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楞格河畔唇槍舌劍爾虞我詐之時,齊國公的奏折也已經加急飛奔回了京城。
大軍還沒有全部撤回,皇帝和一干重臣已經先行回京。
北方大勝的消息已經傳遍,雖然還沒有徹底結束,還不到告太廟的時候,皇帝借機吹噓自己指揮若定破堡的事,已然人盡皆知。
一時間馬屁四起,李淦說不出的受用,更為在意的軍中威望也是大漲了一波。
齊國公的急奏一到,上面固然說內帑密約,但這種事也不可能不和諸臣商議。
禁城天佑殿,大順天佑殿軍國平章事或是加同平章事的閣臣們賜座。
軍國平章事,聽起來仿佛宰相,著實霸氣,但實際上距離宰相還差了十條街。
前朝內閣閣臣就自己說過,所謂閣臣首輔,不過是上借帝君之威、下侵諸曹之權,實則不過一秘書耳。
大順開國時候的第一批平章軍國事們叛的叛、死的死,實無開府之能。到如今幾經變革,權責漸漸明確平衡。
為了控制官員選拔,把吏部文選司從吏政府中剝離升格為文諭院,又增添了一些其余部門隸屬于天佑殿。
天佑殿實際上比前朝內閣多了一些監察權和人事權,不過平章軍國事們又不兼六政府之首,也無直接控制權,天佑殿的實際頭目還是皇帝。
如今朝廷天佑殿內,連帶加銜的平章軍國事一共六位。
一個是勛貴出身,加權將軍;一個是武德宮魁首出身。
剩下四人,都是科舉出來的。
但這四個人又是不同的學派,互相之間都看不順眼,至少看起來在皇帝面前是互相看不順眼的。
大順官方意圖推行浙東學派的事功之學,作為官方意識。
但理學心學傳承日久,加之明末的思想混亂,如今還處在一個“破而未立”的階段。
批判理學的多了,可是卻還沒有一位真正的如同王陽明那樣的大儒破而后立。
大順太祖西安建制的時候,東林五虎將之一的惠世揚主持了廢八股而專取策論的考試,選拔了不少人才。
等到高一功復京城、李來亨定江南后,大順的第一場正規殿試的策論,標志著新朝的風向。
策論題目選自論語,也很簡單。
“管仲非仁者與?”
策論題目一出,那些嗅覺敏感的士林大族立刻嗅到了風向。
這新朝,是要外王,而非內圣啊,甚至品出來一絲霸道的滋味。
明末之亂,整個江南的儒學風氣都產生了種種反思和變革。
效伯夷叔齊,自然不食周粟。
子孫后代可以當官,自己卻是不干的,這是傳統氣節。文丞相也不妨礙親族兄長子侄投元啊,只要自己為前朝盡忠就是了。
又不做官,又要為前朝盡忠,自然要把明末為什么混成這個慘樣思索一番。
總得有人出來背鍋。
衍圣公府都因為剃發被降格到了奉祀侯,要是后人不背鍋,那孔夫子可就要背鍋了。
于是王陽明就先把這個大鍋背了起來。
一時間對他的評價,簡直可以和王安石相提并論了。
和王安石相提并論,在宋明時節,那基本上就是說這人禍亂天下了。
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對于明末文人“空談心性、不干正事”的行為深惡痛絕,以為此是明末亂局的根源。
顧炎武說的還客氣的,說以一個人改變天下的風氣,宋時有王安石的新學,今有王陽明的良知。想要撥亂世反諸正,只能待后來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氣,稱呼王陽明為“江左王氏”,說他陽儒陰佛、誣圣邪說。要對明末士大夫不干正事、整天想著悟道成圣負責。
王安石的評價,一直都是人品過硬、才能過硬,但是帶壞了風氣。這些人化用此事讓王陽明背鍋,一脈相承,認可其水平,但總需要一個背鍋俠。
這些人批判了一番后,發現朝廷居然在武德宮以及下屬的營學,復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釋。
輿論漸漸轉向,轉而又去讓朱熹背這口大鍋。可有想讓背鍋的,就有想讓其不背的。
明末心學打開了理學的禁錮,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帶來了享樂主義、放縱主義,道德淪喪等等問題。
物極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認為放縱是不對的,應該加大道德主義,理學禮教不但不應被廢,還應該加強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華傳播,一部分人又想著“以耶補儒”,把天主教十誡和禮教融合起來。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華打不過儒家,我還打不過佛教嗎?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為什么不取代佛教,成為和儒家關系最近的補充呢?
于是有人提出,所謂佛教,就是天主教東傳后的變種。三位一體,和佛家三佛是一樣的。
化身佛,佛陀為了度脫世間眾生,隨緣教化、隨應三界六道等情況顯現的變化之身。其實,就是耶穌,也是一樣在人間行走。法身佛,即為圣父;報身佛,即為圣靈。
順帶著,又用佛家不殺生,質問佛家的人怎么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過根深蒂固的儒家,先借著儒家的力把佛教毆了一遍,雙方甚至發生了教徒互毆、殉教武戰、你焚寺廟我燒教堂的情況。
加上王陽明又被一些人認為是“陽儒陰釋”,更是跟著一起背了個談悟性、談心性誤國的大鍋。釋家節節敗退,天主教傳播更加兇猛。
還有一部分守舊黨則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經義根本不相容,甚至違背。天主教認為用“天主”、“上帝”這些中國詞匯玷污了DEUS;儒家部分人還認為天主教瞎雞兒用天主、上帝這樣的詞才是大不敬。
一時間整個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時候更加混亂,簡直是亂成一團。
奇葩學說涌現不停。
整體上又受拘于先天不足,破而后立一直沒出現,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從孔孟到陽明,各家學派互相噴,互相拿著放大鏡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亂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這個絕對的政治正確外,打著儒學之名的各種學派結社立說,各顯其言。
大順官方擺出姿態,要用宋時的永嘉永康學派,事功之學,這幾年才總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亂。
可這也只是表面的平靜,平靜之下,暗流涌動。
朝中有西法黨與守舊黨之爭,也有北儒和南儒之爭。
永嘉學派誕生于工商業發達的浙東,悲憤于靖康之恥和南渡不北伐,又極為事功,認為義利之辨需要細究。
等到大順選用其為官方意識形態,整個國朝的環境基礎又和宋時完全不同了。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南北邊各自都有對浙東學派的解釋,互相都不認為對方是對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點不會錯。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親歷了空談心性的無用,見證過失地流民的慘劇。
北方派顏元痛斥“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過宋儒理學,復歸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認為作為儒生,要“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肄三為程,討論兵、農,辨商今古”,不但要學詩歌禮儀,還要學數學、打拳、身法、武術、兵法、農學……
但在土地政策上,見識過北方流民之苦的這一派,是有激進復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圈地運動等見聞、帶來了烏托邦等小冊子后,這種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復古井田,但最起碼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
不允許大規模雇工,也不允許工商業過度發展,以免出現大順版的羊吃人。不過總算還沒復古到封建封君這一步。
對于朝廷以事功學派為官方學問,北方學派也是支持的。
認為“如果陳亮的學問能夠大興,雖然不免夾雜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蒼生能幸運點。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學問大興,以至于朝代交替,世道淪落如此。”
對于朝廷在武德宮試行三舍法,北方學派也認可。
認為這復古復的還不夠,也不應該只在基本盤里試行。
應該復到范仲淹慶歷興學時候的蘇湖教法,學堂分經義齋和治事齋:學校既要教經義,還要教兵法、治民、算學、水利、天文、農學、擊劍等。
以經義為主修,以治事為輔修。
主修經義加一門選修輔修,必須都合格才能晉級。
從而讓每個讀書人學成之后,就能干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辯經,正事啥也不會。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頗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
朝廷養一套做基本盤的三舍法,已經耗費太多。
若是全國興學,搞分齋教育,只怕要把戶政府尚書大人的褲子當了。
沒錢。
至于南方學派。
他們扎根于經濟發達的江南,那里的萌芽已經有所體現,他們對于浙東學派的解釋,更趨近于“農商一體、發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
甚至有一些人認為,國家應該進行幣制改革,一方面試著復用交子紙幣,另一方面也應該適當學習西洋人,鑄造銀幣。
至于開海、通商這些事,他們也是支持的。
當然,他們也反對收重稅,更反對皇家壟斷經營。
對“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這件事,他們說的更加直白:
什么狗屁義利之辨、本末之爭?不過是一些人想要掠奪國家財富以為私用。如果說抑商真的是為了義,也就罷了。但看后來的表現,把商人之利掠為己用,這哪里是義呢?分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卻要說是為了義,真是既當又立。
至于是哪些人……倒也沒說的太直白。
但問題在于他們暫時也還是破而不立的階段,對于經濟學處在一個模糊朦朧的概念。
再加上他們其實不反兼并,認為兼并之后的人可以從事工商之利,這在此時就有些過于激進。
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這種經濟基礎差異產生的南北之爭,成為了兩方爭奪“浙東學派正統注經人”的根本矛盾。
大順是見過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也是靠這個起家的,南方學派也只有個朦朧印象,根本沒成體系,自然不敢用。
文華之盛,始在江南,財稅重地,有錢文化就昌盛。
北學派與南學派雙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對外政策、貿易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等等,都各執一詞。
至于官方意識形態到底選哪一種,到現在仍舊沒有定性。
這種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亂,至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正統學問。
破是破了,立卻未立,況且有宋元明數百年,理學深入之深,縱然前朝有心學解開了禁錮,本朝又興事功學,終究扭轉起來沒那么容易。
就像是王陽明的心學,他可以悟道,可后來學心學的,很多都學歪了。
大順借華夷之別啟用的事功學派,在明末極力宣揚南宋學派興起時的復仇主義,加上理學的殘余、心學的扭轉,在儒林中完全變了味。真正的實學難學、立功太難,喊天朝上國睥睨四方的口號卻簡單的多,立國沒幾年,夸夸其談之輩漸多。
天佑殿里的人,總算好些,都是獨木橋上殺出來的人精,但也亂的可以。
除了倆勛貴武德宮將臣,剩下四個,一個北派的,一個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補儒的異端天主教徒大儒,一個南派的,一個心學異端。