

  畢自嚴又開始了關于番薯推薦的議題,這一次,黃立極一言不發,除了點頭就是嗯。

  “黃老師父留一下,景會你且先去吧。”朱由檢留住了黃立極,而讓畢自嚴先走了。

  “是。”畢自嚴出了乾清宮的時候,也大約明白了皇帝和首輔之間打的啞謎,擦了擦額頭的汗,也不知道是冷汗還是熱汗。

  朱由檢給黃立極換了杯茶,笑著看著黃立極,這個奸臣,是越來越有趣了。

  自認奸臣之后的黃立極,雖然干的事看似都不靠譜,但是卻是處處都讓朱由檢十分滿意,這才是一個奸臣該有的樣子。

  黃立極看著朱由檢的笑容,越看越是心驚膽戰,俯首說道:“萬歲這么看著臣笑,笑的臣心里發毛,臣失言,臣萬死。”

  朱由檢被黃立極這個謹小慎微的樣子,直接給斗樂了,這個人實在是有趣的很。

  他笑著說道:“朕也覺得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干的不錯,朕正在尋找張居正的家人恩蔭,你不算失語。”

  “這篇孔乙己,你發到紫金閣的邸報上吧,署名周樹人,謄抄寫上朕的名字。”

  “名字?”黃立極差點就要跪下了,為尊者諱,當朱由檢成為大明皇帝的那一刻,朱由檢三個字,就不能再出現了。

  連建奴任何公文提到代善的時候,都知道用貼黃紙替換,他要是這么干,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這是大不敬。

  “哦,哦,那算了,只署名周樹人就是了。”朱由檢也反應過來了,自己的身份,的確不太適合這么干。

  “景會這個人就是這樣,不太擅長交通,黃老師父還須像今日這般,保住他才是,大明需要做事的人。”朱由檢對黃立極提點了兩句,對黃立極這套陰陽怪氣,他還是很滿意的。

  “臣領旨。”黃立極這才喘了個大氣,大明皇帝不怪他失言,他也就沒那么多的顧忌了。

  黃立極也俯首離開,乾清宮又剩下了朱由檢和王承恩,這推廣番薯的奏議,持續了將近三個時辰,從午后,一直談到了華燈初上。

  朱由檢揉著有些腫脹的腦闊,六部尚書直接遞奏疏,的確收回了皇權,但是大事小事一手抓,的確很累。

  “王伴伴,你說景會這事能辦成嗎?”朱由檢嘆氣的問道。

  王承恩信心十足的說道:“臣以為可以。”

  畢自嚴干的事,其實不是什么不經論證的事,他做的事,其實是經過了歷史考驗,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畢自嚴走的是張居正的路線。

  韃清政權入關之后,要多反動有多反動,按照王朝周期律而言,韃清政權不過百年,應該是板上釘釘的事,可是為何韃清一直維持了將近三百年?

  其實很簡單,因為韃清政權在改制上,并沒有戛然而止,半途而廢,同樣走的也是張居正路線。

  壓低地方留存比例、包鹽專賣、恢復九成合格的嚴格京察吏治考成法、軍械開支奏銷制、攤丁入畝等等,這些制度改良,都是明末探索出來的道路,是不用殺人就可以做到的。

  韃清的殺人,和這些改制完全沒有任何的促進、依存關系。

  殺人解決不了問題的,剿洗哲學入腦是不可取的。

  張獻忠建立大西國之后,一次性殺了幾千個蜀中士子,有啥用?

  倒是把大西國殺到癱瘓,張獻忠始終未能在川西平原上建立有效統治。

  哪怕是南下的豪格在取得了軍事勝利之后,也不得不撤退,理由是一樣的,無法建立有效統治。

  殺人和改制是沒有直接因果關系的。

  哪怕就是魏忠賢,閹黨、閹黨,用的不還是斗敗的齊楚浙西黨的人?

  但是張居正路線就是正確的嗎?

  百年屈辱史有一個歷史教訓,那就是在不解決任何階級問題和路線的前提下,試圖解決外交、戰爭、軍事等問題,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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