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普通人來說，只有作為的、發生了的事情，才能夠給他們新的知識。
而對于敏銳的高智商人士，尤其是做過律師、談判專家或者測試工程師的資深人士而言，沒有發生的、或者以不作為姿態體現的事情，同樣會給他們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
因為這些人往往游走在極限試探作死的邊緣。
當他們干了一件自以為肯定會犯法、或者導致人質被劃兩刀、或者BUG報錯的事情后，卻居然沒有遭到報應，
那么他們就會修正腦內的預設想法：原來現行法律的執法尺度這么松、原來這個歹徒的心理承受極限那么強、原來搭檔的程序員沒那么菜……
而李素顯然也是這么一個人。
所以別看他每天聽婢女鼓瑟泡澡沒做事，他在這半個月里，他就于無為之中摸索出了一些心得，調整了對將來改革變法難度的認知。
這個認知就是：在漢末，搞關于錢的改革，遠比搞關于人的改革，要容易。
這個認知說來簡單，但總結的過程卻不簡單，而且很反現代人的認知模式，李素也是花了好久靜下來才想通的。
因為在現代人看來，財政改革和人事改革都是零和博弈，現代人習慣了金融資本注意的大水漫灌，見多了金融危機一來瘋狂印鈔票稀釋窮人財富，所以他們知道錢會生錢，知道錢多的人會越來越多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知道有錢人憑空變出錢來本身就是對窮人的剝削。
李素一開始也下意識怕漢末的人這么抵觸他，但最后發現想多了。漢末還沒有金融（高利貸是有的），人們腦子里也沒有普遍的“有錢人會越來越有錢”的絕對認知，大家都還相信財富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實打實東西。
只要人心還相信蛋糕是可以被做大的，應該把目光放在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甚至扯后腿上面，那么李素就能用技術革新和發展生產力，來彌合稅制改革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矛盾。
逐漸把人與人的矛盾，轉化為人與自然、人與技術的矛盾，把大漢從末路上帶出來。
從最終爆發的反抗節奏來看，也是從李素的治蜀方略中生產力得到更多發展的郡選擇了支持，只有那些得益很少的郡才建議比較多。既然如此，繼續發展生產力，就有可能贏得全面支持。
而相比之下，關于人的改革，也就是人事制度或者說選官制度，才是任何時代都一樣難的存在。
如果李素今天要搞的不是租庸調制，而是什么科舉制或者九品中正，引起的爭辯激烈程度肯定要強上十幾倍，而且哪怕他可以在生產科技上開掛也壓制不了這種爭辯。
因為漢末的人已經很理解“人事選拔是一場零和博弈”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錢可以變多，官不會變多，或者說官亂封就會貶值，別人容易做官就等于你不容易做官。
秦朝初建的時候幾乎要有滅國之功才能封徹侯，到了漢初就貶值了，東漢更貶值，現在相比于秦朝已經算爛大街了。
這也是為什么李素建議劉備的改革，一定要先從錢開始，錢徹底搞定了才能動人。
步子邁大了容易扯著蛋，變法一定要先挑軟柿子立威。
有了這樣的心理建設之后，李素再面對現在這種程度的提意見，心態才更加平和。
這才哪到哪呢，咱要有容人之量。
第二天一早，李素跟著劉巴，非常正式而又禮數周全地來到漢中王行宮。
廣漢郡和新劃的汶山等地的“公車上書”代表官員，也已經在大王面前，準備正式辯論，暢所欲言了。
這是一場很正式的辯論，大家都是對事不對人。
李素到了之后，劉備也不跟他套近乎，而是很正式地詢問：“右將軍，犍為郡和汶山的官員、名士的意見匯總，都看過了吧？是否有理，可能駁斥？”
李素拿著當笏板的扇子，拱手正色：“回稟大王，駁斥談不上，大家都是一心為國，當同舟共濟集思廣益。諸位同僚之言，我都擇其緊要看過了，有些確有可取之處，可以吸納補充到新法里，但大多數假設并不足慮。”
這番話就說得非常有風度大度，而且實事求是，并沒有王安石司馬光之流的斬盡殺絕不講理。
劉備點點頭，就轉向代表蜀郡貧困地區的名士代表楊洪：“既如此，你且先向右將軍陳述你們的擔憂。”
要說楊洪這人，李素之前也見過一面，還去他家做過客。他來自青城山區邊緣的都安縣，也就是都江堰那一帶。
而歷史上劉備入蜀后曾經把蜀郡拆分為蜀郡和汶山郡，汶山地區就是青城山以西的山區，比較窮一些。現在雖然還沒正式拆成郡級單位，但當地的經濟風格已經跟蜀郡的成都平原部分頗為不同了。這些貧困山區的意見確實應該兼顧。
而楊洪歷史上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在漢中之戰，當諸葛亮面對劉備的求援時，楊洪建議諸葛亮：“此何時也？無漢中則無蜀，男子當戰，女子當運”，也算是個忠于漢室之人了，后來諸葛亮執政后封為蜀郡太守。
此刻，只聽楊洪誠懇地建議道：“大王，這租庸調法所定的新稅率，我們汶山諸縣上下士紳并不敢有異議，刪繁就簡名實相副，也堪稱善政。
只是此法允許錢幣、蜀錦與納糧隨意兌換，百姓繳納什么劃算就繳納什么，看似是惠民之舉，防止百姓因為換錢而被盤剝，實際上卻有可能傷農，不可不查！
右將軍每自比管仲，不會不知道春秋時管仲衰魯之策吧？魯人擅事農桑、織魯縞，管仲便建議齊桓公鼓勵齊地士紳穿魯縞、又嚴禁齊人自營蠶桑，哄抬縞價，誘惑魯人棄梁粟而專事蠶桑。兩年之后，又禁止齊國再買縞賣米，使魯糧盡幾乎亡國，成為齊之附庸，殷鑒不遠吶！
如今百姓繳稅可以完全不納糧，那遇到蜀錦漲價的年份，他們還種什么糧？要是蜀錦兩年三年持續高位，百姓定然毀田種桑，甚至這種蜀錦價格的虛高完全是可以由諸侯誘導的——
比如劉表或者袁術、孫堅知道了大王行租庸調法之后，他們最可能的做法就是利用長江商路，高價瘋狂收購蜀錦，哄抬錦價，益州百姓一旦瘋狂織錦，不用三年就會糧荒。
而且蜀道艱難，運錢、錦等價高輕便之物易，運糧米等大宗沉重之物難。到時候就算想從荊州買糧，就算荊州的諸侯沒有抱團不賣，我們的運力也不可能支持從荊州運糧養活蜀郡數百萬人口……”
楊洪說來說去，其實主要就是個糧食安全的問題。
當然他最初還是說了幾句吹捧李素和劉巴的好話的，也承認了李素的本意是“防止百姓被盤剝”。
這一點必須稍微解釋一下，那就是漢朝幾百年來收銅錢的算賦，這項制度其實也是很盤剝百姓的。
因為百姓如果不經商只種田，手上是湊不出銅錢只有糧食的。所以一旦到了繳稅季節，為了強行湊一百二十錢交人頭稅，百姓就得再費一番手腳賣糧。
而眾所周知，兩年年的封建社會，只要存在“農民非賣糧湊銀湊錢繳稅”這個剛需，那就一定會出來囤積居奇的奸商趁著百姓集中賣糧的時候壓低糧價，多宰百姓一筆。可能百姓要拿出相當于兩百錢甚至更多的糧食，來換回實打實的一百二十枚銅錢。
而李素和劉巴的“允許錢、錦和糧自由兌換”，對于緩解這個問題絕對是大有好處的，哪怕是政敵都得承認，楊洪這樣的善意提建議者就更得承認。
因為錢錦互通之后，百姓雖然沒錢但百姓也可以自己織錦，自給自足就可以湊齊一切稅賦所需，也就不用去商業交易被差價盤剝了。
李素也就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求同存異單說糧食安全的問題。
只聽李素很有風度地等對方全部說完，才好整以暇反駁：“大王，楊洪之議確是老成謀國之言，可惜未能見古今時勢之異。
我與劉巴并非沒有對糧食安全問題留出應對，如今的局勢，與管仲齊桓公之世也大不相同。首先，管仲之謀之所以成功，只因在他之前，世人并無以通商亡人之國的先例，各國沒有戒心。
春秋之時，魯國并無平糴之法，而平糴之法就是出自《管子》，又為戰國之初魏國變法的李悝所實際推行。此后數百年，各諸侯、州郡都有常平倉，平抑糧價，也防谷賤傷農。蜀地自先秦一直富庶，糧秣自給有余，官倉積谷豐饒，只要治倉嚴謹，至少可消弭八成的風險。
其次，魯國當年之衰，還在于反應遲緩，須知毀田種桑需要數年，毀桑復田卻只需一年。如果反應迅速果決，行政高效，只要田地還在，改弦更張就能防止受害。‘藏糧于倉’，不如‘藏糧于田’，只要確保耕地的總面積，即使暫時不種，或者暫時種的是別的東西，能切換回來就不怕。
我們現在只是允許蜀錦納稅，并不是蜀錦天然可以變出一切，如果糧食變少了，糧價上漲種糧有利可圖，百姓也是會種糧的。而且朝廷也給了糧食保護價，一石三百錢是無論如何都兜底的，還有何患？”
李素說的“藏糧于地”，確實有些超前，但他還有別的后手。
而“藏糧于地”的道理，其實是挺先進的，那就是確保耕地總面積要受控，確保隨時想還田就能還田，那敵國就不敢輕易在糧食安全上算計你。
后世國際貿易那么發達，已經形成了多年的買外國糧食吃、買外國糧食存起來，同時自己的耕地休耕輪耕恢復土地肥力。只要田不跑，別荒漠化別變水泥地，那就不怕。種糧又沒什么技術含量，哪一年都能種，關鍵是倉庫里要有夠吃兩年甚至三年的存糧，這樣反應時間就足夠了。
當然現在還是農業社會，蜀地的地皮大部分還是要確保用來種糧食的，李素那點“工業化”規模，影響幅度比較有限。
李素等劉備和楊洪、以及其他旁聽的文官消化了一下，才繼續說道：
“而且，租庸調法里面制定的蜀錦兌換價格，還是刻意壓低的——目前市面上一匹舊式的尺八蜀錦，大約是兩千錢，五尺蜀錦更是要七千錢。租庸調法給的兌換價才千八百錢，比實價打了九折。對于五尺寬錦更是沒有溢價，完全按同等面積折抵。
所以市面上的錦至少要分別富余一到兩成，才能達到官府的收購價，正常情況下也只有自產蜀錦的百姓會這么繳納，他們其實是虧了一成多，作為‘手續費’。而商人是不會頂著‘手續費’大規模囤錦抵稅的。”
李素說到這兒，又停頓了一下，本意是等楊洪他們消化這些概念，不過沒想到楊洪只是稍微思索了一下，就想出了反駁的法子：
“可是，如今蜀錦價格沒有降低，不過是因為這幾年蜀錦產量還沒上去。可都安、郫縣等地水車繅絲工坊遍地，民間投錢建造新式弩梭織機的商戶與百姓層出不窮。要是這些產錦能力全部成熟，錦價格是有可能下跌的，到時候只要下跌兩成，商人就有操作的空間了。”
李素無所謂地一笑：“那又如何？能夠頂住如此低價的，必然是采用了新技術織錦的思想開明的商人和百姓，用舊生產工藝織錦的，依然達不到這個成本。那么，朝廷只要控制好新技術的產能，就能防止百姓投入過熱、毀良田種桑。”
楊洪一愣，他們楊氏家族就在青城山有上千頃山腳丘陵桑園，弩梭織機也買了超過兩千架了，所以他是知道這個技術封鎖有多難的。
他不由自主就反駁，后半句話還是轉向劉備說的：“右將軍低估了百姓與商賈的逐利之心了吧？新的技術能擴散到多大，豈是官府能控制的？臣……有一事需向大王請罪，臣族中也有新式弩梭織機兩千部，臣認為民間貪婪過于臣者不可勝數。”
李素依然是那么云淡風輕，看著楊洪坦白自曝，他還先點了個贊：“說出來就好，合法賺的錢，不寒磣，大王并非武帝那樣的憎商之主。
可惜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弩梭織機確實容易擴散，但水力繅絲呢？楊洪，恕我直言，你們楊氏一門的織機，所有的生絲應該都是買的吧？織完錦再往外賣。如果沒有水車繅絲，靠傳統手工繅絲，你們還能降到五尺寬一匹五千錢還有厚利可圖么？”
楊洪想了想：“不能，自從新式織機增多后，市面上的絲價先升后降，現在又有回升的趨勢。應該是因為一開始水車繅絲增加的產量超過了新式織機的需求，新式織機多起來之后，又把絲價哄抬起來一些。但現在還是比手工絲便宜。”
李素：“那不就行了？繅絲這個中間環節，要想用上新技術，必須跟官府配合——你應該沒見過繅絲的水車建造起來要求有多嚴格，必須要有旱澇季節相近的水量，才不至于沖壞了水車。
如果水車按最澇的水位水速設計，壞倒是不會壞，但自身過于笨重，一年中只有汛期幾個月可以用，成本還不如手工。所以，可以繅絲的水車能部署多少，全看朝廷能修幾處都江堰那樣的水利設施，確保旱汛時節水力穩定。
而興修水利之權握在朝廷手中，朝廷允許水力繅絲規模有多大，上游的養蠶規模就只能有多大，否則根本賣不出去，誰還會胡亂毀田種桑？至于下游的織戶，只要絲價上漲，誰還會貿然多買多造織機？”
聽到這兒，劉備和楊洪才陡然眼神一亮，如同打了腎上腺素。
原來管仲哦不李素這廝，早在幾年前就在這兒埋伏了一手么？他偏偏死死抓住了產業鏈三環的中間第二環，把上家下家都吃得死死的。
想種桑隨便種，想買織機也隨便買，哥家里只經營三千架水車，其他生意都可以讓，統統讓友商分享。
劉備觀察了一會兒，見楊洪沉吟不語，他只好親自提問：“剛才還有誰對此法有異議的？對了，王連，你怎么看？你不是代表種太守，以及廣漢各地官員士紳，也有疑惑么？”
聽劉備點名了，楊洪才暫時嘆服地退下，請廣漢代表發言。
梓潼縣令王連，這才出列準備奏對。
李素并不知道，王連這人歷史上也算一號干才，原本是劉璋登位初年入仕，從梓潼縣丞、縣令做起，在這個位置上踏踏實實干了十幾年，后來梓潼郡拆分后又做了幾個副郡級干部。
劉備入蜀后，因為發現他管后勤挺不錯，尤其是在劉備打漢中的過程中，組織調度方面立了功，被諸葛亮建議提拔為鹽鐵校尉，總管整個蜀地的鹽政。別看這個官只是校尉，級別比太守還低，但卻是超級肥缺，諸葛亮也是看重了此人的明于理財又能律己不貪，才破格委任的，歷史上諸葛亮的鹽政都是靠這個王連實施的。
不過這一切，隨著歷史的改變，早已截然不同。王連因為史書上記載太少，李素上輩子看書都不記得，現在就當他是無名NPC來拆招。
只聽那王連也誠懇地總結：“右將軍剛才此言，足以解釋租庸調法如何抵御天災、或是別有用心者的囤積居奇。
只是，右將軍之法，畢竟依賴民間自發根據價錢的漲跌而調整田、桑比例，未免不夠敏感，而且有可能浪費資源。臣有一議，并不是反對租庸調制，而是希望加上一些額外的管制，減少民間的無知損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