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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四 東家西家罷來往(四)

  有道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從形勢上看,四川的確是個好地方。然而再好的地方,沒有實力也是白搭。不同于山東一窩窩的土賊,四川的土賊源遠流長,時至崇禎十六年已經是動輒數萬人馬,呼嘯川北,火器犀利。

  因為其中以搖天動、黃龍兩股最為勢大,所以稱為搖黃十三家。

  張獻忠在崇禎十七年八月收服了搖天動,實際上卻不能調動這支五萬眾的人馬,甚至還得分兵提防。

  李自成丟了陜西之后,不肯聽顧君恩的建言,南下湖廣受阻,只得再掉過頭來,從漢中入川。先是,李自成任命黎玉田為四川節度使,懷仁伯馬科統兵一萬從漢中入蜀。這兩人都是明朝降官,進占川北重鎮閬中之后便駐兵難前。后又傳來李自成兵敗的消息,這支人馬更是缺乏戰意。

  然而張獻忠也受困于實力不足,又要鎮壓西南土家勢力,雖然在成都立國建號,但要說統合四川卻也未必。

  朱慈烺遲遲沒有對四川下手,除了要整編更多的山地師,便于大西南作戰,同時也是因為四川局勢太過復雜,處理不好難免有失威信。

  現在張獻忠派了兩個泰西傳教士來傳達投降的意圖,正是因為他也覺得難以為繼。

  不到迫不得已,誰都不會愿意去云貴山地。尤其是貴州,自古就是貧瘠之地。別說明代,就是改革開放二十年后。許多山村里都還窮得全家只有一條褲子。云南更是瘴癘之地,西軍多是北人。光是水土不服就能死上一片。

  朱慈烺將消息傳給吳甡,正是想讓吳甡試試風向。

  在實用主義眼中,現實利益遠遠大于面子。張獻忠固然挖了朱家祖墳,但那是幾輩子的祖宗了?朱慈烺根本沒有放在心上。只要能夠盡可能完整地拿下重慶、成都這兩個重鎮,為什么不能協商解決問題?

  當然,像朱慈烺這樣的實用主義者在大明并非主流。崇禎帝早就頒詔:張獻忠罪在不赦,其他人倒是可以赦免的。

  如果現在說要與西賊媾和,赦免張獻忠。政治上勢必會陷入被動。

  吳甡拿到消息之后,知道皇太子沒有私下許諾,總算松了口氣。他知道皇太子的意思,如果西賊歸順,拿下四川就可以徹底穩住秦嶺以南,設在湖廣的第一山地師就能從漢中展開反攻。

  然而要想朝廷公開赦免張獻忠,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事。

  “即便西賊戴罪立功。張獻忠也未必能赦免。”蔣德璟為難道:“鳳陽之變,實在是邁不過去的門檻。”

  “如果他擒殺了李自成呢?”孫傳庭試探道:“李賊玷辱國寶,可不比張獻忠罪輕。”

  蔣德璟眉頭更是皺在一起,道:“這兩人沒一個能得赦的。”

  “二人都不能得免。”吳甡也無奈搖頭道:“然而照殿下估算,要想徹底平定四川,當動冇用十萬大軍。犧牲之數恐近三成。若是張獻忠、李自成肯降,只要五萬眾就能加以收編,犧牲不多于一成。更別說省下的民力、物力、財力。無論怎么看,都是收降為上。”

  “老先生大人如何看?”吳甡問首輔李遇知。

  李遇知仿佛才睡醒一般,喝了口茶。方才道:“殿下問的只是朝堂上能否有轉圜余地,咱們拘于資質。實在想不到也無可奈何。”

  三人聽了都有些輕松,但這幾位大明頂尖的人物,又不甘心就此放棄。

  李遇知又道:“不妨問問殿下,拿天下孝道來換四川一省,是否上算,想必殿下是能做出這個取舍的。”見眾人不語,李遇知這才拿出了首輔的架勢,道:“《稅法草案》修訂稿還要盡快呈給殿下,再有,這東虜送來的國書,咱們也得盡快送去太原。”

  崇禎十八年四月二十九,一隊東虜使者在明軍的押送之下進了濟南城。除了所謂的“正使”是滿洲鑲白旗人,其他都是投降的漢官。這種配置足以說明多爾袞心存猜疑,不敢派出真正的心腹來冒險。

  多爾袞在“國書”中再次強調了大清入關乃是為大明討賊平亂,絕無半點非分之想。如果說之前多爾袞還在“國書”中要犬吠幾句,抱怨大明不識好人心,那么這回的“國書”中已經是充滿了哀憐,再沒半點張狂之色。

  “九酋書信中,無非就是開運河換百姓。”蔣德璟道:“可呈御覽?”

  蔣德璟還是牢牢抱著忠君的原則,雖然知道皇太子主事,但還是認為應該由皇帝拿主意。尤其是《稅法》問題上,他與皇太子有著明顯的分歧,難免與皇帝更貼近了幾分。

  其他三位閣老直接忽視了進呈御覽的話題。孫傳庭道:“運河一開,百姓未必得救,東虜卻肯定是得救了。”

  “現在東虜騎虎難下,就算退回關外,也是元氣大傷,士氣難振。”吳甡道:“說不定還會分崩離析。”

  在座的四位閣老都是朝廷重臣,卻直到皇太子主事之后,他們才意識到“情報”竟然可以做到這般細致的程度,也才真正具有分析敵人內部矛盾的能力。若是讓他們講講黃臺吉執政時候的東虜,他們肯定會一片茫然,沒有半點概念。然而現在北京城中,東虜的每一次朝會上誰說了什么,他們都能在五日之內拿到線報。

  與聰明人說話就是這點最好,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吳甡的論斷,沒有任何疑議。

  “國書肯定得由殿下來回,”孫傳庭回到了問題的根源,“關鍵是內閣該給出一份怎樣的票擬。”

  內閣最初只是個秘書機構,之所以能夠奪權,正是因為“票擬”的存在。雖然從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顧“票擬”,以中旨行事,但結果肯定會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給事中封駁,丟人現眼,貽笑百年。

  在三楊主政時期,以及弘治、嘉靖、萬歷諸朝,只要首輔強勢,票擬就能直接轉為皇帝的“御批”。

  想當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賄賂內閣大臣,才讓手詔成功地換成了票擬。

  現在國家既然還設立內閣,無論皇太子如何強勢,甚至是將皇權握在手中,但票擬大權仍舊是內閣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絕對不可能有滿清那般主命奴從。

  現在絕不是遏制君權,擴張臣權的時候。所以票擬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還要符合士大夫的價值觀,最后才是讓皇太子能夠認同。

  內閣中,蔣德璟年輕聰明,孫傳庭狠辣果敢,吳甡老謀深算,李遇知大智若愚,四人各展其能,商議良久,終于拿出一份在各方面都過得去票擬,命舍人謄抄之后封印送往太原。

  簡單來說,內閣的意見是:不同意開運河,但允許“因糧換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糧食換取百姓。

  快馬在濟南、太原跑了個來回,帶回來的批語卻是:東虜乃建州叛民,不當以國論。國家可受其降書,誅殺首惡,寬宥平民。此。烺。

  如此看來,冇在這個問題上皇權和臣權就此發生了沖突。不過這種事不同于關切自身利益的《稅法》,所以沒有拉鋸討論的價值。李遇知與吳甡兩人很快定下基調,以皇太子令旨重新票擬,走完了法定程序,交由司禮監送呈皇帝御批。

  崇禎帝知道這是朱慈烺的意思,慣性地提筆了寫了“可”字,然后才細讀起來,權當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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