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云走后，龍謙的思緒回到了剛才的軌跡上。頂點小說，w￠ww..co◇m建國已經八年有余，總部進入北京也九年了，自己第二屆總統任期也過了兩年半，根據他的指示，政務院正在籌備建國十年的大慶典。相關部門已經開始全面回顧總結十年的得失了。
經濟建設是政務院的主業，但自己一直是關注著的。一些指標的設定，一些先進的理念是自己提出的（如標準化、質量管理體系）。令自己欣慰的是，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超過了自己最好的預期。從1914年起實施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主要的指標上肯定超額完成了，特別是工業、交通、教育和稅收方面。欠缺的是農業，但現在掌握的情況也不錯。糧食問題基本解決，雖然一直禁絕出口，現在還是糧食純進口國，但國家的糧食儲備體系已經初步建立，可以應付荒年了。根據政務院統計局的數字，人均糧食擁有量（不含進口）達到了755斤。由于副食特別是肉食的增加，國人終于擺脫了饑餓，可以吃飽肚子了！當然，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各省的農業成績不等，西北還很困難，國家每年要向西北調運大批的救濟糧。政務院受黑龍江農墾兵團成績的刺激，曾連續提出在西北組建國營農場，被他否決，除了新疆——主要指北疆地區外，其余地區，包括甘肅和青海，嚴禁毀草開荒，以保持和恢復生態。
最關鍵的是工業。沒有工業化，一切都是空談。光解決糧食問題頂什么用？好在自己雖然不是學工業經濟的，但見識畢竟比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人才都領先了幾十年。對于體系化建設、綜合發展有著他人所沒有的眼光。因此，在礦冶、電力、交通特別是教育方面的先行大投入帶來了收益。對于工業布局，盡可能地避免重復。力求做到平衡發展。現在，一批工業化中心城市已經出現，上海、廣州、濟南、武漢、南京、西安、成都、太原、沈陽、哈爾濱、天津已經成為了區域工業中心，而且各有側重。一個地區，如果沒有工業中心城市，必然導致經濟發展的滯后。為了經濟效益將工廠全部建在沿海是絕對不可取的，將來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原先以為，至少要經過兩個五年，才能基本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看來實際情況要樂觀的多。或許到自己第二屆任期屆滿，初級工業化就可以完成了，所謂的初級工業化，是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時提出的，其標準有二。第一是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部門，第二是主要工業指標追上或超過俄國。道現在為止，除了鋼鐵指標尚有差距外，其余指標均超過了歐戰爆發前的俄國，1913年，俄國的鋼產量為480萬噸，到現在下降很多，數字來源不一。有說下降三分之二的，有說一半的。下降是肯定的了，他只關心當初的數字。而中國，1917年的鋼材產量突破了400萬噸。明年是一五計劃的收官之年，鋼材產量增長肯定不止50萬噸。而最主要的指標——國民收入，俄國1913年是70億美元，中國1917年突破了150億華元。就算這幾年因債務等問題導致華元貶值。150億華元肯定超過70億美元了。更不要說一批在世界上相對先進的工業部門的建立，比如汽車，比如醫藥，比如石油，更是死死地壓倒了日本！便是對比日本一直是劣勢的紡織業。到1916年就扳過來了。現在，紡織業成為了出口大戶，大量搶占了日本的市場，令本來就債臺高筑財政極為困難的日本雪上加霜。
軍事工業的成就更大了，歐戰極大地刺激了軍工建設，和1914年對日戰爭相比，軍工能力提升了二倍有余，除了部分裝備如光學器械等尚需依賴進口外，國防軍全部裝備實現了國產化，而且經受住了嚴酷戰爭環境的檢驗。一批武器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比如步槍、輕機槍和輕型火炮。軍事工業的發展有變相促進了基礎工業的發展，即使是最挑剔的反對者，也很少在工業建設上提出批評了。
下一步，即第二個五年計劃將引進新的概念，在效率、效益上下點功夫，在企業管理，精益理念、標準化及質量管理上下點功夫，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定會呈現一番新氣象……
文化教育的成績同樣偉大。特別是教育方面。推行全國性的五年義務教育已經八年了，國民識字率超過了30。這其中有各類夜校、職業學校的貢獻。除了邊遠省份，大一些的村鎮都成立了小學校，各縣至少設立一所中學。經濟條件好一些的縣就不止一所中學了。為了鼓勵念中學，從1913年起，教育部實行了助學金制度，以減輕貧困家庭的求學壓力。在狠抓基礎教育的同時，花大力氣抓了高等教育，因為國家急需高等專業人才，特別是理工科方面的人才。現在，全國的大學超過了100所，專業齊全，其中重點大學確定了20所，在重點大學建立了一批目標明確的實驗室，這是他的優勢，對于尖端技術的走向，他比教育部及其他部門有著更銳利的目光……這么多年了，還是很難坦然接受同事們的恭維，那不是水平，而是作弊。他很想告訴他們，其實我不是這個時代的人，我說告訴你們的，是后世已經證明了的東西，可是，這個話怎么說呢？即使說了，又有誰信呢？結果就是導致崇拜，由衷的崇拜，甚至連蔡孑民都撰文說，中國有龍謙，真乃國之大幸。那篇文章令他羞愧難當，直接揉成一團扔進了廢紙簍，搞得王兆還以為自己生了氣，將報紙從廢紙簍揀出來，翻來復去研讀，沒有發現什么問題呀？
工業化需要大批熟練的工人。解決辦法就是興辦各類職業學校。現在注冊運行的至少有500所之多。跟大學實行高額助學金一樣，財政對職業學校的補貼也非常高。
相比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令他感到擔憂和煩惱的還是政治體制建設。毫不夸張地說，現行的政治體制是他一手設計的，還算平穩地運行了八年了。他一向認為，制約監督和程序正義是公平的保證，從來就不敢寄希望于人性，有時連自己都不敢相信。更遑論他人了。所以，他一直大力扶持議會的權威，不僅兩院議員的薪酬超過了政府機關，而且將世人看來天經地義屬于政府的權力剝奪出來交給了議會。立法權不必說了，對于政府的監督權，財政預算的審批權全部給了議會，甚至從1914年起，連省部級正職的任命都成了政務院或總統府提名，議會批準了。
議會權力的激增。除了令政務院強烈不滿外，必然地導致議員的身價越來越高，特別是參議員，簡直成了囂張跋扈的代名詞，京城流行一個口頭禪，倆人在街上發生糾紛，馬上脫口而出：你以為你是參議員啊？
賄選的現象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從1916年以來，已經有7名眾議員和3名參議員被監察部核查。其中6人被提起訴訟，只有1人被證明是誣陷。恢復了職務和名譽。免于訴訟的也被剝奪了議員資格。兩院還好，基層議會就更是烏煙瘴氣了。政務院攻擊議會的炮彈多來自基層議會的丑聞。不可否認，基層議會對政府的監督制約是不如國家層面的，而龍謙更重視基層議會的選舉、運行，認為只有基層議會確實履行職責了，基層政府才不會懈怠和違法。實際情況是。基層議會的選舉和運行和他希望的差距甚大，有黑臉包公之名的監察部長曹敏忠對龍謙做過這樣悲觀的判斷，至少三分之二的省、市、縣三級議員是不合格的，要么他的來路不正，要么胡作非為。假如屬實。這可是個驚人的數字。曹敏忠進而認為，百姓參政議政的基礎極差，出任地方議員的，多是些流氓、訟棍和惡霸，一些議會其實就是黑社會（這個詞是龍謙發明的），而且，基層議會越來越出現一種令人擔憂的傾向，一些歷史上的反對勢力正在將其當做實現其政治野望的舞臺，比如湖北孝感就是一例，其議會成員的政治身份都是從民黨系統化出來的反對黨，現在卻拿著的薪水研究如何合法地推翻。
那個案子其實是國安總局偵破的。可以引用法律條文治罪的很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進入議會的程序無可指責。但監察部還是介入了此案，以經濟問題抓了幾個，判了刑，送到甘肅去治理沙漠了。案子引起了高層的反彈，包括方聲遠、洪粵誠和陳超都極為重視，對于此案，龍謙曾有一個內部講話，認為國家民主政治必須付出代價，國民的民主素質需要時間來提高。決不能因噎廢食，因為孝感出了問題就否認我們的政治體制。但在私下，龍謙卻給國安總局有嚴厲的指示，不要總盯著外國人，真正的敵人就在我們內部。
政府的情況也不令人滿意。貪腐是無法避免的了。特別是那些擁有實權的部門，比如交通、工業和軍工部門，甚至教育部也出了不少問題。1917年，龍謙曾讓洪粵誠主持召集了一個務虛會，就建國以來政府系統出現的“大型”貪污案進行法律制度層面的研討。參加會議的一半是議會系統的人員，囊括了各黨各派的代表，比較激烈的，比如參議員李烈鈞就認為，亂世須重典，現在雖不能說是亂世，但仍需重典，對于貪腐應修改現行法律，嚴厲制裁，應當學一學朱元璋。更多的人，比如梁啟超，則認為貪腐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比起晚清政府，現在不知好了多少倍，很是為政府說了些公道話。令龍謙悲哀的是，絕大多數人都忽視了制度問題，不是主張嚴刑峻法，就是默認貪腐，認為根除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龍謙發言說，還是要靠制度。共和國是歷史上咱新的國家制度，將議會比作御史臺是不切當的。如果政府的每一筆開支都得到來自政府系統之外的監督，貪腐就會少的多。工程建設、大宗采購如果按照已有的制度，比如招投標制度、省市縣長辦公會議制度、過程中和事后的審計制度運行，而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貪腐也會少的多。龍謙承認，這個辦法雖然是治本之策，但需要時間，需要創造條件。他本人同意李烈鈞先生的部分意見，修訂法律，加大對貪腐的制裁力度。那次研討會后，政務院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出訪了美英加等國，學習研究他國的做法，議會和司法部修訂了有關法律條款，但實際效果如何，尚需檢驗。
這就帶出了一個新問題。即公民的法律意識問題。中國古代的大部分時候是講德治的，將打官司的人視為刁民。對于國家頒布的刑法、民法及相應的訴訟法律，沒幾個百姓懂，更不會用。司法體系建設搞了好幾年，用王寵惠、伍廷芳等人的話說就是兩張皮，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情況好些，廣大的農村情況依舊。一個文盲率超過70的國家普及法律之路艱難無比。
這些問題還不是主要問題，內政問題在龍謙看來最嚴重的有三，一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二是元老們的問題，三是自己的“接班人”問題。
先說第一個問題。其實，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在憲法已經有了明確的規定，《政府組織法》也講的很明白，中國不是美國的聯邦制，各省并無自治權，而是在中央政府領導下行使省一級的行政權。但連省自治的呼聲一直存在，凡是原先民黨勢力強的省份，比如浙江、福建、江西、廣西等省，總在和中央鬧別扭，嫌地方的權力小了，特別是稅收方面，地方認為自主權太小，地方沒有財力，一切權力都集中于中央，什么事都辦不了。江蘇廣東也算民黨根基深厚的省份，由于接管早或者下派官員多，情況就好的多。
另一類是邊疆省份，比如正在鬧事的新疆，教權威重的西藏青海，也在呼吁擴大地方的權力。通過正當渠道傳上來的呼聲，中樞采取耐心的正當的手段解決，更多的通過中樞和地方的官員交流來解決，非正常渠道的呼聲，中樞則用非常手段處理，國安總局名聲不佳，和這有很大關系。連省自治也好，聯邦制也罷，龍謙是絕不允許的。便是蒙疆藏疆回疆提出的民族自治要求，龍謙也沒有答應。他認為在現階段，必須采取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方能集中有限的資源財力發展經濟，壯大國力和改善民生。但這種思想并不為中樞所有人所接受，也有放權的建議，比如出任副總理的唐紹儀就認為中樞管的太多太死，放權有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而接替段祺瑞出任財政部長的熊希齡則從稅務上看問題，認為現行的稅制需要調整，應該給地方一些財權，不要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報到中央來。
集權和分權是歷代王朝都不可回避的問題，中國這么大，情況這么復雜，中央必須依靠各級地方政府來治理，建國之初是三級管理，即中央、省、縣，現在是四級制，多了個市級，因為感覺到省級政府直管縣級有些“累”，這個決定造成了“吃皇糧”人數的激增，增加了財政負擔。龍謙曾為此發了脾氣，批評政務院沒有長遠觀念——一個政府，總是走精簡到臃腫之路，歷史的教訓擺在那里，為什么不汲取？
到現在，分權的呼聲并未平息，議會不斷有提案，遞到政務院，統統束之高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