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未料到第五鎮南下的速度如此神速。徐世昌是目睹了龍謙率鎮臺司令部于西歷11月10日上午離開濟南的，然后便離開濟南返京了。他是15號回到的北京，他向已經出任陸軍部尚書的鐵良報告，龍謙已經率領第五鎮出發了，按照保守的估計，預計一個半月可到湘贛。
當然，有關第五鎮索餉及獅子大開口要錢的情況，徐世昌也一五一十地報告了鐵良。之前鐵良曾領了慈禧的口諭，只要龍謙率部平叛，一切都好談。所以鐵良不是很在意朝廷為此出了多少錢。他心目中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及徹底掌控新軍的指揮權，將被漢人把持的軍權統統收回來。所以，鐵良很是稱贊了徐世昌一頓，并且吩咐擺酒，為徐尚書高升賀。
徐世昌這才曉得，在他奉命南下濟南時，憋了許久的官制改革總算出臺了。保留下來的軍機處仍為“行政匯總”，各部尚書作為參與政務大臣“輪流值日，聽候召對”。原有機構中，外務部、吏部不變，巡警部改為了民政部，戶部改為了度支部，太常、光祿、鴻臚三寺并入了禮部，刑部改為法部，大理寺改為專掌審判的大理院，工部與商部合并為農工商部，兵部改為了陸軍部。增設海軍部和軍咨府，未設之前暫歸陸軍部代管。另外，還設了專管鐵路、輪船、電信、郵政諸事務的郵傳部。其余如宗人府、內務府、翰林院、順天府都保留了。
徐世昌本人倒是撈到了一個尚書的位子，不過是不甚重要的民政部。相當于后世的公安部，但實際職權很小。因為巡警制度在大部分省份尚未推行。而袁世凱則仍蹲在他的直隸總督位子上，并沒有拿到他想要的陸軍部，這個理論上的最高軍事衙門不出意外地給了鐵良。而就在這幾天里，被袁世凱一直捏著的北洋第三、六兩鎮的兵權也交給了陸軍部，落入了鐵良之手。
徐世昌來不及消化這個重要的消息，他需先交接兵部的差事。與鐵良的交接話題仍集中在湘贛亂局上。那邊的局勢很不好，贛省的官軍兵力孱弱，又需確保大城市的安全。完全處于守勢。湘省倒是集結起了部隊，已經前出瀏陽，擊敗了瀏陽近郊的匪寇，“斬首千余……匪寇向江西潰逃”，且不說戰果的真實性，不過是將叛軍趕出了湘省，以鄰為壑。趕到江西了。
湖北的新軍正向長沙開進，所以，要想完成另一面的大包圍，還要寄希望于正向江西前進的第五鎮。
慈禧老佛爺已經得到了確鑿的消息，湘贛叛亂是同盟會煽動的，這令老太婆極為驚恐。她現在不能聽孫黃等人的消息。一聽就發毛。所以飭令兵部從速調兵，精心布置，務必殄滅亂黨。
十天后更好的消息傳來，第五鎮前鋒第十七標在13號便抵達歸德府，15日龍謙本人也抵達了歸德。并拜會了府臺李朝光，向李知府索要了最新的關于湘贛邊境叛亂的情況。但李朝光的消息也很有限。只是知道叛軍已經向江西流竄了，人數，裝備及具體的戰況一無所知。龍謙向歸德府提出了糧秣的要求，李府臺很為難。因為豫東南這兩年不比鄰居曹州，日子過的實在是不如意，導致河南大批的百姓向山東流亡。所以李府臺竭盡全力，只能滿足龍謙索要七成的需求。好在龍謙不以為甚，只在歸德休息了一日便啟程繼續南下了。
龍謙硬是從朝廷那里索要了三百萬兩銀子的“開拔費”，這還不包括要回去的所謂欠餉。按說他不能再向鄰省開口了，要開口也應當是公買公賣。但自湘軍和淮軍起，這種事情便成了慣例，只要不縱兵擄掠地方就算好的了。李朝光的奏報倒是沒有提地方受到騷擾，說明第五鎮的紀律還算不錯。所以，兵部，不，現在應當叫陸軍部了，負責平定湘贛之亂的“有司”們爭吵一番，對于第五鎮向歸德府索要糧秣一事最終被鐵良壓下了。在鐵良看來，將第五鎮調出山東已經是很大的勝利，只要龍謙能夠快速進兵平定叛亂，有關他的過失或者罪行，有的是時間清算。
兵部再次接到準確的消息是三日后了，龍謙的前鋒已經出了河南進入了安徽，計算其行軍速度竟然達到每日七十里！鐵良對第五鎮開進的速度很滿意。這個時代，步行開進的軍隊每天走四十里就是急行軍了。龍謙的部隊可大部分是步兵。這個情報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鐵良對龍謙的看法，他欣慰地說，看來老佛爺慧眼如炬，這位龍提督還是實心辦事的，第五鎮也的確是不弱于北洋諸鎮的強軍。第五鎮大軍一到，小丑們定當灰飛煙滅。
于是，鐵良進宮，將第五鎮進軍神速的消息第一時間奏報了慈禧，慈禧很高興，讓陸軍部行文撫慰，并且責令沿途官府最大程度滿足第五鎮給養方面的要求。
湘贛邊界起義并不是孫文和黃興所組織，黃興是在報紙上聽說了這個消息。對此極為重視，當即派出干部回國，分赴湖南、江西、江蘇、湖北等省，領導并策應這次影響巨大的暴動。黃興是華興會的創始人，在兩湖一帶有著深厚的基礎。同盟會高層將其視為他們近年來武裝反抗清廷最大的一次行動。同盟會首腦們，尤其是孫中山急需這樣一次行動，否則他就徹底在海外華僑中失去號召力了。
遠在海外的孫中山接到日本傳來關于湘贛邊界暴動的消息，立即在美國華僑界大肆宣傳，其目的當然是募集款項。同盟會缺錢，實在是太缺錢了。其來項只能依賴海外華僑，這些平時生活克勤克儉的華僑們也確實為所謂的革命不遺余力，但他們需要看到希望。不是聽孫中山空口白牙地胡吹。所以，孫中山希望湘贛邊界的這次暴動能搞出些名堂。至少拿下一兩個大城市，在海外造成有利于同盟會的影響。
同盟會留在國內的成員不等總部的指示已經行動起來了。其中一個湖南人劉道一是華興會巨頭劉揆一的胞弟，聽說湘贛舉事，立即從上海返回了長沙，聯絡長沙的同志，了解起義的詳細情況。長沙已經成了一座兵營，大批的巡防軍及南來的湖北新軍正在集結，局勢極為緊張。盤查的極為嚴格。劉道一見長沙的清軍過強，在長沙發動起義已經不現實，便找了一個在東京就結識的叫禹之謨的同盟會員，住在其家里，了解起義的過程，但是禹之謨對起義也是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禹之謨算是個有錢人。曾在長沙辦過毛巾廠，從禹之謨那里要了些盤纏，起身去百公里之外的瀏陽了，臨別交給禹之謨一套暗語，要他按照暗語給上海發報，以便盡快將消息傳回“革命大本營”東京。
劉道一走后。同樣堅定反清的禹之謨跑到郵局拍發電報，被守候在郵局的探子抓獲，酷刑之下堅不吐實，起義尚未平息，禹之謨便被湖南巡撫岑春蓂下令給殺掉了。
這是真正的烈士。為了自己的理想與信念，舍棄了自己的生命。
再說劉道一。跑到瀏陽，才曉得起義軍曾攻打過這里，死了不少人卻沒有打開城池，已經退往江西了。瀏陽一帶局勢極為緊張，從湖北過來的一個新軍標剛剛接管了城市，到處搜查可疑人員，城門樓子上便吊著十幾個木籠，里面裝著的都是“奸細”“反賊”的腦袋。劉道一戴著的是假辮子，一旦被盤查出來，必死無疑。所以，劉道一沒敢入城，抄小路忍饑挨餓往萍鄉方向趕去。
之所以趕去萍鄉，是他花了一兩銀子借宿的那家農戶說義軍跑到萍鄉了。在無法打探道更詳細情報的情況下，劉道一姑且相信這個消息是真的。
過了雙江，就算進入江西了。劉道一用最快的速度往萍鄉方向趕，沿途關于起義的消息就更多了。大部分消息都說萍鄉仍在官軍手里，這讓他極為失望。三天后抵達萍鄉，果然打探到義軍曾在萍鄉附近與清軍打了幾仗，互有勝負。但并未攻克萍鄉，而是退往袁州方向了。劉道一繼續向東追趕，終于在距萍鄉約50里的蘆溪鎮找到了義軍。
劉道一摘下了帽子，扯掉了假辮子，對一個頭腦模樣的人說自己是奉了孫中山和黃興的命令，從日本回來聯絡義軍的。這個身份唬住了小頭目，劉道一立即被送到了駐扎袁州的義軍“司令部”，見到了起義的領導人龔春臺、魏宗銓等人。
龔春臺領導的起義軍目前大約有萬余人，散布于袁州府各地，成分也比較復雜，會黨分子是主力，也是目前最可依賴的力量。劉道一來的時候，“造反派”們正為行動方向爭吵不休。最令劉道一擔憂的是，占領了袁州府的義軍軍紀極壞，大街上到處是喝的醉醺醺四處游逛的兵丁，洋槍極少，大部分兵丁都是大刀長矛等原始武器，還有不少人干脆就是赤手空拳。
劉道一順利地見到了龔春臺和魏宗銓。龔、魏二人聽說孫中山從日本派了人回來聯絡自己，登時喜出望外，急忙迎出門來，將劉道一視若上賓。他們現在正發愁接下來怎么辦呢。
劉道一打出“欽差”的旗號，先聲奪人。一旦舉事成功，各位就是民國的開國功臣了。任何時候，榮華富貴的許愿都是極為奏效的。其實，劉道一自己完全是憑著理想辦事，他從日本歸國不久，知道孫總理去了歐美，并不在日本，黃興也不知道家鄉鬧出了這一出。但現在打著孫黃使者的旗號，立即贏得了義軍首腦們的尊重。
劉道一先是了解了舉事以來的情況，對于他們斷然撤出湖南轉戰江西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因為袁州一帶清廷的力量確實薄弱，但袁州貧瘠，不利久持，不是理想的地方。劉道一將自己在路上想好一套方略給龔春臺、魏宗銓等講了一遍，核心思想就是一定要在清廷尚未徹底反應過來之前行動起來，萬萬不可困守袁州。劉道一分析了形勢，認為大家已經將反清的大旗打了出來，退路就沒有了。想著被招安更是死路一條，我知道各位大哥都是響當當的好漢子，絕沒有投降清廷，踩著同伴的尸體往上爬的念頭，但沒準下面的人存著各色各樣的心思。所以務必跟大家說清楚，若是一般地殺個貪官污吏，就像《水滸傳》里梁山好漢喊的只殺貪官，不反皇帝，或許朝廷在拿到我們的腦袋后會給其他人一個出路，但我們打出建立民國推翻滿清的旗號后就沒有退路了，必須堅決干到底！大家都曉得，民心厭清，韃子的日子已經不好過了。只要我們再打下一兩個大城市，比如吉安、臨江一類的城市，勢力會更壯大，有可能導致其他地方的起義，從而讓清廷顧此失彼，若如此，大事成矣。
必須承認，劉道一還是很有鼓動力的，他連著兩天給龔春臺等幾個首腦分析了形勢，指明了出路后，基本上建立了他在起義軍中的權威，劉道一的第一步目標已經達成了。
劉道一建議龔春臺立即下令部隊集結整頓，然后南下吉安。
為什么南下吉安而不是北上臨江進而窺視南昌，劉道一是考慮到南昌是省城，清軍的兵力，特別是各地已經組建的巡防營相對強大，而起義軍缺少訓練和武器，有的只是些熱情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吉安比起袁州要富裕一些，希望在那里獲得補充。
一切靠得還是“快”。但劉道一統一了首腦們的思想，打消了西進回湖南的意見，將分散在袁州附近的部隊集結整編了甲乙丙丁四個縱隊，每個縱隊約2000人，盡可能地收集了火器及糧食，開始向吉安進發時，時間已經過去了八天，局勢發生了嚴峻的變化。
一支已經進入作戰狀態的軍隊在一次不算復雜的轉進中竟然需要八天時間準備，聽起來是夠驚人的。實際情況是這八天里，包括劉道一在內的首領們（龔春臺已經完全接受了劉道一）處于高強度的工作狀態下，幾乎沒有刻意地耽擱任何一點時間。特別是在劉道一指出湖北新軍已經進抵長沙及瀏陽后，龔春臺意識到自己最初取得的優勢正在喪失，困守袁州是真正的滅亡之道了。但烏合之眾就是烏合之眾，無法與長期嚴格訓練將紀律刻在骨子里的軍隊相比。不編組不行，編組又在不停地爭吵，前程八字還沒一撇，內部已經開始爭權奪利。義軍大首領只能用義氣來約束大家——民國還是遙遠的云端，根本就看不清楚。
而決定了攻擊方向，部隊的啟程也是慢吞吞的，將劉道一急的要死。一會兒這個沒有，一會兒那個不行，時間就這樣一點點地耗掉了。
不要說龔春臺們，就是同盟會的巨頭們，至今尚不曉得山東第五鎮所部前鋒已經以強行軍的姿態進入了江西。封國柱沒有執行龍謙“慢慢走”的指令，在進入安徽后反而加快了行軍速度，自九江渡過長江后，直下南昌。12月1日，封國柱會見了南昌守軍將領，得知叛軍尚在袁州舉棋不定，于是丟下自己的第十七標，親率遲春先的騎兵標繞過南昌，直撲臨江，從東面逼近了袁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