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風暴”最初的創意，是孫綱從白里安那位漂亮的女兒身上得來的。
這個金發美人很孝順，自母親去世后她就一直同父親生活在一起，照顧父親的飲食起居，耳濡目染之下，也算半個造船專家了，由于比較喜歡東方文化，法國人的浪漫不羈和東方人的沉穩含蓄在她的身上都有體現，總去白里安那里拜訪的北洋船政大臣夫婦現在和他們父女倆已經很熟了。
和這個叫麗妮的姑娘接觸多了才知道她居然還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從后世穿越來的孫綱對基督教倒并不陌生，在他原來的那個時代，周圍的鄰居老太太有一大幫人都是基督教徒，他手里還有一本《圣經是高中的一位“紅顏知已”送的，當初為了追她，他老人家可是把這本《新舊約全書好一頓狂背，差一點就改了宗教信仰，后來她高中畢業遠嫁東洋他才又重新“恢復”到了原來的“狀態”，想不到那時候下的功夫今天居然用在了和金發美人的“溝通”上，讓他無限唏噓感慨之余也有了一絲“東邊日出西邊雨，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感覺。
自從知道了北洋船政大臣居然和大清國的其他高官不一樣，對基督耶穌還頗有研究，可是讓金發美人開心了好久，她立刻就動了讓孫綱“改信歸宗”的念頭，在她看來，讓一個大清國的高級官員“投入到上帝的懷抱中來”，其意義遠大于正在建造中的戰列艦對中國的影響。
可孫綱顯然沒有這個“思想覺悟”，他本人早已投入到另一個無比溫暖的懷抱當中去了，當然，這個懷抱肯定不屬于上帝的范疇。如果金發美人知道對北洋船政大臣來說她自己的懷抱比上帝的吸引力要大得多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放棄這個讓這位大臣信奉基督教的念頭。
但是麗妮的“熱情”卻讓孫綱獲得了一個靈感。
在西方基督教社會，基督耶穌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與此相類似，在古老的東方，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孔子的地位也是一樣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位一生歷盡坎坷的偉大教育家，到死也沒能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他生前可能根本沒有想到，他的一言一行都會在今后的幾千年里被奉若神明，到了大清朝，已經被多個朝代的封建統治者扭曲異化成了人們思想意識的牢籠，“儒學”變成了“儒教”，可這個“儒教”，和基督教相比，不一樣的地方太多了。
說到底，是因為中國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廣義上是一種文化沖突，這種沖突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給中華傳統文明造成巨大的傷害，也可以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發生有利于自身的轉變，這要看中國能否因勢利導了。事實上，許多改革志士——包括19世紀六十年代的薛福成，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鴻章，鄭觀應，嚴復在內，都在大力敦促國人利用這一時機，讓中國發生有利的變化。
可那些舊的勢力，無論吃了多少的虧，仍然選擇固步自封抱著自己的“教主”孔圣人的牌位去背對著這個“千年未有之變局”，以“不變應萬變”。
對此，李鴻章曾經哀嘆，中國“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為兢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人耶？天耶？何得而至此耶？”
而今天，孫綱想拿著這些早該爛掉的家伙們和他們的陳芝麻爛谷子來開開玩笑了。
當然，他這次學乖了，絕對不會自己出這個頭滴。
只是他后來才知道，這個玩笑開得有點大了。
那天他從麗妮那里回來后，一時興起，看了一些關于最近的邸報和北洋軍情處弄來的關于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歷史和現況，才知道了為什么那個法國金發美人一心想讓他改信基督教了。
其實基督教在中國本來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唐朝的時候中國就有了，當時好象叫景教（他是從電視里看到一件古老的文物“大秦景教中國流行碑”才知道的），明朝中期和清初就更多了，甚至于傳播到了士大夫的上層，象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甚至崇禎皇帝也信過一陣子）等著名學者，都是有名的中國教徒，可見其影響之大。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外國人在中國的傳教變得公開化和合法化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內地購地置房，建堂傳教的權利。由此，基督教各教派的活動便活躍起來，由此也引發了諸多的事端。究其原因，仍舊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沖突，特別是在西方文明已經顯現出其優越性而中國已經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這種沖突便顯得更加的激烈了。
如果僅僅是信仰上的沖突，問題倒還不大，在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眼中，基督教不過是些“異端邪說”罷了，大可不聞不問，孫綱也知道，中華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使五十多個民族能夠長期和平相處（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年里也說，中國從歷史上來說就是一個無宗教的民族，群眾百姓隨拜隨信，神佛道雜然相處，多個耶穌上帝也不為多，但若要全聽全信，則斷無可能。），信仰方面更是“儒，釋，道三教合一”，沒有誰覺得有什么不對（孫綱在起點看書這么多年了，在好多異世穿越和仙俠神話題材的書中，甚至可以說N教合一了，照樣看得很爽），但實際上，事情并沒有他想的那么簡單。
時間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傳教活動已經有些變味兒了，失去了本來的面目，當時的歐洲列強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并不是出于對中國的同情，而是傳教事業和西方文化滲透的需要。歐洲列強對中國的資源和市場很感興趣，而這幫傳教士的“雄心”更大，他們志在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并企圖用基督教義來取代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
和同樣毀在基督教向外傳播中的中美洲古代文明不同，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傳統的儒家文化早就滲透進了人口眾多的中國人的生活，西方傳教士們根本無法達到他們的目的，為了吸引盡可能多的中國人入教，西方傳教士們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中國教民的“考核標準”，但這樣一來，麻煩由此產生。
那些被吸引入會的教民，除了極少數自明末清初便開始信仰天主教的人之外，有很大一部分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因為生活艱難，企圖獲得物質援助而信教受洗，譬如后來一些人說的：“有很多窮人參加，他們并不是真信教，而是生活沒出路，為窮困饑寒所逼。入教只是為吃教堂供給的饃饃，或用教堂兩吊錢”；一些地方官員也證明說：“天主教民衣不蔽體，食無隔宿，儲床灶于一掾，貧困如此。”貧困的窮苦百姓進入教會倒也還問題不大（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還緩解了中國的社會危機），麻煩的是一些不法之徒為了尋求保護而加入教會。這類人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因為參加反清組織如白蓮教等，在官方的追捕下而加入教會求得庇護，有的甚至是整個家族，整個村莊的人全部投入教會。另外一種情況是一些人本來就是一些市井無賴，流氓惡棍，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無所不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報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魚肉鄉里之事，恣其所為”，人數雖然不多，但為惡極大。一旦教會中有這樣的一兩個人，當然不會有什么好名聲，比如美國長老會1886年在山東發展了新教民113人，同一年卻有128人被開除教籍，就很說明問題了。
由于這幫人起的作用極壞（感覺和后世的“漢奸”差不多），加之雙方本來的相互了解就不多，民間和教會之間的誤會和沖突因而不斷升級，遂演變成一系列的“教案”，由于西方傳教士是受外國在華勢力保護的，外國領事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使事件更加復雜化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則是這一時期民教問題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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