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絲殺人的確是殘忍的，但是這就是戰爭，經歷一百多年慘痛歷史的中國可沒有在戰爭中散發圣母病。如果不能擊敗敵人，自己受到的痛苦將是百倍的。旭日對中國人做的就不提了，毛子一路向遠東擴張榮獲吃人羅剎鬼的稱號。也說明對手不需要憐憫。面對在自己國家一百多年來燒殺搶劫的敵人，操控金絲猴的破曉軍沒有絲毫負罪感。
西伯利亞戰場的局勢被破曉軍徹底控制住，在西伯利亞上破曉軍是磨盤，蘇軍是血肉，空戰，裝甲戰，地面滲透戰全處于劣勢的情況下，蘇聯發現進攻就是在白白浪費兵力沒有效果，而不進攻，就是拱手將亞洲大片土地讓出。隨著破曉軍不斷站穩腳跟，戰線會繼續向著蘇聯推進。這就是種田式的壓迫。歷史上描寫的情形經常是游牧民族的騎兵長驅直入給農耕民族傷痛的記憶。但是歷史上更多發生的事情卻是，種田民族步步推進，依靠強大的恢復力和生產力將游牧民族節節擠壓出溫暖和降水充沛的土地，縱然游牧民族有幾次反撲，但是也只是游蕩一番，至于奪取早期文明的核心資源——土地，那是想都不敢想。可是這種痛苦由于游牧民族少有文字，在草原上換了幾茬，都沒有人記載。而作為人類文明的主線，農耕民族卻是將游牧民族入侵的痛苦記錄下來，這也就造就了，歷史失敗者貌似在毆打歷史的勝利者。
不過在工業時代，這種生產力和恢復力優勢的壓迫，在原時空的代表是蘇聯鋼鐵浪潮絞殺德國戰車。在這個時空卻是五星盟在西伯利亞上步步為營。
如果要快速高歌猛進也是可以的，但是程攀不想讓勝利來得這么快。在手握勝券的時候，程攀開始重視這場文明跌宕起伏的歷練，五星盟剛接手的中國，整個國民在思想上受到外界的毒太深。整個中國需要在這場戰爭中磨合充分認識到國家是一個整體。程攀那個年代常常把黨（政府）和國家區別對待，聲稱愛國不愛黨，因為愛國所以要更自由的體制，要反抗政府的管理。
這種思想簡直是謬論，把黨和國家一起比較當成兩個獨立的概念或者是一個概念純屬胡攪蠻纏。如果把國家比作一個整體，政府只能算得上是身體上的骨架，人民是依附骨架的肉，每個人是細胞，至于國家存在的意義就是推動自己文明的進步，這種核心思想對國家來說，就相當于人的自我人格意識。
一代一代人如細胞一樣新陳代謝，而國家這個主體不變。骨架支持人體運動前進，而政府也如同骨架一樣組織著國家發展。和人體骨架一樣，骨架依靠人體其他消化系統供養，在人體的精密協調下雙方保持絕對的平衡，而政府在國家中也是嚴格的依靠制度和法律規范權力和義務，沒有這個規范相當于人體內分泌失調。絕對的專制，和民眾要求不該要的權力瞎暴亂都是國家內分泌失調的后果。真正的愛國者是從國家的角度上考慮政府權力和民眾權力的平衡，有的時候政府的權力該被限制，但是不是政府所有有的權力都要被限制，骨頭不好，人還怎么跑步前進。所以所謂的不愛黨愛國，反抗政府獲得自由，跟高喊：“我要健康身體”一邊還喊著：“反對骨頭癌癥，敲碎骨頭”一樣可笑。尤其國家是在健康方向上發展還這樣喊，這就是相當于一個健康的神經病人。所幸這些妖孽的思想，在國家最求文明進步的夢想時永遠占據不了主流。
紅警位面的中國是從民國那個名為“思想碰撞，思想燦爛，百家齊放”，其實是大病之后發燒腦殘失去自我目標的病態思想中走出來的。清朝的讓中國生病虛弱，外國人趁著這時候給中國給點肉放點血，為了讓中國病永遠好不起來，再灌輸一點馴化動時所用的手段，讓中國變成西方國家的家畜一樣給歐美定時供血（印度就是良好家畜的楷模），民國那些所謂的大師給中國的帶來的絕不是思想上的百家齊放，而是遮掩了中國重新確定追求文明進步夢想，向著精神分裂的狀態發展。
隨著外國不斷的思想摧毀，中國原來古老固有的普世價值，“要勤奮好學”“要勤儉節約”“要為人與善”“要有素質”“要重視教育”等等優秀價值觀。這些傳遞正面思想的典故中的主角從先賢，和古時候的中國人。換成了老外。
結果玩西紅柿大戰，雞蛋大戰的美國人教導中國人要節約糧食，中世紀從不洗澡和老鼠同住的法國人教導中國人要講衛生。連自己歷史都沒有文字記載全靠外國人到達記錄才能確定朝代具體時期的印度人都來感慨中國人不愛讀書。向中國人日夜勸學、勸儉、勸善、勸勉的對象，全部都變成了外國人。那些所謂的上流，在日常里經常是：“我在某某國是怎么生活的。”如果國家是發展的是正常的，是強大的，這種自我否定的言論是沒有市場的，而民國到殖民時期，國家弱，沒有時代使命感，就文明價值觀嬉皮嘻哈。就像人垂死狀態思維不清晰了 這個位面那些文人們有一句話說的是對的，五星盟創立之初對國家就是封鎖的，無論是思想還是經濟上，皆封閉起來。他們說的沒錯，五星盟到來時候，中國基本快入土了，四分五裂，在奴化教育下民族意識開始消亡，對待這樣一個重病號，肯定需要一個干凈的病房來安置，和外界接觸很重要，前提是自己的內部循環完整，有消化能力才能接觸外界。
從經濟上五星徹底清除了讓國家腐朽的那群癌細胞，他們沒混進國家的骨架——執政政府，隨后又被五星盟政府的帶領下將他們排除。縱觀中國歷史，貪污不是一個國家運轉失敗的原因，而是榨取利益撬國家墻角損公肥私的那整個利益階層。五星盟架構的經濟工業體系從來不會跟這些地主腐朽階級進化的買辦資產階級合作，來建立國家，程攀知道他們就是蛀蟲。
通過位面通道的軍事科技援助，五星盟可以很容易的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可以輕松架構國家運行體系，而通過技術和工業設備援助可以讓人民重新富裕。身體的強健后，還不能讓中國和外界接觸，因為核心思想價值，追求文明進步的意志還沒有完全形成，在這條大道上追逐百折不撓的自信還沒有建立，一個人身上的病好了，但是腦袋不好，被別人一顆帶著毒藥的糖喂下去，基本就跪了。原時空某超級大國感到不舒服，腦袋又不清醒，吃了對手送上來的一枚“休克”牌的藥。那個跪的叫快，拳頭大軍事肌肉強，一場超級世界大戰都拿不下來的國度，被騙吃了一顆藥，上萬坦克賣給原對手國家的拖拉機廠，潛艇自動上浮，跑到港口拆解。
對手給的東西不能亂吃，這個世界沒有別的國度可以好心為你著想，剛剛獲得強大軍事力量的五星盟，此時還是迷茫的，大部分紅警位面的中國人還不知道未來的道路如何走，下意識的想看別人走的路，這是致命的心態，也只有黑夜位面中國走的道路才能給紅警位面的中國借鑒。紅警位面中國要走的道路是充滿荊棘的卻是正確的，工業化從來不是從天而降的，如果立刻戰勝，一條吸取全世界財富貌似前程似錦，其實斷絕了文明進步的死路出現。紅警位面的中國人就不會認為按照鏈錘社道路前進的五星盟是正確的，雙方就有了分歧。
國家內部是不能在前進的路線上有分歧的，這場戰爭是將整個中國磨合成一個整體的過程，在外敵的威脅下，政府人員會意識到自己的和民眾是密不可分的，自己不是國家統治者，而是國家運行的一個部件，而民眾也知道一個強大的國家中嚴格行使自己權利的政府也是國家必不可少的部分，政府的權力不是壓制民眾，而是為了國家前進。
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中，這個過程不能缺乏。用程攀的話來說，眼前黑夜位面的中國獲取勝利獲得的容易了。一個國家的民族性和其歷史經歷有很大的關系，甲午之戰，日俄之戰，旭日的勝利來得太快太容易，以至于導致國民性中帶著一絲賭性，因為勝利來得容易就開始浮躁。而中國經歷的漫長的歷史和挫折，每次艱難的從泥潭里爬出來。種田發展，然后平推這種看似保守其實穩重的大國國民性就出現了。在戰爭上破曉軍利用了另一個位面的科技研發作弊了，程攀希望在攀爬工業體系這條困難的道路上給這個位面的中國人補全這段經過奮斗，從而成功的經歷。經過賭博后勝利強大的自信總給人一種小人得志的感覺，經過努力奮斗后強大產生的自信，因為這種自信縱然是自己再次失敗后，也有信心重新奮斗回來，再次遇到困難也不會氣餒。而賭博后取得后的強大，將強大寄托于運氣上，本質上還是不自信，一旦遇到困難不敢正視。
目前在這幾年的宣傳戰和五星盟蒸蒸日上的事實，讓龜縮在中國東南沿海和躲在外國的文人在國內輿論上完敗，中國此時在戰時，中國在為文明延續而戰斗，屁股坐在外國的文人，在思想上完全和中國國內思想脫節了。一個是抱著國家使命感，奮斗。一個是頹廢的，希望中國自由散漫不要奮斗，融合與世界，按照世界其他強國已定的秩序安心回到底層位置上。認真學習，為了未來人生規劃的優等生，能和在外面混墮落的痞子說道一塊么。成功將這一派別的人邊緣化，把他們頹廢的丑陋思想徹底揭露。在五星盟的力量不斷增強的情況下，這幫沒有價值的人該是被終結的時候了。
在渤海灣中兩百艘萬噸級別的生物戰艦，開始下海。而在海中更多的是另一種小型單位。長達三米的生化電鰻。這種電鰻不是靠著自己放電攻擊的，之所以取它作為改造目標，是應為電鰻可以承受住一定的電流。生化電鰻的武器是借鑒與蘇聯的科技。
紅軍那可怕的磁能科技最尖端的成果不是天啟坦克上霸氣十足的“魚叉”牽引裝置，也不是鐵錘坦克上精巧絕倫的特斯拉磁能彈發射器，甚至不是那高高聳立威力無窮的磁暴線圈，而是能夠由單人攜帶的微型電磁槍。憑借著這種技術，紅軍步兵們獲得了一種恐怖的近戰支援，就是來自磁暴步兵的天罰一般的雷霆。
該種磁力槍，五星盟將其改造在生化電鰻上，由于其他海洋生物對電流過于敏感，而海洋上的生化兵器總不能完全裹著一套防電服裝，那樣就沒有生物兵器的靈活了，所以選擇了電鰻。而為了增強電鰻的耐電能力，24條從頭部貼身至尾部的導線，像建筑物的避雷帶一樣將電磁槍在水中散發的大部分電流引走。這個科技是利用初中電學知識，電流優先從電阻小的地方流走的原理，電鰻的體外被從頭到尾一條條導線像籠子一樣罩著身體，電流一旦接觸到電鰻表皮立刻就會順著導線流走，被表皮24條導線包裹的電鰻內臟不會受到過大電流的損傷。這些電流以電鰻的耐電性可以承受下來。
這支有三萬生化電鰻和兩百艘生物戰艦從渤海灣中游出，五星盟的勢力該突破海岸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